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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0年3月31日，勞合·喬治向議會提交了一項議案，要求結束上議院對任何與錢相關的議案之立法否決權。與此同時，阿斯奎斯半公開地威脅稱，如果該議案未獲通過，他將在一夜之間，組織出500名新議員，來壓倒聯盟黨反對派。
英國王室對丘吉爾的不滿
面對這一局面，加之聯盟黨人已經連續輸掉了兩場選舉，4月，上議院未經表決就通過了「人民預算」。然而，這還不足以安撫自由黨政府，他們希望從根本上修改憲法，並將英國貴族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加以閹割。
上議院的頑固派不打算不再戰鬥就放棄他們的否決權，而阿斯奎斯、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都非常願意給他們一次戰鬥的機會。儘管預算案獲得了通過，議會的議案仍然沒有被撤回。
作為內政大臣，丘吉爾必須履行各種禮儀職責。1910年5月6日英王愛德華七世的突然去世，本可以給他提供與英王喬治五世，進一步建立良好關係的機會，但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根據克勞福德勛爵的說法，新國王本人感覺自己受了屈辱，因為在預算案和《議會法案》危機期間，像丘吉爾這樣的自由黨高級官員，幾乎是欺辱了他的父親，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即使有證據也無法拿到，國王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影響。
「他確實深深地感到受了屈辱，」克勞福德記錄道，「這種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新國王幾乎無法掩飾他在這件事上的感情。塞西爾·曼納斯告訴我，當丘吉爾作為內政大臣被傳喚到宮裡時，老國王的死亡似乎正在到來，他被留在樓下，甚至沒有被允許進入皇家公寓的前廳。」
克勞福德忍不住補充道：「我們都知道，丘吉爾這個人沒有良知，無所顧忌，沒有一絲一毫在公共場合的矜持和順從，所有人，甚至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們都承認這一點。」實際上他最親密的朋友們並沒有這樣承認過。
公共葬禮期間，政治上短暫休戰，丘吉爾向F.E.史密斯提出建議，允許自由黨與保守黨結盟，就可以在上議院改革、愛爾蘭聯邦自治、國家資助的強制國民保險、土地改革和強制兵役等事情上達成共識。
勞合·喬治在一開始是支持這一想法的，史密斯則力促貝爾福和安德魯·博納·勞跟進，尤其重要的是，國王的私人秘書諾利斯勛爵也支持這個想法。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曾經幫助勞合·喬治設計預算案的查爾斯·馬斯特曼反對結盟，
他認為丘吉爾對中間派政府那種「充滿激情的」、持之以恆的渴望，透露出他與生俱來且從未改變的保守黨本性。6月，丘吉爾與勞合·喬治，在皇家咖啡廳共進晚餐後，告訴克萊門汀：「我們倆續簽了7年的結盟條約。」
丘吉爾新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維持公共秩序，由於經濟普遍疲軟，工會的力量不斷增強，很多持久的罷工不時發生。5月份，紐波特碼頭髮生了騷亂。丘吉爾同意地方當局的請求，派出250名步兵和50名騎警維持秩序。
內政部常務副秘書長愛德華·特魯普爵士指出，丘吉爾「最擔心」的是軍隊會被調來維持秩序。他回憶道：「丘吉爾先生每周，或許更經常，會帶著一些冒險的或是不可能的項目，走進辦公室。但經過半個小時的討論後，事情就會發生變化，項目雖然依然是冒險的，但並非不可能了。」
婦女選舉權的討論
7月，下議院通過了一項，關於婦女選舉權的溫和的《議會法案》。春天時，丘吉爾曾一度支持，由他的朋友利頓勛爵任主席，諾埃爾·布雷斯福德任秘書，成立一個多黨調解委員會，以便將婦女選舉權問題從黨派政治中剔除。
當時，對房屋所有權標準的投票權，只限制在600萬~700萬名男人之間，如果把對這一標準的投票權擴大到婦女，有投票資格的人就會增加大約100萬，在許多人看來，這樣一種妥協似乎應該是最基本的了。
在下議院就該法案進行辯論之前，丘吉爾寫了一份備忘錄，詳細記錄了他就女性選舉權問題進行的所有談話和會面，他的結論是，他不打算投反對票。然而，在辯論前兩天，他改變了主意。他說，他認為這「對自由黨事業造成了嚴重傷害」，並且決定，既然阿斯奎斯和勞合·喬治反對這一做法，他如果投棄權票就會顯得很懦弱。
布雷斯福德就此開始用「陰險」一詞，來形容丘吉爾，利頓則指責他虛偽。但丘吉爾回答，他之前可能支持的任何私人觀點，都必須服從自己作為內政部公僕的觀點。這是一個令人有些難以信服的借口，因為他以前也從未將自己隱藏在官方專家的建議後面。
毫無疑問，這是黨內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有房產的女性投票給托利黨會怎樣？丘吉爾在辯論中說：「我不認為大多數女性會想要投票權。我認為目前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已經提供給她們的巨大機會，她們也很少利用。雖然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外，但是這些例外不能改變基本事實。」
