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純屬虛構。
1,
劉總的工廠欠銀行1500萬,到期沒還上,被銀行拍賣了,但拍賣了兩輪,沒人要,這事就沒了下文。
直到一年半後,劉總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他,只需要他拿出350萬,就能夠買走自己那些廠房和設備。
劉總覺得是詐騙,但對方聲稱自己是律師事務所的,還邀請他去律所中面談,以鑒別身份真偽。
劉總的那些廠房和土地,幾年前能從銀行抵押貸款1500萬,總價值肯定是大於1500萬的,所以劉總雖然懷疑對方是騙子,但還是禁不住誘惑,想去看一看。
但是,他又不懂得如何去辨識真假,就邀請了我同去。
見面之後,我先問他們是如何從銀行手裡拿到這個資產的?
他們說自己是某資產處置公司的合作單位,劉總的廠房和設備是資產處置公司從銀行那裡拍賣的資產包的很小一部分。
我托朋友核實了這個消息的真假,得知某資產公司這次拍賣的資產包有20個億,拿到手的價格是2.5折,也就是5個億。
資產管理公司拍賣到這個資產包後,就將資產包進行拆分,然後採用不同的處置策略。
5個億的資產包中,有4億是某三線地市的商品房,五證齊全的,當時抵押給銀行的價格是銷售價格7折。也就是說,僅僅這部分商品房的價值,就在5.7億以上。
「他們處置這筆商品房的所得,就快要覆蓋這5個億的購買成本了。所以,剩下的那些資產,按照兩折賣給你,都是有得賺的。」我對劉總說道。
劉總這才放心,一番討價還價後,以295萬的價格,確認了購買意向,然後開始四處籌錢……
2,
認識劉總是2020年上半年的事情了,他無意中看到了我關於企業債務重整的文章,就主動聯繫了我,在支付了三個小時的諮詢費後,我跟他見了面。
相對來說,他的問題很小:實際資產2000萬以上,銀行借貸1500萬,民間借貸1200萬。雖然資不抵債,但即便在疫情的那兩年,企業每年也能夠實現實際利潤300萬左右。
但是,他每年要還銀行利息將近100萬,還民間借貸的利息180萬,兩者相加,就將他的實際利潤吃完了,所以他公司的賬上,一直很緊張,很難有現金流沉澱。
疫情兩年中,原來那些借錢給他的朋友,有一些經濟困難的,就開始陸陸續續向他索要本金,他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這將會是普遍現象,就又拆東牆補西牆,退回了那些朋友的借款。
再後來,一些朋友的借款合同也到期了,也向他索要本金,等他周轉不過來的時候,個別債主為了拿回自己的本金,堵著工廠大門一鬧,就鬧得人心惶惶。他的競爭對手知道了,立刻散播他嚴重資不抵債、馬上就要破產的消息,讓他面臨的擠兌場面進一步加劇。
劉總還算幸運的,看到我文章的時候,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債務破局的概率非常大。
像我之前遇到的某個企業,負債1個億左右,資產不到5000萬,在能調度1000萬以上資金的時候,總覺得自己能捂住,能玩得轉,繼續拆東牆補西牆,導致借錢的成本越來越高,債務規模越來越大,直到身邊幾乎沒人再相信他了,沒人再敢投資他了,能調度的資金不到300萬的時候,才想著找我這樣的人去解決問題,這實在是高看我了。
那個時候的劉總,因為在兩個月前,從來沒有過債務違約,所以即便面臨擠兌,還是有三分之一的朋友,是願意相信他的。
這些人就給劉總建議,先把那些到廠子里鬧事的人的錢還了。
我說堅決不能這樣干,這樣是自尋死路。因為這是第二個堵你廠子大門的了,第一個鬧過,你給了,這才有了第二個;你把第二個解決了,就會有第三個、第四個效仿的,你怎麼辦?
按照這個思路,鬧得最凶的人,不管其他人死活的最自私的人,收益最大,連本帶息把錢拿回去了。只有那些老實人,那些最相信你的、不願意逼你的朋友,到最後什麼也拿不到。
劉總的表弟是個暴脾氣,立刻說我叫上廠里的人,去把他們趕走!他們不走,我就揍他們!
