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美國總統寶座，圍繞芬太尼的地區性辯論也再度成為熱點。這種非法物質的致命性已讓世界高度警惕，而它的崛起也威脅到了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的貿易關係。特朗普政府指控稱，墨西哥販毒集團應對芬太尼販運負主要責任，並宣稱加拿大包庇了由這些組織運營的秘密實驗室。美國最近開始對所有未納入《美墨加三國協議》（USMCA）的墨、加兩國進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對能源產品則徵收10%的關稅，實質是借關稅向兩國施壓，敦促其打擊芬太尼販運和無證移民。
芬太尼進入美國非法毒品市場對美、墨的經濟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芬太尼 藥效強、易於販運且成本低廉 ，改變了毒品的消費和販運模式，也導致了全球黑市格局的重組。非法芬太尼的日益增多，再加上聚焦供給側的（supply-focused）政策，令該物質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了墨西哥，壓低了海洛因等其它毒品的獲利（rents，在本文語境下特指灰色或不當得利——譯註），墨西哥販毒集團的犯罪形態也因此變得更趨多樣。
就全球來看， 阿片類藥物的應用導致因藥物過量而死亡的人數激增 。2019年，約有60萬人的死亡與用藥相關，其中又有約四分之一牽涉到阿片類藥物。近年來，由於這些藥物在治療慢性疼痛方面的應用與日俱增，加上合成阿片類藥物的非法擴散，這場危機可謂愈演愈烈。 美國是受非處方芬太尼濫用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佔2022年全球報告緝獲量的98.8%。 僅在2010年至2022年間，美國因過度使用阿片類藥物而死亡的人數就增長了519%，2024年已超過10萬人。增長加速的原因在於合成阿片類藥物（主要是芬太尼）的使用日趨廣泛，2022年有68.4%的用藥過度死亡案例都由該類藥物引起。美國對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大都側重於 抑制供給側 ，忽視了需求側的根源。這種策略不僅 收效甚微 ，還影響到了墨西哥。
特朗普政府正確地指出了墨西哥販毒集團在芬太尼危機中的核心地位，但其診斷太偏向外部因素，忽視了可以應對需求增長的國內政策。 以關稅為懲罰措施，不僅轉移了人們對芬太尼危機根源的關注，也讓協調跨境公共政策（cross-border public policies）打擊跨國犯罪組織變得更加困難。
阿片危機
美國芬太尼過量致死人數的上升是阿片類藥物泛濫的一個側面。
阿片類藥物泛濫可分為三波浪潮。第一波始於 20世紀90年代末 ，其驅動力是 阿片類止痛藥處方量的增多 。在此期間，美國製藥業大力推廣以阿片類藥物治療疼痛，儘可能地降低其風險，並鼓勵醫生開具此類處方。阿片類藥物的價格也隨之下跌：2001年至2010年間，未參保的（自費）處方阿片類藥物的價格降低了81%。 處方阿片類藥物過量的致死人數在這段時間裡翻了一倍（參見下圖）。
面對處方阿片類藥物過量致死病例的增長，美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限制其供應，如嚴格的處方葯監控計劃 (PDMP)， 以及調整奧施康定等緩釋片的配方。這些措施雖然成功地降低了處方阿片類藥物導致的死亡人數（例如，監控計劃實施後死亡人數減少了9%），但也導致了非法阿片類藥物需求的增加。 由於海洛因更容易獲得且價格更低廉，許多吸毒者轉向海洛因。 2002年至2011年間，有79.5%的新海洛因使用者報告稱自己曾因非醫療目的使用過處方阿片類藥物，而處方阿片類藥物的使用者里只有1%報告之前吸食過海洛因。隨後在2010年至2013年間，源自海洛因過量的死亡人數急劇增加。這一現象史稱「第二波阿片類藥物浪潮」，為公共政策 僅注重限制供給側 、未能考慮其對使用者的影響，或沒有制定全方位的策略來照顧已產生藥物依賴者等一系列過失的間接後果。
從 2013年 開始，藥物過量的致死數大增。其罪魁禍首正是 合成阿片類藥物芬太尼 ，它的藥效比嗎啡強50到100倍，比海洛因強20到40倍。雖然這種藥物在治療劇烈疼痛方面具有巨大優勢，但其在黑市上日益普及，逐漸成為當前危機的核心導因。2013年時，阿片類藥物過量死亡病例中還只有12.4%牽涉到芬太尼；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90.2%。
