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一天,華國鋒專程登門探望了劉伯承元帥。當時劉伯承已經85歲高齡,住在北京錢糧衚衕的一個小院子。
這次探訪後來產生一個傳聞,據說劉伯承向華國鋒口述了一份「特殊遺囑」,遺囑內容是,劉伯承死後只有一個要求,由鄧公主持追悼會,否則就不進八寶山,「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屍體扔到荒郊野外去算了」。
這件事傳得有鼻子有眼,很多人信以為真。然而,有人一核實,發現消息最初來源竟然是所謂的日本學者寫的,這就顯得可疑了。那麼,劉伯承元帥的最後的遺囑到底是什麼,又和華國鋒有沒有關係呢?

筆者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根本沒有這檔子事。華國鋒探望過劉伯承元帥不假,可劉伯承當時已經雙目失明,喪失了思維能力和語言能力,無法跟人交流,又怎麼能夠口述遺囑。劉伯承之子劉太行先生也出面辟過謠。
根據《劉伯承傳》的記載,1972年劉伯承元帥雙目失明,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不得不長期住院治療;1973年,劉伯承喪失了思維能力,後來不能說話了,1975年又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新中國十大元帥里,劉伯承受傷次數最多,在戰爭年代負傷11次,重傷9次,滿身都是傷疤。葉劍英曾寫詩說劉伯承「遍體彈痕余隻眼」,陳毅也寫詩稱,「彈觸一目眇,槍傷遍體瘢。」
眾所周知,劉伯承受傷最嚴重的一次是1916年,川東護國軍攻打豐都城時,劉伯承親臨一線指揮戰鬥,結果連中兩槍,一顆子彈擦傷了頭皮,另一顆子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又穿過右眼飛出。

劉伯承命大,當時都沒顧上治療,為躲避追兵,藏在涪陵一農民家裡,後來去重慶治傷,一名德國醫生給他開刀,摘除右眼裝上義眼。劉伯承沒打麻藥,手術過程中硬是一聲沒吭,被德國醫生驚為「軍神」。
1923年,劉伯承在四川和北洋軍作戰時被子彈擊中大腿,血流如注。包紮後,傷口感染了,腫得厲害,被部下送到成都北門外一所法國人開的醫院救治。當時劉伯承失血過多,已經不省人事,經法國醫院院長搶救,才脫離危險。
可當時天氣炎熱,劉伯承的傷口感染嚴重,法國醫生認為必須截肢。劉伯承當然不肯截肢,和醫生大吵一架,醫生只好同意保守治療。結果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劉伯承的腿竟然日漸好轉,醫生很驚訝,說這是上帝眷顧你,你以後應該信奉上帝。
劉伯承卻微微一笑說:「上帝怎麼會愛我這個不信上帝的人呢?」傷勢稍有好轉,劉伯承就急著出院養傷,法國醫生認為他的腿術後損傷很重,肌肉壞死也多,以後痊癒了腿也會變形,不能正常走路,就送給他一副拐杖。

劉伯承謝絕了醫生的好意,堅持不用拐杖。後來他的傷口癒合了,腿果然伸不直,無法下地走路。幸好有人找到一位老中醫,用秘方為劉伯承敷藥,他的腿竟然恢復了。
因傷病影響,1951年,劉伯承主持南京軍事學院時,視力已經很不好了,右眼失明,左眼也弱視。他看文件費勁,就拿著放大鏡伏案工作,經常到凌晨才睡覺。他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又不注意休息,舊傷導致的頭疼經常發作。
60年代初,一次劉伯承親自去考察東北邊防情況,跋山涉水、馬不停蹄地跑了10個縣市,持續將近一個月。回到北京後,左眼病情加重,眼壓很高,頭疼嚴重,經診斷是急性青光眼發作,不得不住院治療。當時醫療條件不足,他的左眼視力急劇下降,再也沒有好轉。
1965年春節,劉伯承的幾位老部下去給他拜年,劉伯承被一名警衛員攙扶著走出來,精神很好,非常高興地和大家一一握手。可他視力不行,已經看不清誰是誰了,全靠聲音分辨,還能叫出老部下的名字。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寬慰大家似的笑著說:「斗大的字還可以認出來,衣服的顏色還可以分辨。」
儘管如此,劉伯承還是想著如何工作,對醫生說:「你給我拿個放大鏡,我只要能看地圖,如果打起仗來,我給參謀部出個注意就行。」