我說這更不行,你這成黑社會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人家來要錢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你去打他們,這到哪都站不住腳,只會讓廠子走到所有人的對立面,被債主聲討,被輿論聲討,甚至被ZF處理。
眾人就讓我拿主意,我說你們一定要搞清楚,有限的資金,用在哪裡是種子?比如銀行的利息不能停,停了就可能被凍結賬戶,更沒得玩;比如員工的工資,尤其是有關鍵技能的特殊人才,他們的工資不能停,因為這部分人走了,工廠就剩空殼子了,才真的盤不活了。
在保證產能和賬戶安全的前提下,立刻召集所有債權人到工廠來開會,開誠布公說明自己的問題,勸說大家簽訂統一的諒解協議。
這些債權人都來了,看到堵工廠大門的債權人,他們都會勸他的,因為這是關係到所有人共同利益的大事,搞死了工廠,所有人跟著倒霉。
我還是按照以前的策略,讓所有人都不再索要利息了,給企業積累現金流和擴大生產規模的可能,然後把這個債務分5年還給大家,每年還本20%。
除此之外,工廠將所有人本金還完後,債權人可以做出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第六年、第七年,按照原始借款的20%,繼續支付給債權人,算作對債權人的補償——等於債權人總共拿到140%的本金。第二個選擇,拿出企業的30%的股份,成立一個有限合夥公司,讓這些債權人享受5年後的永續分紅,與企業真正共命運。
劉總立刻同意了我的方案,讓我起草了合同,他開始召集所有債權人。
3,
跟我料想的一樣,下午來了七個債權人,他們見到鬧事的那位,大多都認識,立刻勸他平靜下來,到茶室一起談方案。
我就跟大家談了方案,這八位都很激動,不願意接受這個方案,有的直接罵劉總辜負了大家的信任。
我等他們罵了一會,宣洩了一部分情緒後,開始給他們講我過去輔導過的兩個失敗的企業債務重組案例,告訴大家不接受這個方案,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工廠真被銀行拍賣了,能不能把銀行的1500萬還清,都很難說。到了那個時候,劉總拿什麼還你們的1200萬呢?」我問他們。
「他還有兩套房子,有一輛賓士,把這些賣了還我們的錢!」堵工廠大門的那位說道。
劉總立刻眼圈都紅了,「去年就有一些朋友要拿回本金,我把兩套房子和車子都抵押了,這個你們可以去查,我也可以把貸款合同拿給你們看。我現在是真的轉不動了,如果這關闖不過去,我們全家人也只能睡大街了。」
劉總說完這句話,有的債主嘆氣,有的債主沉默,有的憤怒,「你裝什麼裝?你肯定把錢都轉移了。」
劉總也感到憋屈,立刻聲淚俱下地賭咒發誓一番,自證清白,群人這才都恢復了理性。
「根據我的經驗,你們只有10天的時間,去避免這個最糟糕的結局。劉總第一批通知你們,肯定是跟你們私交最好的,我希望你們能帶個頭,簽這個協議。」我說道。
有三個人當場簽訂了協議,也有人說要回去跟家人商量商量的,堵門的那個拒絕簽協議。
「如果我們都簽了,就等於放棄了起訴的權力。那些不簽的卻去起訴了,那我們不就虧了嗎?」簽過的人問道。
「這些協議都放在我這裡,如果有一個不簽的,他去起訴,我就把這合同全部撕了,就當沒有這回事請,你們也去起訴吧。」劉總把我教給他的話說了出來。
簽過協議的三位這才放心,堵大門的那位也是一愣——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接下來的三天,又簽了十幾個人的諒解協議,最重要的是,借款超過50萬的,只有一個說要跟家人商量,需要再等等外,其他的全部簽訂諒解協議了。
簽訂諒解協議的人數雖然只有百分之二十,但諒解總金額已經超過民間借貸的一半了,將近700萬都達成了諒解。
這個時候的工作,再次陷入了暫時的僵局,談判的效率慢了下來。
劉總又有些氣餒了。
我說現在不能再只靠我們自己做工作了,效率太慢,能賣你面子的人基本都簽完了,接下來的工作思路要調整。
我們從那些簽過諒解協議中的十幾個大客戶中,找了四個人,建議成立臨時的債權小組,由這四個人做組長,公司以後的經營和財務、資產流向,都要向債權小組組長通報。
這四個人立刻同意了,知道公司的財務、資產和經營狀況,心裡都會更踏實啊!
