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至30日，以「綠色、低碳、發展、創新——面向未來的城市合作」為主題的世界市長對話·上海暨2025年上海國際友好城市合作論壇在上海舉行。來自22個國家的26個友城代表團約100位嘉賓應邀出席、齊聚申城，圍繞「綠色低碳賦能城市持續發展」「青年活力激發城市創新未來」兩大議題展開對話。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重鎮、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上海市及相關區已與全球59個國家的95個城市締結友好關係，形成遍布全球的「國際朋友圈」。世界市長對話·上海暨2025年上海國際友好城市合作論壇，不僅彰顯了上海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主動擔當，更以一系列務實合作，為國際城市合作提供「中國方案」「上海經驗」。上海友城論壇在城市外交中的作用是什麼？「世界市長對話」將上海友城論壇納入，會發生怎樣的效應？中國的城市外交將給全球治理帶來哪些影響？大江東工作室專訪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與上海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王玉柱。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王玉柱研究員。受訪者供圖
大江東：上海友城論壇至今已經舉辦四屆，納入「世界市長對話」還是第一次，這樣的舉辦方式會發生怎樣的效應？在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這兩項活動會向世界傳遞什麼信息？
王玉柱：「世界市長對話」是國家外交重要的系列活動，在杭州、南寧等國內多個城市舉辦過，在國際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世界市長對話·上海」為上海友城論壇注入了新活力，有助於打破既有友城機制的局限，不斷拓展和優化城市外交的國際合作網路。
既有友城合作機制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友城對象和合作領域選擇上的能力和空間均受到較大限制。「世界市長對話」將賦能和革新城市外交，推動構建更為廣闊的合作網路，對標更具標杆意義的國際城市，通過務實導向的合作實現城市外交能級的有效提升。
兩項活動共同搭建起國際合作的「韌性共同體」。傳統區域合作多依賴地緣紐帶或制度約束，而「韌性共同體」更強調能力共建。我認為，友城邁向「韌性共同體」，有三個關鍵轉變：合作動力從「危機應對」轉向「風險預防」，合作內容從「資源共享」升級為「標準共研」，合作方式從「政府主導」擴展至「社會共創」。
在全球化受到逆潮衝擊的困難時刻，國家和上海市通過此次活動，將傳遞三個堅定而清晰的信號：以城市為節點構建「去中心化」合作網路，展現中國的開放韌性；探索人工智慧時代的合作新範式，體現中國的創新包容；向發展中國家友城提供城市治理方案，彰顯中國的務實擔當。
大江東：上海作為中國最早開展城市外交的城市之一，與全球友城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交往，經貿往來頻繁，人文交流密集。上海友城論壇在城市外交中的作用是什麼？
王玉柱：首屆上海友城論壇要追溯到2019年，上海藉助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平台開啟了由地方主導的城市外交。迄今，上海已舉辦四屆友城論壇，即便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也未曾中斷，為的就是通過友城論壇向世界展示上海對外交往的意願，釋放締結全球友誼的善意，展現中國人民對外開放的信心和韌性。
在國家層面，中國國際友好城市大會已有10多年的舉辦歷史，上海也曾在2010年世博會期間承辦過該大會，積累了豐碩成果和舉辦經驗，為上海的友城論壇樹立了學習的典範和參考的模版。作為由地方主導的城市外交活動，友城論壇的舉辦體現了上海對外城市交往的創新探索。
國際友好城市交往與國家總體外交相輔相成。可以從我國多層次對外交往體系完善角度，去理解城市外交的橋樑和紐帶角色。從交往層級上看，國家、城市和民間分別發揮宏觀、中觀和微觀三重角色。國家層面的交往屬於上層建築，注重宏觀層面的戰略設計；民間層面的交往是微觀基礎，體現民眾自發交往內動力，拉近國民心靈。城市外交處於中觀層面，能夠發揮地方在對外交往中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城市外交是「國之交」和「民相親」的中間橋樑和鏈接紐帶。
如果說首屆上海友城論壇是「點狀突破」，辦到今年第四屆，已經在機制化、品牌化、平台化方面取得成果，可以說初步實現了城市外交的「系統集成」。縱觀全球，結對的國際友城成千上萬，但能形成機制化、多邊化對話平台的少之又少。目前，諸多友好城市間交往還限於禮節性、形式上的，比如說一座城市的管理者出訪，和當地簽訂友好協議，但缺乏務實性和可持續性的合作基礎作為支撐，久而久之，就會出現友城交往流於形式、友城資源「沉睡」的現象。上海舉辦友城論壇，就是要喚醒和盤活友城資源，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國家外交的大局。
友城論壇的作用在於三重維度：一是空間聚合，將上海與全球友城的合作需求納入統一議程；二是領域貫通，從傳統的經貿文旅拓展到城市治理、民生供給、雙碳戰略等議題；三是規則創新，比如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國際城市數字化規範的倡議等。這種從「雙邊聯誼」到「多邊規則塑造」的躍升，體現了中國城市參與全球治理的範式轉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上海舉辦友城論壇，是踐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部署的重要創新實踐。
