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拜登上台了，不妨从学习特朗普做起，而不应是一味清算“遗产”
文/海洋
1月6日国会山暴力冲突事件之后，特朗普的总统生涯其实已经“政治性死亡”。这位性格乖戾的“推特总统”，与华盛顿乃至整体上衣冠楚楚的传统西方领导人之间，心灵距离都太过遥远。在权势正盛时，特朗普的耳畔固然不乏言不由衷的过誉之言，但一旦露出明显破绽则注定被移除圈外。
今日的美国，决心与特朗普切割的并不只是推特、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巨头，那些自命体面的保守派，包括过去四年里一路维护他的“副手”彭斯以及圆融的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等等，大体也都已“走好不送”。
特朗普走出白宫的背影，与“骄傲男孩”之类的边缘人群紧紧捆绑在一起，强化了他“望之不似人主”的固有印象。在国会山暴力冲突事件的余波以及特朗普本人在任期收尾时回归正统路线的印象下，舆论的风向似乎一下子全面转向了讨伐和清算。实际上，过去四年里，这位美国史上最为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对华盛顿政治议程做出的重大改变，并不是一笔就能勾销的。在浮夸煽动的言行举止和刀尖玩火的政治策略外，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也并非没有可取和可继承之处，即便是对其恨之入骨的民主党，如果只是一味清算，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极化”。
特朗普的“副手”彭斯没有参加特朗普的欢送会，却去参加了拜登的就职典礼
首先，特朗普政府留下了“竞选承诺要兑现”的政治氛围。拜登强调新的政府将医治分裂的美国，这句话不是完全准确的。分裂是问题的表现之一，两党政客过去习惯了说过就忘，不愿履行“负责任的政治”，导致矛盾下移、民间积怨太深，才是问题的核心。
特朗普执政以来，各项政策简单粗暴、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是显著短板，但有一点，特朗普确实在认真兑现其承诺。从修改医保法案到制造业回迁，从边境建墙到从阿富汗、叙利亚撤军，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政治素人和他自己所称的“局外人”，特朗普其实是在逐项推动其竞选政策议程落地的过程中，和保守派议员、职业政客逐渐形成深度捆绑关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一边招人恨，但另一边选票还是由2016年的6200万张涨到2020年的7400万，说明他是“真干了活了的”。
拜登在竞选时可以把“讨厌特朗普”当作唯一政纲，但是执政后他必须解决如何将民主党基本盘的愤怒情绪落实为具体政策的问题了。来自中美洲的难民大军正在向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移动，他们相信拜登会更加仁慈；来自欧洲的盟友们等着美国终止关税惩罚，他们相信拜登是国际主义的……但是，拜登有没有特朗普的胆量去“拨乱反正”，然后视7400万保守派选民的愤怒若无物？拜登有没有能力走一条两边都能接受的中间道路？
拜登政府执政后需要通过切实解决问题，缓和与被特朗普团结起来的保守派人群之间的对立关系，安抚同样躁动不安的左翼激进力量。要知道，左右翼的基本盘里虽然确实有一些激进的疯子，但更多的是长期身处困境的基本群众。有一点是确定的，有了特朗普这五年的不管不顾，华盛顿过去那套见了争议就躲开的政治策略，怕是糊弄不过去了。
特朗普夫妇离开华盛顿前挥手告别
其次，特朗普政府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美国乃至世界对全球化进程的看法。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已经发生了若干实质性的改变。冷战后再次膨胀的全球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由华尔街和硅谷共同主导：金融资本负责包装硅谷，收获漂亮的财务年报；硅谷则从华尔街拿到启动资金，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在全世界汲取资金和人才支持：二者齐心协力挤压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盈利空间，推动产业链条中盈利能力弱的部分转移到生产要素更为廉价的第三世界。
就其本身而言，产业转移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需求，但这个过程本身是不考虑社会稳定、政治团结等盈利外的其他要素的。激进的全球化进程带来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与政府的深度绑定，华尔街和硅谷从全球攫取的暴利没有被政府拿出来进行二次分配，拯救那些因全球化陷入困境的人群，最终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和收入差距空前加大。不管出于真情还是假意，不管是出于“美国优先”的功利化目标还是讨好支持者的一种政治秀，特朗普比华盛顿的任何自命正派的人物都更认真地回应了这些失意者的诉求，包括冲进国会山的“萨满哥”，以及在国会山中枪身亡的“退役女兵”阿什利·巴比特。