他們同意了做臨時債權小組的組長,我們這才把遇到的溝通障礙告訴了他們,我也強調了時間的緊迫性,「你們簽訂了協議,大局穩定了一半。但是,如果只靠劉總去溝通的話,我擔心拖延的時間太久,有人會突然去起訴,讓工廠背上訴訟後,銀行就可能抽貸,那我們做的所有工作都白費了。」
能夠出借大額借款的本地人,都是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各自的影響力都不在劉總之下。我說服他們也加入到我們的溝通工作中後,等於五組人馬同時行動,這個溝通效率提高了數倍!
因為這些人有影響力,又都帶頭簽訂了諒解協議,他們還是大額的,三十多個當地人也在他們的影響和說服下,跟著簽訂了諒解協議。
只用了五天時間,73個債權人,就簽訂了62份諒解協議——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我說出的事實和數據,讓他們都明白時間的緊迫性,構建了大家利益共同體的認知。
剩下的11個人,除了原來那個說要跟家人商量的60萬,其他都是2萬到10萬的小額借款。
這些人中,不到5萬的有6個人,都是家庭特別困難的,我沒有再勸他們簽訂5年還款的協議,而是告訴他們對外宣稱自己已經簽訂諒解協議了,把他們的問題放在最後再解決。
解決思路也很簡單,等所有人都簽訂完了,我再說服債權小組,對著6個人區別對待,總金額20萬左右,完全不影響大局:不管是分1年還完,還是分6個月還完,相信債權小組的組長們都會同意。實在不行,再想變通的辦法。
其他幾個人,我們開會研究他們的社會關係網,從簽過協議的62人中,分析誰能影響他們,再團結這些人,共同去影響他們,「因為你不簽諒解協議,導致工廠破產,讓我們70多人都玩完,那你就不只是坑了老劉,你把我們這70多號人也坑慘了。」
用60多人的影響力,去影響這5個人,劉總在我的通盤操作中,從1對73的不利局面,扭轉到了60多人站在他這邊,去共同影響最頑固的5個人。
一周過去,只有那個60萬的李總遲遲不肯簽訂諒解協議,他在一天之內,接到了十幾個債權人電話,大家都勸他以大局為重,簽訂這個諒解協議。
李總提出要查清楚公司的底賬後,再簽訂這個諒解協議,「我要看一看,老劉到底有沒有轉移財產。」
劉總和債權小組的人都同意了。
李總查清楚公司的底賬後,發現公司有筆90多萬的應收賬款,將在三周後到賬,居然找個借口離開,跑到法院起訴去了,還針對這筆應收賬款,申請了訴前保全。
我不能說李總這個行為有錯,畢竟他是債主,他有權決定自己怎麼處置自己的債權。但他這個舉動,等於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本來都在齊心謀取大局穩定的債主們,紛紛炸鍋了,有的也立刻去法院起訴,有的再次跑到劉總辦公室催債……
劉總和債權小組的組長,被這個突然狀況搞懵了,紛紛問我對策,我也只有坦言相告:現在只能聽天由命了。企業背上了訴訟,還不只是一起,三個月後銀行貸款到了還本的期限,你們向哪裡找這個1500萬?如果沒有訴訟風險,三個月後還可能找到拆解資金的,幫你們周轉一下,還進去,再貸出來,還給拆解方。現在有了訴訟,三個月後的1500萬到期,你們能還得上嗎?