世界市長對話·上海暨2025年上海國際友好城市合作論壇與會代表合影。上海市政府外辦供圖
大江東：有觀點認為友城合作易受國際政治波動影響，您如何評估其可持續性？在國際貿易摩擦爭端不斷的當下，如何發揮國際友城在經貿方面的「潤滑劑」作用？
王玉柱：確實存在「政冷城熱」的現象。儘管美國聯邦政府推動對華貿易脫鉤，但地方和民間層面的交往仍在繼續，相關合作以具體項目為載體、以呼應民間需求為導向，具備更強的抗干擾能力。比如，上海港—洛杉磯港綠色航運走廊等項目合作，更具有務實導向性，更能體現商業界和民意基礎。這也印證了城市外交的「錨定效應」——當國家間關係出現波動時，城市層面的務實合作往往能成為穩定器。
國際貿易摩擦本質是國家間利益博弈的產物，而城市作為經濟要素流動的樞紐，可通過「非政治化」的務實合作開闢「第二賽道」。上海作為國家對外交往的地方代表之一，在這方面著力破題，具體從三方面推進機制創新：
一是建立「直通渠道」。例如較早與上海結好的歐洲城市荷蘭鹿特丹，雙方在1979年簽約結好，從港務合作起步，如今已延伸到園藝種植、污水處理、綠色能源更新換代、垂直建築社區建設等領域，中國商品從上海港源源不斷運到鹿特丹港，再分銷到歐洲大陸。
二是推動標準互認。比如，上海可推動長三角區域和友城簽訂「工業品快速准入協議」，對機電產品、醫療器械等大類商品實行「一地認證、全域通行」，直接降低企業合規成本。
三是深化產業鏈協作。例如，上海與迪拜在區塊鏈大數據領域、與首爾在集成電路及高端裝備領域、與釜山在航運及電子科技領域、與馬尼拉在金融科技領域、與曼谷在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領域、與米蘭在創意設計領域等的合作，探索成立各個重點合作領域的科技產業聯盟。
此外，城市間可探索「小多邊」貿易規則試驗。這種「去政治化、強功能性」的城際合作，或許能為重塑全球化的新格局提供實踐範本。
大江東：「世界市長對話」和友城論壇能為上海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帶來什麼？上海在國際合作與人文交流中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王玉柱：我們不否認也不迴避，上海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進程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對標國際上較為成熟發達的城市體，比如我們常說的「紐倫巴東新」（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新加坡），從他們的發展軌跡中可以找到可資借鑒的經驗。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城市交流走向深入，將湧現越來越多的合作成果，建立起友城之間的互信合作機制，進一步推動友城資源服務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服務上海的更高水平開放發展。
為此，我認為應當更加註重論壇之外的深層次交往。一些外賓對中國的了解一直處於抽象層面，隨著中國日益強大，中國國際形象受西方刻板的負面敘事影響較大。他們對於中國的認知大多處於抽象層面，缺乏從具象化層面去了解和認識更加生動而真實的中國。上海可以作為一個具象化的樣本，直觀地呈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湧現的富強、民主、文明、美麗的新風貌。外國友人不僅要看陸家嘴的高樓林立，也要看上海的歷史文化街區，到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實踐點去體驗，尋找這座城市的歷史脈絡和發展邏輯。只有看到真實全面的上海，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上海實踐，通過多走多看多交流，感受具象化的中國，才能更好消除誤解、打破隔閡。
對於諸多發展中國家城市而言，上海更是一部改革和發展的生動教科書。浦東開發開放能夠向他們更好地展示改革開放後的上海，如何從保稅區加工貿易開始，逐步發展成擁有大飛機、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生動實踐，讓他們能夠感受到中國式現代化所奉行的開放發展理念的生動邏輯。
大江東：隨著中外友城合作不斷深化，未來會發生哪些新的變化？
王玉柱：城市外交第一階段是經貿互補，第二階段是文化互鑒，第三階段將是治理互信。
交往，往往從文旅領域的合作開始，比如上海與日韓等國城市締結友城後，文旅交流顯著增加，城市之間開通直航航班，進一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近年來，我國擴大免簽國家範圍，放寬優化外國人過境免簽政策，帶來了十分積極的變化。比如在上海，優化邊境、入境服務讓外籍人士入境更加「絲滑」，吸引了大批韓國遊客到上海旅遊。他們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打卡，感受上海弄堂里巷的煙火氣，還產生對國內其他地區文旅交流的溢出效應，比如擴展到長三角周邊地區甚至中西部熱點地區旅遊。客流、商品流、資金流的加速流通，必然會推動進一步的技術流流通和深層次交往。
未來，友城合作可能出現三種新形態：一是「城市功能模塊化輸出」，比如將上海的「一網通辦」系統適配後移植到友好城市；二是「多城聯合立法實驗」，針對自動駕駛、人工智慧倫理等前沿領域，友城群可率先開展監管試點；三是「非國家行為體網路」，比如跨國企業、國際非政府組織通過友城論壇建立直接合作通道。這些實踐將豐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話語資源——在互鑒合作中，國外城市深入理解我們建設人民城市的發展觀、治理觀，借鑒中國的城市更新模式，參照進博會標準設立某個區域的商品展等，這些實質上都是中國特色治理經驗的柔性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