2025年7月9日，加勒比海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一间会议室里，科兴生物特别股东大会的投票结果揭晓：赛富基金提名的十人新董事会名单获通过。这场被资本市场称为“疫苗行业世纪对决”的会议，以戏剧性方式为科兴生物长达十年的控制权争夺战画下阶段性句点。
随着总额最高达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8亿元）的“清仓式分红”计划同步推进，创始人尹卫东阵营重新夺回主导权，而这场资本博弈留下的裂痕，仍在持续撕裂这家曾因新冠疫苗闻名全球的生物制药企业。
一、天价分红：控制权争夺的终极筹码
科兴生物的分红方案堪称资本市场罕见操作。公司宣布分三阶段派息：第一阶段每股55美元于7月7日支付，第二阶段每股19美元在股东大会后追加，第三阶段计划每股派发20-50美元。
按总股本6006万股计算，三次派息总额将达56.5亿至74.5亿美元，占公司账面现金余额的73%。这一数字意味着，若按最高额派息，股东每持有1股可获得相当于停牌前股价（6.47美元/股）19倍的回报。
“这本质是一场控制权争夺的防御策略。”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欣指出，第一阶段55美元分红特意安排在股东大会前支付，且公告明确“股东投票关系到后续补偿性股息发放”。
赛富基金与李嘉强阵营均承诺推进分红，但双方对董事会合法性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大股东赛富基金将获得5.93亿美元，CEO尹卫东也将入账3.5亿美元，而这场资本盛宴的背后，是十年控制权争夺的终极对决。
二、十年拉锯：从兄弟齐心到反目成仇
科兴生物的控制权战争可追溯至2001年。当年，技术专家尹卫东与北大教授潘爱华共同创立北京科兴，潘爱华出资5100万元占股76%，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
公司通过反向收购于2003年登陆纳斯达克，但股权架构暗藏矛盾：潘爱华控制的未名生物持有北京科兴26.91%股份，而尹卫东通过科兴控股（香港）间接持股73.09%。
2016年，科兴计划私有化退市并在内地上市成为导火索。尹卫东联合赛富基金、康桥资本、维梧资本组成买方团，提出每股6.18美元报价；潘爱华则拉拢未名医药、中信并购基金及第一大股东强新资本（1Globe Capital LLC）抗衡。
2018年，冲突激化至抢夺公章、剪断工厂电线，导致价值1540万元的疫苗报废，纳斯达克以“治理失效”为由强制停牌。
司法介入成为转折点，2025年1月，英国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以“历史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将科兴董事会中的四名成员替换为强新资本实控人李嘉强在2018年2月提名的人选，并宣布尹卫东启动的“毒丸计划”（向对手外股东增发新股）无效。
三、阵营分立：三足鼎立的资本博弈
当前科兴生物的股东格局呈现“三足鼎立”态势：
1. 尹卫东-赛富系：赛富基金持股18.87%为第一大股东，尹卫东个人持股11%。新董事会成员包括赛富基金合伙人阎焱、维梧资本董事付山等。
2. 李嘉强-强新系：尽管强新资本当前持股比例不足5%，但李嘉强通过2018年股东大会推翻原董事会，并借助英国枢密院裁决维持影响力。其提名的董事会成员包括独立董事卢毓琳、裘育敏等。
3. 维梧资本-中小股东联盟：作为前五大股东（持股8.21%），维梧资本联合尚珹资本发起诉讼，指控李嘉强阵营“伪造文件、违规增持”，并揭露其通过加拿大经纪账户秘密积累近三分之一股份。
这场资本博弈的激烈程度远超市场预期。2025年4月，维梧资本披露，新董事会阻挠股东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威胁撤销维梧资本等长期投资者持有的16%股份，并试图安插与1Globe关联的董事。
这一系列行为导致公司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辞职，科兴生物亦承认尚未找到新的审计机构，纳斯达克上市地位岌岌可危。
四、内耗代价：从疫苗巨头到科研空心化
持续内耗已让科兴生物付出沉重代价。2021年，公司凭借新冠疫苗实现84.67亿美元净利润，相当于此前六年总利润的35倍，但股东却因停牌无法分享股价红利。
2023年，公司亏损1亿美元，2024年虽扭亏为盈，但新冠疫苗已停产，市场需求断崖式下跌。更严峻的是，巨额分红的“焦土战略”正在抽干企业的研发血液。
“当股东们数着美元离场时，这家曾经创造辉煌的企业，其科研根基也随之崩塌。”行业分析师指出，科兴生物现有产品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甲型肝炎灭活疫苗等，但研发资金被分红计划大幅挤压。
2025年6月，公司董事会宣布考虑在港股上市，但这仅仅是危机中的自救措施。如何在英美法律体系和中国监管要求之间平衡，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五、治理启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镜鉴
科兴生物的控制权战争，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敲响了警钟。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虽属常见，但手段极端、过程漫长的争夺战，往往会对企业造成致命伤害。
张晓欣律师指出：“有的控制权争夺，手段和方式就显得比较极端，也会非常的戏剧化，这种公司控制权的动荡可能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科兴生物的案例表明，创始团队股权设计缺陷、外部资本过度介入、司法管辖权冲突等因素，都可能引发治理危机。对于生物医药这类技术密集型行业，稳定的治理结构是研发创新的基石。当控制权争夺演变为“抽干现金、摧毁科研”的零和博弈，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安提瓜和巴布达高等法院将就“毒丸计划”所涉股份有效性作出最终裁决，而这场持续十年的控制权争夺战，或许将重新定义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治理边界。当538亿元分红尘埃落定，科兴生物能否在废墟上重建科研帝国，仍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