眾人傻眼了,「那咱們這麼多天的努力,都白費了?」
「我們勸說李總撤訴,還來得及嗎?」
幾個人把我圍在中間,都徹底慌了。
「你們讓我再想想,我需要點時間。」我從人群中走出去,「等我想到辦法,我會通知劉總的。」
開車走了二十公里後,我將車停在路邊,心情沉重地給劉總打了個電話,「已經沒路了,你讓他們都去起訴吧。」
「陳老師,真沒辦法了?」劉總聲音沙啞,無限傷感地說道。
「你做最壞的打算吧,工廠的資產價值已經沒有了。你現在立刻跟這些債主們談,你願意將這些債務,全部轉化為你的個人借款,用一輩子來還。只要他們還願意相信你,就不會跟著起訴你。」我給了他最後一個建議。
「這還有什麼意義呢?工廠是有限責任的。」劉總問我。
「第一,你要對信得過你的朋友負責,所以你借的錢,就一定要還。第二,你如果能說服他們大多數人跟你個人簽訂諒解協議,將來起訴你的人就少了。這些起訴就是民事訴訟,是經濟糾紛。如果大家聯合起來起訴你,你就構成了非法集資,不僅要承擔民事責任,還要承擔刑事責任,是要坐牢的。」
「我知道了,謝謝你,陳老師。」劉總黯然掛斷了電話。
4,
我知道,那位李總的背後,也有人在給他做顧問,出主意。
懂得保全應收賬款的人,不是律師,就是我這種見識了很多債務糾紛的人。
只不過,我給任何人做策劃的時候,都站在「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公平公正立場,而李總背後那位顧問,是本著「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去給李總出主意的。
所以,李總拿回了他的60萬,表面上看,這是李總個人利益最大化了,實際上呢?李總不僅惹怒了劉總,還惹怒了其他70多位債權人。據說,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有十幾個債權人經常跑到李總家裡鬧事,跑到李總單位鬧事,讓他吐出那60萬,跟所有人平分。
劉總也以個人名義,跟大多數債權人達成了諒解協議:不再索要利息,本金分10年還清。
畢竟,劉總的工廠沒了,他想去賺錢,也沒那麼容易。
幾個月後的銀行貸款1500萬,劉總當然也還不上了,銀行公事公辦,先是起訴,後是法院查封,劉總那個還能每年賺300萬的工廠,就真的成了空廠房和廢銅爛鐵了。
不幸中的萬幸,是劉總雖然背了一身債務,但沒有被追求刑事責任,還保全了自由之身,這才有後來律師事務所聯繫他的事情。
希望他能在295萬買回工廠後,重整旗鼓,給他自己,也給所有債權人一個交代吧。
寫在最後:
這是我關於債權重組問題,寫得最詳盡的一篇文章了,希望能對所有陷於債權糾紛的人,不管是債主還是負債人,都有啟發。
之所以這樣做,是最近聯繫我諮詢這個問題的人較多,而我也不想再介入此類業務,過於耗費心神,還未必會落善報,所以就把我做過的此類案例的成功經驗和關鍵環節的風險點,給大家講解清楚,希望每個人都能學會自己去用,去解決自己的問題,去規避掉最壞的結果,去爭取給最大多數人謀取個圓滿的結局。
在給某個企業做債權整頓的過程中,有債權人罵我是壞人,為虎作倀,站在壞人(欠債人)的立場說話,我給圍著我的十幾個人做了一段演講,「我知道,你們看到的正義,是讓張總破產、坐牢,以泄你們心頭之恨。但是,他坐牢了,你們的錢呢?還有可能要回來嗎?這是雙輸的局面。如果張總沒有能力賺錢,沒有可能還你們的錢,你們讓他坐牢,你們就是想吃了他,我也會不管不問的,這件事本就與我無關。
但是,我看到另一種正義:你們給他以寬容和信任,讓他努力去賺錢,分五年把錢還給你們。他不用坐牢,你們的財產損失也會降到最低。等他東山再起,他一定會記得你們的恩情,也一定會對你們有個好的交代。這就是我看到的更大的正義,也是我想在這個事件中,帶著你們修的一個圓滿。」
很多人做債務整頓,想的是如何逃避責任,這就跟我的初衷不一致,我也擔心背上因果報應,所以面對巨大誘惑的時候,雖然也曾動心過,但最後都堅守了初心:陪著負債人,全力以赴去對債務承擔責任,一起找出最有擔當的方案,而不是幫助負債人如何逃避債務。
因為我堅信「天道昭昭,善惡有報」,雖然這個報應顯現的周期很長,但總體來說,還是報應不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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