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唐
書店會逆勢重光嗎？
這是近期縈繞在出版業界的一個共同的疑問。在中信出版集團總經理段甲強的眼裡，書店的春天，似乎已經腳步臨近了。
最近，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大型央企，都向中信出版集團拋來了橄欖枝，邀請他們洽談合作，利用其城市休閑空間，開辦大型書店。而中信出版集團的一家新書店，也即將開業，這似乎為久已潰退的書店業，帶來了一抹亮色。
這個亮色，是《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下稱《條例》）帶來的，《條例》將於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這部以「全民閱讀」命名的行政法規，自國務院審議通過之日起，便在出版與閱讀領域反響強烈。它被寄予厚望——在紙質閱讀式微、注意力碎片化、出版業深度調整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一劑強心針，系統性地推動書香社會建設。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旨在由政府主導，系統性推動全民閱讀，明確各級政府在閱讀設施建設、資源供給等方面的職責；鼓勵社會力量積极參与，開展各類閱讀活動以營造社會氛圍，最終目標是培養全民的閱讀習慣，提升社會文明程度。
然而，政策紅利之下，不同市場主體的感受與預期卻存在著顯著差別。從大型出版集團到行業基金會，再到一線民營書店，他們如何看待這部《條例》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複雜現實下的挑戰
「當時我是新聞上看到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我很激動。」中信出版集團總經理段甲強回憶起得知《條例》通過時的場景。作為國內領先的出版集團負責人，他視此為推動行業變革的重大信號。然而，資本市場的反應給他潑了一盆「冷水」：「第二天整個出版行業的股票平靜如水。」這也反映出了出版業面臨的複雜處境。冰凍並非一日之寒。
段甲強將挑戰概括為幾個交織的因素：行業整體處於下行期，紙質圖書銷量持續滑坡；技術變革，尤其是人工智慧對內容生產與傳播模式的衝擊日益顯著；銷售渠道快速迭代，從傳統電商到直播帶貨等內容電商，渠道話語權的轉移不斷擠壓出版方的利潤空間；價格體系混亂，低價傾銷與盜版侵權猖獗，嚴重侵蝕正版市場。他引用一位作者的觀察指出：「如今可能賣1本正版書，市場上就有40本盜版書。」
與此同時，國民閱讀狀況亦不容樂觀。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第二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2024年，中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79本，人均電子書閱讀量為3.52本，日均紙質圖書閱讀時間僅24.41分鐘。快節奏生活與碎片化內容，正不斷蠶食深度閱讀的土壤。
韜奮基金會副理事長黃書元同樣感受到行業的陣陣寒意。他坦言，近兩年出版業市場有所收縮，讀者需求愈加多元；內容生產端「內卷」嚴重，支持原創的動力有所欠缺，人才也在流失；實體書店承受著租金與客流雙重壓力。
1月8日，在中國出版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聯合主辦的「出版發行高質量發展論壇」上。中宣部印刷發行局副局長蔡書貴談到，當前出版業仍處在深度調整期、動能轉換期和生態重構期，有效供給和精準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仍然較為突出。2025年全國實體書店減少的數量約為1000家，雖然很多書店也在嘗試多業態的融合，但是多業態反哺圖書主業的作用還不夠突出。
蔡書貴還指出，從供給側的需求來看，面對讀者習慣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圖書的總供給結構性過剩，優質圖書的供給還不夠多，而數字化、多樣態的轉化也不夠多，消費者數字化閱讀需求在持續增加，而傳統閱讀的需求在下降。
蔡書貴指出，落實《條例》，要支持和引領實體書店創新發展。實體書店是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載體，要建立部門協調聯動機制，推動各地採取政策措施支持書店發展，培育一批高品質、有內涵的特色書店。建設小而美的閱讀空間，推動各地培育城市文化會客廳，分批指導有條件有意願的書店升級為傳承城市歷史文脈、展現地方人文氣質的文化交流空間。
黃書元也認為，《條例》對出版業提供了間接但根本性的支持：「如果沒有優質的出版物，閱讀就是無米之炊。如果沒有比較健康的出版生態，閱讀推廣也無從談起。」他認為，出版與閱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條例》雖以閱讀為名，實則通過規範和引導閱讀需求、疏通傳播渠道、優化市場環境，為出版業「把路打通了」，如同疏通了產業的「毛細血管」。
而在行業另一端，出版從業者仍在盼望政策對自己實質性的幫助。長沙鏡中書店主理人海蒂直言，最初看到《條例》時，最想弄清楚的是「跟自己切身的關係到底在哪兒」。在她看來，《條例》目前還是一個宏觀框架，她認為「《條例》施行之後，肯定還是要有具體的措施的，並且得是自上而下的」。