1972年,劉伯承的左眼徹底失明。陳毅元帥去世時,劉伯承讓人攙扶著來到醫院,以手代眼,顫抖著摸老戰友的臉,一邊摸一邊哭著說:「陳老總,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喲!」旁邊的人無不潸然淚下。
此後劉伯承的健康惡化,頭部、腿部、手臂舊傷導致的病症加重,不得不長期住院療養。1973年,劉伯承失憶了,喪失思維能力,後來連開口說話也做不到了;1975年又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直到1986年10月病逝。
據劉伯承的長子劉太行回憶,父親生前從不肯為自家的私事向組織上提出任何要求,連住房、工作的問題都堅決不允許子女們搞特殊。
劉伯承多年來乘坐的是一輛舊車,中央多次提出為他換一輛新的,他堅決不同意。如果不是特殊情況,他的車從來不準家屬子女使用。在南京時,有一年冬天,下著大雪,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很晚了還沒回家,司機不放心,瞞著劉伯承悄悄開車出去,在半路接到了正推著自行車回家的汪榮華。
這件事還是被劉伯承知道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司機叫過去批評。司機解釋說,天氣不好,又是晚上,擔心汪榮華騎車摔著。劉伯承卻說:「騎不了車可以走路回來。為什麼非要開小車去呢?你記住 ,車是國家配給我辦公用的,家屬子女不能隨便坐,辦私事決不能用公車!」
劉伯承一家在南京的房子比較小,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住著更擠了。軍事學院營房部多次提出給劉伯承加蓋兩間房子,或者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絕了。後來營房部的幹部自作主張,趁著劉伯承回北京開會,在他家的小樓後面加蓋了兩間平房。
劉伯承回來後,把營房部嚴肅批評了一頓,說:「你們說我住房緊張,我一家人住著一棟小樓,老百姓有這種條件嗎?你們不能讓我搞特殊!」事後,他堅持把兩間平房分給了身邊的工作人員。

劉伯承給子女們立了一條家規,結婚後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不能再和父母住一起。他經常對孩子們說:「我這裡沒什麼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著爸爸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要自強自立。」
1970年以來,劉伯承的6個子女先後結婚,都和本單位職工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去看望父母。長子劉太行結婚後,單位分了一間小平房,又矮又潮。後來劉太行的妻子肖玉蘭生了孩子,她的母親從湖南老家趕來照顧,房子實在住不下了,單位就給他們換了一間18平米的套間。
周圍一些人覺得劉伯承對孩子太苛刻,私下議論紛紛,說首長「不近人情」。當時劉伯承的腦子還清醒,對人說:「我的住房是國家給我的,供我學習、辦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後,再住我的房子,就情理不通了。那隻能說是靠我這個父親才有房子住。這難道不是搞特殊嗎?」
一天,汪榮華和朱德元帥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探望劉太行一家,肖玉蘭的媽媽對兩位大姐說:「您看這麼擠,沒地方坐,沒地方站。」汪榮華說:「條件已經不錯了,現在還有很多群眾三代人住一間房子呢。」康克清也笑著說:「是呀,這比我們在延安時候好多了。」
劉伯承有一句口頭禪:「路死路埋,溝死溝埋」,曾對家人說過:「我死後,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就心滿意足了』」。
2006年,劉太行看到某雜誌上看到關於父親遺囑的傳聞後,專門發文澄清,說父親從來沒有向華國鋒說過什麼遺囑。他說,父親一生嚴於律己,即使頭腦清醒,也絕不會為個人向組織要求什麼,更不會對自己的追悼會提出要求。父親的追悼會是中央研究後決定的。
據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回憶,當年華國鋒去劉伯承的寓所探望時,由於劉伯承不能說話,探望時間很短,華國鋒和家屬交談幾句就走了。
那麼,劉伯承到底有沒有留下什麼遺囑呢?劉太行說,其實是沒有的,如果非要說有的話,父親的遺囑只是要求子女們「自食其力,實實在在為國為人民做點好事」,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