芬太尼致死人數的迅猛增長由多種因素造成，包括其 高致死率、易於走私以及廉價導致的供需模式變化 。芬太尼的藥效強，容易出現致命的過量服用，且由於每次服用所需劑量極小，能夠以粉末或片劑形式運輸，較其它阿片類藥物更易於販運。
低價格、高藥效與易得性令芬太尼成為了消費者與毒販眼中極具吸引力的替代品。對消費者而言，芬太尼是處方阿片類藥物與海洛因的平價替代品：一片80毫克的奧施康定的黑市售價高達80美元，一袋0.1克的海洛因售價為20美元，而一片芬太尼的價格僅為3美元。 對毒販而言，芬太尼為其提供了降低成本、提高海洛因等毒品銷售的利潤率的機會。
在零售層面，海洛因的售價通常是固定的，不受需求量或產品純度影響，左右其利潤率的乃是成分上的調整。如果將海洛因和芬太尼混在一起，販運者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並保持乃至於增強使用者所感受到的藥效。由於芬太尼靠肉眼難以辨別，使用者可能會在不知情之際服下摻有芬太尼的海洛因，這也導致了藥物過量的增多。
從中國到墨西哥
在第三波浪潮的初期，中國是美國非法芬太尼消費的主要來源。這種合成阿片類藥物以郵寄方式從中國直接輸入，或經由墨西哥與加拿大邊境，藏在汽車或裝載合法商品的卡車裡沿陸路進入美國。
在芬太尼侵入黑市的初期，墨西哥販毒集團主要充當的是中間商而非生產商； 2016年至2018年間，美國繳獲的芬太尼中有97%來自中國。 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些販毒集團是將海洛因與芬太尼混合的主要推手。2019年，有實驗室分析了南部邊境繳獲的海洛因，結果表明絕大多數樣品里並無贗品或微量的芬太尼。有證據顯示，在批發環節，販毒集團傾向於將這兩種物質分開販運，進入美國市場後，才將海洛因與芬太尼混合併最終銷售。
墨西哥販毒集團從販運者轉為製造者 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應對中國政府為限制芬太尼販運而採取的諸多措施。儘管中國政府主張美國的指控沒有根據，但中國政府仍施行了多項政策來管控芬太尼及其類似物，以應對華盛頓這邊日益加碼的外交壓力。例如，中國在2018年的G20峰會上公布了禁止未經特別許可銷售、生產和出口芬太尼等措施，並將芬太尼的類似物列入管制物質清單。除這些措施外，政府還加強了對快遞服務的管控，設立了專門的實驗室和機構來調查芬太尼販運。中國政府的行動雖然成功地壓低了芬太尼的郵寄直送，但未能減少其供應，相反還讓新的競爭對手獲得了進入市場的機會。芬太尼的生產地很快從中國轉移到了墨西哥。
自2019年起，美國緝毒局（DEA）已將墨西哥確定為芬太尼的新中心，西那羅亞販毒集團（Sinaloa Cartel）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Jalisco Cartel-New Generation）為其中的主要生產者。這些集團不僅成功鞏固了對赴美販毒渠道的控制，還在當地建起秘密實驗室、以來自中國的前體化學品（precursor chemicals）為原料來合成芬太尼。
根據圖2，2019年至2023年間美墨邊境的芬太尼緝獲量增長了900%不止。 這一顯著的增長雖可部分歸因於邊境執法的強化，但增長的量級也表明主要原因在於 墨西哥販毒集團方面芬太尼生產規模的擴大。
犯罪形態的多元化
芬太尼的擴張導致了毒品市場的重構，這不僅改變了其美國消費者的行為，也改變了墨西哥販毒集團的犯罪策略，令墨西哥民眾承受了嚴重的後果。芬太尼比其它毒品要便宜得多且藥效更強，減少了對海洛因等傳統毒品的需求。這對墨西哥產生了重大影響，墨西哥為美國海洛因的主要供應國，大約90%的海洛因消費都來自墨西哥。這也損害了 罌粟種植戶 的利益，他們報告稱，2019年的鴉片價格較2017年下降了50%至80%。依賴這種作物維持生計的邊緣社群因此而被迫遷走——2017年至2020年間，罌粟的種植面積減少了47%。
類似地，海洛因利潤的下降也改變了墨西哥販毒集團的行為。西那羅亞販毒集團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等組織通過轉向芬太尼生產而迅速適應了形勢，但 其它嚴重依賴海洛因業務的犯罪集團則要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他們採取的策略之一，是 敲詐合法行業 。 2016年以來每年出口額超過25億美元的牛油果行業就此成了販毒集團的目標。促使販毒集團侵入牛油果行業的一大因素，是罌粟主產區和牛油果主產區地理位置相鄰。譬如，盛產、出口牛油果的米卻肯州與格雷羅州接壤，而格雷羅州的罌粟產量佔全國60%以上。這種地理位置的相鄰——因兩種作物對農業氣候的要求類似——令販毒集團可將其活動從海洛因生產轉向敲詐勒索過去十年來因全球需求不斷增長而得到長足發展的牛油果行業。