特朗普所开的药方是产业链迁回美国，目前看来没什么效果。但特朗普敢于给华尔街和硅谷脸色看，就已经影响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应该看到，有限和可控的全球化已经从一个口号变成很多西方国家现实的政策选择。而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盈利率不是美国评价华尔街和硅谷价值的唯一指标，并要求资本必须服从于政府的社会安全策略，要求华尔街和硅谷自己“出血”推动下游产业链迁回美国。美国汽车企业要用美国铝，苹果手机组装要在美国进行……
特朗普的很多举措只具有象征意义，或者缺乏后继手段，但他“打出头鸟”的思路确实逼迫垄断巨头们收缩了全球供应链。抛开特朗普在麦克风前和社交媒体上发出的那些刺耳的噪音，他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政府不仅是全球化的推动者，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保护者。政府要保护资本，但也要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由于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做法使很多原来早有此意却不敢表露的西方国家顺势而为，形成了全球性的风潮。拜登的政策基本沿袭奥巴马，但面对已成气候的可控全球化思潮，拜登能否全盘恢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在不容乐观。
最后，特朗普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重击，其实反倒是暂时稳定了原本已摇摇欲坠的美国主流价值。特朗普靠蔑视“政治正确”起家，又因为过度消费“政治正确”使其反对者也完全被动员了起来，最终失去权位。于是，很多人欢呼多元文化主义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的核心。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那就是特朗普的反对者群体太过复杂，诉求过于互斥，在打倒特朗普之后很可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而另一边，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却在特朗普时期完成了集结。
美国式政治正确的核心就是保护文化多元主义，捍卫少数族裔、少数派宗教、同性恋群体、控枪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元治理信仰者等等各种人群的生存发展权利，提防主流价值观的“话语霸权”，但缺乏将众多群体整合在一起的能力，更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政策议程。于是，“政治正确”才在现实中逐渐演变为空洞的说辞，国家缺乏凝聚力、政府缺乏执行力却同时让自由和保守两派都深受其害。如果立足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不难发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赖于万众一心，任何无法回答“我们是谁”、缺乏强大主流价值观的社会都将是软弱的。
特朗普确实手法粗糙，肆意制造社会分裂，但他通过绑架温和的保守主义力量，使右翼温和派向保守派靠拢，最终让保守主义力量消弭了内部分歧。因此，特朗普政府其实具有了较强的政治共识和政策执行力。这样的一种优势，目前在拜登政府中还看不到。民主党政府过去对多元群体发展放任自流、一味收买而缺乏总体协调的做法，更无法与之相比。
拜登可以停建甚至拆毁特朗普时期修起来的墙，但美墨边境放任非法移民自由出入的现状恐怕民主党支持者内也会有强大的不同意见。拜登可以恢复奥巴马的医保政策，但改变巨大投入被私人保险和医疗机构鲸吞、民众得利甚微的状态恐怕非其所能。说到底，拜登政府的无能为力不一定是无能所致，而是多元文化主义衍生出的一系列“政治正确”原则同样有着严重的先天缺陷，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极端求“异”而拒“合”，也有使国家政治失能的风险。特朗普的“有所作为”也不是其本人多么天才，而是他试图重建国家自主性和权威的做法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拜登如果要有所作为，在这些方面不回到特朗普路线上是很困难的。
特朗普不是一个标准的政治人物，因缘际会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的总统；他不善学习，傲慢少思又根基不固。在野心勃勃者如过江之卿的华盛顿，特朗普已经黯然离开，很难东山再起。但事情往往要分两面看，也正是因为特朗普没有华盛顿很多固有的政治陋习，他反倒靠莽撞冒失去满足了保守主义群体的若干长期和重大诉求。而对于拜登和美国来说，反特朗普容易，反特朗普主义难，不去认真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命题，美国政治很难进入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