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古田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学：如何在新组建的队伍中站稳脚，开新局

话说，1929年6月8日，毛泽东在白沙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提出辞职并请求马上撤换书记，去苏联学习兼休息。随后，会议选举了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则离开部队，到闽西休养。

毛泽东请辞的背后充满了愤懑、失望与无奈，也将红四军持续许久“是否设立军委”的矛盾推至高潮。

可短短半年之后的12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初步统一了军内思想，明确了思想建党基本原则。而且，在这之后领导红军打破敌人围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是用什么方法完成这种逆袭，化解这种复杂的思想矛盾分歧，重新统一思想和行动的？

今天，让我们一起梳理整个过程，并试图从6个方面寻找答案。

全新而复杂的局面

1.新事业的复杂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尝试，在当时都是新事物。

探索本身就意味着曲折，也意味着他人的理解与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争议和分歧，自然也少不了。

2.红军队伍构成的复杂性。

一是来源的复杂。红四军自1928年4月朱毛会师以来，队伍逐步扩大。相继有红五军（1928年12月会师，1929年4月再次在瑞金会师），红独立第二、四团（1929年2月），闽西地方武装（1929年6月）加入，形成四个纵队，约6000人。

二是成分的复杂。77%是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自然就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观念。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其实，就连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当时也没搞懂红军中党的思想建设该如何开展。

矛盾的焦点：是否设立军委

从形式上来讲，党的各级组织都应齐备。军队、地方、割据地区、前线......井冈山时期其实也的确是这样，各类党组织比较健全。

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任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由陈毅任书记；6月4日，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通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

随着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行军打仗之后，小队伍、灵活性与党组织重叠臃肿的矛盾凸显出来，带来了效率低下的问题。于是，2月项山整编时，前委决定，红四军军委暂停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

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常要开会讨论军情和部队行动问题。这样，军委和前委机构就显得重叠，开了军委会又要开前委会，或者开了前委会还要开军委会，而大多是同样一些人，大家都感到“颇生麻烦”。——《实录毛泽东2：崛起挽狂澜1927-1945》

虽因前委事务繁多，1929年5月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临时书记）。可临时军委未能摆正位置，出现与前委领导间争权的诸多矛盾。

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会议时甚至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即在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上以36票对5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毛泽东也向前委提出辞职。

刘安恭军委书记职务虽自然免职，“可他本人又在到处游说，散布了许多挑拨红4军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和攻击言论。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领导者认识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实录毛泽东2：崛起挽狂澜1927-1945》）

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角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1928-1929年前委与红四军党委变更情况图

直面问题不能逃避

以上的分歧与矛盾，背后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是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斗争。如不搞清楚，势必严重影响军队的建设，影响党在军队的权威，给革命造成重大隐患。

“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给林彪的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问题不仅出现了，而且还日益尖锐，而且上升至军队主要领导间的矛盾。思想不统一，导致军队内指挥作战不统一，形势可谓极其危险。

问题面前该怎么办？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给出了答案：“从前的隐蔽（争论的问题）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

掩盖矛盾，并不能解决矛盾。暴露出来，才是进步，才有解决的可能，才不会发生可怕的后果。

争取上级的支持与认可

毛泽东在白沙会议之后提出辞职，后到闽西休养，彻底离开部队。这是一种明智的以退为进。为其进一步等待上级指示，静观干部群众反应留出了时间和空间。

退让之后，如何“进”，上级的指示和介入就非常重要。有时候，内部一团乱麻时，外力的介入就十分必要。

七大后，毛泽东去闽西休养，陈毅则到上海如实地向周恩来、李立三等党中央负责人，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

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

最终，由陈毅主笔形成《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团结合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党中央对毛泽东的认可与支持，在前敌委员会上做了传达，并两次写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从中央回来，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的希冀。——11月18日《陈毅给毛泽东的信》

争取群众的支持与认可

有了上级的支持和认可，毛泽东恢复了前委书记职务。但，这不代表红四军的思想分歧就此解决了，思想就此统一了，毛泽东就此立住脚了。

争取群众支持与认可，就成了毛泽东接下来重点要做的事情。这里包括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凝聚共识。

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到新泉邻村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对红军的意见。在新泉整训深入连队召开座谈会，围绕思想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和纠正方法，讨论、揭发和批评，畅所欲言。

古田会议前，在军司令部驻地主持召开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联席会议。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整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上分组起草大会的各种提案，由前委审查后提交红四军九大审议。

制度固化共识

新泉整训期间，朱德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

‌古田会议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8种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决议案。

前期广泛征求意见，凝聚共识的内容，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下来。

所以，制度既是对已有共识的梳理与固化，也是对后人行为的规范和指引。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周恩来、朱德、陈毅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与坦诚。他们都是一心为公，知错改错，实事求是。否则，党中央也得不到准备的报告，毛泽东也无法得到上级和下级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