海蒂還將目光投向更宏觀的市場環境，認為大型互聯網平台也應當承擔起責任，「線上渠道的低折扣競爭正在扼殺實體書店」。想要構建一個健康的圖書出版銷售「大生態」，涉及平台、出版社、經銷商等多方利益平衡。
優質內容與渠道創新
儘管感受各異，但出版產業鏈已開始積極解讀並布局，試圖抓住《條例》帶來的潛在機遇。其核心共識在於：內容質量是根本，渠道創新是關鍵。
《條例》中「聚焦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優秀出版物」的要求，與出版機構的發展戰略高度契合。段甲強認為，這將推動出版業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中信出版集團迅速制定了「貫徹落實《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十條舉措」，並將其細化為具體行動。
段甲強舉例說明了中信出版在內容上的堅守：從《誰動了我的乳酪》到基辛格的《論中國》，再到剖析科技競爭的《科技共和國》等。「我堅信我們出版人的情懷和使命就在於，只要是好書，哪怕是短期不掙錢我也要干，說不定就可以影響一批人乃至一代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集團旗下小眾學術刊物《比較》，雖很難盈利，但其刊載的前沿思想和學術文章影響深遠。段甲強表示《比較》仍會繼續辦下去。
此外，《條例》明確提出「支持實體書店發展」，這讓段甲強倍感振奮。近些年，顯然是書店業最艱難的時光，中信出版集團旗下的中信書店整體也在收縮，一些書店的利潤覆蓋不了房租和人員成本，傳統的書店業態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條例》的實施，為中信書店探索的「書店合作2.0」模式，提供了想像空間：地方政府或企業提供優質空間等硬體設施，中信書店負責內容運營與管理，以「輕資產、重運營」方式合作。
段甲強的目標是在「十五五」期間將中信書店的開店數量翻三番。未來的中信書店，被重新定義為「城市文化空間」和「綜合知識服務能力的線下輸出埠」：除了圖書和輕餐飲，更重要的是持續不斷地舉辦作者見面會、讀書分享會、課程培訓等文化活動，鏈接高端作者與忠實讀者，服務地方政府的文化建設與企業、機構的團體學習需求。
《條例》也鼓勵「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融合發展」。段甲強介紹，中信出版正在升級自有平台「中信書院」app，旨在打造「高端化、思想化、智能化」的知識服務平台，並探索開發「圖書智能體」以實現互動式閱讀。此外，通過將作app者資源轉化為培訓師資，為企業機構提供定製化服務，中信正從圖書出版商向「綜合知識服務商」轉型。
黃書元同樣認為，《條例》對出版業最核心的支持在於對內容生產的引導和要求。「它提出來的要豐富出版品種、優化結構，其實就是要加大優質出版內容的供給。」他表示，《條例》還細化了針對少兒、老年人等不同群體的閱讀需求，這為出版社的精細化選題提供了方向。
黃書元從公共文化服務角度解讀了《條例》對於出版渠道的支持。《條例》鼓勵在機關、學校、交通樞紐等設置閱讀設施，「以後在各種不同場合，你要想讀書都可以找到優質圖書。這種擴大的供給渠道，將來都是由政府買單。」這將為出版業開闢穩定的政府採購市場。他同時認為，政府採購既可能提出特定需求（如地方文化讀物），也會基於市場暢銷書進行選擇，從而兼顧導向與讀者興趣。
而對於《條例》提及的政府採購，海蒂提到，曾有政府聯合書店作為圖書館借閱點的嘗試，但不解決根本問題。核心在於採購折扣與數量：「採購時你要很使勁地談，才能談到6.5折或者7折採購，但如果不起量也沒多大利潤。」
對於「社區閱讀空間」，其實許多民營書店已在實踐，但困難仍然不小，因為每家店獨特性太強。她曾接觸過政府提供的免費社區場地，但對於鏡中書店這類注重調性的書店而言，其讀者客群較為細分，與生活社區往往並不匹配。
基於現實情況，海蒂提出了幾種她認為可能有效的支持方式：一是直接降低運營成本，給書店免租或是裝修補貼。二是採購智力服務而非僅僅圖書，政府可以為書店舉辦的讀書會等活動補貼費用，如嘉賓的來往路費等。
出版業不再「單打獨鬥」
面對行業不同層面反饋的複雜訴求，《條例》的有效實施無疑考驗著各方的智慧與執行力。
黃書元特彆強調了《條例》在制度上的突破：明確了各級政府的主導責任，並要求文化、教育、財政等多部門協同推進。「原來基本上都是我們出版業單打獨鬥，但這次提出來的各級政府、文化教育部門都要協同來做這個事情，力量就更強了。」
黃書元認為，《條例》作為全國性法規，難以設定統一的硬性量化指標，更多是原則性要求。這給了地方執行一定的靈活空間，但也可能導致標準模糊、落實有差別。
作為公益組織，韜奮基金會表示將積極響應《條例》。黃書元介紹，基金會每年投入約一億元用於捐贈圖書和舉辦閱讀活動，未來將加大力度，並通過其下設的全民閱讀工作委員會等機構，更有效地組織基層讀書會等社會力量。
段甲強表示，為了更廣泛地推廣閱讀，中信出版推出了一項「全民閱讀推廣大使」計劃。該計劃不僅邀請梁鴻、達利歐等國內外知名作者擔任大使，還將從廣大忠實讀者中遴選代表。他希望通過這些大使的示範效應和各類線上線下活動，將閱讀推廣從「塔尖」的作者延伸至「塔基」的廣大讀者，形成更廣泛的社會聯動。
隨著《條例》的施行，它將如何影響出版行業每一個參與者？它將如何疏通出版行業的「痼疾」，並培育更深厚的閱讀土壤？答案或許不在於條文本身，而在於隨後展開的、充滿細節的實踐。無論如何，需要的是持之以恆的系統推進、尊重差異的精準施策以及全社會對閱讀價值更深切的認同與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