受這種多元化策略影響，牛油果產業因盜竊以及針對農民、包裝商和運輸商的「收租」（derecho de piso）而蒙受了數百萬美元的損失。在墨西哥主要牛油果產區坦西塔羅（Tancítaro），據地方政府估計，聖殿騎士販毒集團（Knights Templar cartel）每年從牛油果產業勒索約1.5億美元。這相當於當年牛油果出口總值的近10%。在米卻肯州，每周平均有7到10輛運載牛油果的卡車被盜，每年造成的損失高達500萬美元。
犯罪形態的多元化也改變了墨西哥販毒集團使用 暴力 的方式。海洛因需求的減少抬高了牛油果種植城市的兇殺和暴力搶劫案發生率；受害者通常是農場工人。 相比之下，以罌粟生產而聞名的城市的暴力事件則有所減少，兇殺與暴力搶劫案的數量均是如此。
儘管暴力在程度上有所變化，但並無證據表明販毒集團（包括先前參與海洛因販運的集團）已從罌粟種植區轉向牛油果種植區。相反，牛油果種植區暴力事件增多的原因似乎是本就在這一地區活動的犯罪集團的搶劫和勒索行為，而非領地之爭。向新地區擴張意味著販毒集團將付出高昂的成本，因為與其它集團競爭需要人力資源和資本。儘管取自牛油果產業的收入可能有助於彌補海洛因利潤的損失，但這筆收益似乎還不足以抵消向其它參與者控制下的新地區擴張所牽扯到的風險和投入。
這種多元化模式表明， 販毒集團的商業模式已發生結構性轉變 ，他們調整了運用暴力從合法活動中獲利的方式。以此觀之，芬太尼的繁榮也間接導致了牛油果種植區暴力事件的增加。
公共政策與國際合作
阿片類藥物危機凸顯出只聚焦打擊供給側和起訴犯罪集團這一策略的失敗。 雖然限制合成阿片類藥物在黑市的供應至關重要，但前兩波浪潮的經驗表明僅靠這些措施還不夠。比芬太尼效力更強的藥物（例如效力比芬太尼強100倍的卡芬太尼）的出現，以及犯罪組織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強大能力，都表明了制定 全面的公共政策 的重要性，這些政策必須把消費者和分銷商不斷變化的行為列入考量。
考慮到醫學解決方案的局限性，這種緊迫性就更顯突出。儘管納洛酮仍是逆轉藥物過量效果的主要解毒劑，但其功效在藥效更強、持續時間更長的合成阿片類藥物面前仍嫌不足，目前的醫療處置需要施以多次加大劑量。 面對這種不斷變化的背景，必須採取一種綜合性的措施，既要保證吸毒者接受治療的有效渠道，也要推行強化衛生系統、為有成癮風險者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的政策。
在國際層面，芬太尼的泛濫導致中國、墨西哥與加拿大都被美國加征了 關稅 ，加劇了外交和貿易領域的緊張。這些行動表現出一種懲罰性邏輯（punitive logic），即向外推卸責任，並將政治和經濟利益置於區域合作之上。就中國而言，關稅戰之下尚有中美多年來曾合作打擊芬太尼的背景。為防止毒品前體從中國流向墨西哥，恢複合作至關重要。鑒於經美加邊境販運的芬太尼數量極少、僅佔2024年芬太尼繳獲量的0.2%不到，對加拿大徵收關稅一舉也頗成問題。與此同時，美國在對墨西哥加征關稅的同時還將販毒集團列為了恐怖組織。對美國而言，此舉可防止資金流向墨西哥，但也可能為其在墨西哥領土內開展軍事與間諜活動提供口實。
美國的懲罰性做法也讓墨西哥政府過去四年來的政策黯然失色。墨西哥加強了對「兩用」（dual-use）物質的管控，將港口和海關實行軍事化管理，並增加了北部邊境國民警衛隊的兵力，還通過了一項憲法改革，允許對牽涉到獲取及販運化學前體與合成毒品的犯罪實施非正式的審前拘留。這些做法加強了軍方權力，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繼而損害到法定權利，在墨西哥國內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然而， 克勞迪婭·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政府的現行禁毒政策難以解決芬太尼貿易的根源性問題 。雖然墨西哥已經實施了一系列減貧社會項目，但在應對犯罪招募方面仍缺乏整體性戰略，政府甚至否認了販毒集團正在招募化學專業學生生產芬太尼的情況，儘管媒體已有相關報道。儘管墨西哥政府開展了一項預防性的廣告宣傳活動，試圖打壓國內的芬太尼需求，但這些行動都遠不足以解決芬太尼在墨西哥國內所造成的種種嚴重後果。
特朗普政府對芬太尼危機的診斷一直聚焦於墨西哥政府及其政策，最終忽略了美國的角色。由於缺乏應對美國毒品需求的國內公共衛生政策，美國的武器銷售也缺乏監管，芬太尼貿易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武器流入墨西哥販毒集團之手。 無論靠貿易壁壘還是軍事化，都已難以解決這場跨國的公共衛生與武裝暴力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