雙方對他的立場都不以為然，儘管該法案在一次自由投票中，以超過100票的多數票獲得通過，但並沒有更進一步，因為自由黨對它投了反對票。
露西·馬斯特曼曾這樣記錄道：「溫斯頓是個相當溫和的婦女參政論者（他的妻子非常熱心），他在早晨剛到內政部時，本打算投票支持這項法案。」但是這時，她的丈夫查爾斯，一個婦女參政的反對者，卻對丘吉爾說出一番誇大其詞的話。
他談到如果法案獲得通過，一些離婚女人或是「墮落女人」（妓女），因為擁有房產就可以獲得投票權，而身處家庭之中的，那些毫無過錯的媽媽，卻不能獲得投票權。「溫斯頓此時看到就這些想法發表一次演講的機會，他在房間里踱來踱去，把這些話語編成長句。
快到中午的時候，他相信自己一直對這個法案懷有敵意，而且他之前就已經想到過所有這些觀點。結果就是，他的演講暴力而嚴厲，以至麥克萊恩夫人（自由黨議員唐納德爵士的妻子）在旁聽席里哭了起來，利頓勛爵則當眾打斷了他。」
丘吉爾對下議院說，儘管他肯定知道這樣的情況畢竟只是少數，「但是這一法案一旦通過，荒唐怪誕的事情就會沒完沒了地出現。靠賣淫生活的婦女有可能擁有選舉權，如果她結了婚，成為一個誠實的女人，她將失去那張選票，但她可以通過離婚重新獲得」。
丘吉爾經常受到的一條批評就是，像阿斯奎斯對他的密友——威尼西亞·斯坦利，所說的那樣，「溫斯頓用嘴思考」。意思是說，他採用某些政策，是因為這些政策在演講中聽起來很好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謀長們有時也會提出這一指控。）
通常來講，這樣的說法是不公平的，但是在女性選舉權這個問題上卻並非如此。所以當婦女參政論者在這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去擾亂丘吉爾的公開會議時，丘吉爾絲毫不會感到驚訝。
監獄改革措施
與此相反，丘吉爾7月10日關於監獄改革的演講，卻反映出一種深刻的自由主義。他自己曾經被監禁的短暫經歷，使他對被囚禁充滿了恐懼。他對下議院說：公眾對待犯罪和罪犯的情緒和態度，是最能考驗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試金石。
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平和冷靜地，承認被告面對政府指控時的權利，哪怕是被判有罪的罪犯面對政府指控時的權利；如果所有承擔懲罰義務的人，都在不斷地審視自己的內心；如果能夠在工業界，恢復人們積極繳納稅費的願望和渴望，而不是用嚴苛的貨幣懲罰來強迫繳納稅費；
如果我們能夠不知疲倦地，努力去找尋一個治癒人性或使其重生的程序，並且堅信，只要我們肯努力去找尋，就會發現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寶藏——所有這些，在對待犯罪和罪犯時，都能夠標識並衡量一個國家所積蓄的力量，也能夠表明並證明這個國家所具有的美德。
1908年和1909年兩年，英國有超過18萬人入獄，其中大約一半是因為沒有按時繳納罰款。丘吉爾認為，應該為人們提供更長的付費時間，因為監獄系統的最佳原則，應該是「儘可能阻止更多的人入獄」。
他啟動了一系列程序，在接下來的10年里，因酗酒未繳納罰款而被監禁的人數從6.2萬人銳減到1600人。丘吉爾還尋求對輕微罪行，特別是兒童輕微罪行的替代性懲罰，因為他認為監獄是罪行嚴重的罪犯才該去的場所。
他在10月訪問本頓維爾監獄時，釋放了因輕微犯罪而被監禁的年輕人，雖然他在內政部的時間不夠長，無法改革整個刑事制度，但是他減輕了近400人的刑罰。他還把音樂和圖書館引進監獄，設法改善了因擾亂治安，而被監禁的婦女參政論者的生活條件，並將囚犯單獨關押的最長時間減少到30天。
當達特穆爾的一個名叫戴維·戴維斯的牧羊人，在被釋放後因再次入室盜竊被抓後，丘吉爾遭到了媒體和議會的猛烈抨擊。因為丘吉爾曾經為他減刑。多年後克萊門汀回憶道，戴維斯「在放羊的時候很好，但是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會回去翻找教堂里可憐的箱子。當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總是回答箱子上寫著『給窮人的』，因為他確實很窮，錢顯然是給他的」。
1910年夏天，丘吉爾乘坐弗雷斯特男爵的「榮譽號」遊艇，在地中海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巡航。弗雷斯特男爵是一位自由黨議員，他早年對航空感興趣，也經常招待丘吉爾。丘吉爾在那不勒斯給馬什寫信說：「要是你聽說了我去蒙特卡洛賭博地獄賭了4次，並且從那兒總共帶走了160多英鎊，你一定會很高興的。」
在雅典和士麥那時，他收到內政部的官方工作文件袋。通往土耳其愛琴海地區艾登省的鐵路是由英國修建的，全長260英里，在整個旅途中他都坐在一輛專列的排障器上。他對愛德華·格雷爵士說：「想要迅速瀏覽一個國家，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之後他們乘船穿過達達尼爾海峽，航行到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爾），在那裡，他了解到德國與土耳其在外交上的成功，以及英國與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困境。
他對英國外交大臣說：「我對這個文明已被破壞、種族嚴重混雜的地區的唯一看法是，英國和德國為什麼不能為了共同利益，而一起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儘管他對自己的提議能否實現抱懷疑態度，但是在10月中旬的一個狩獵周末，他還是對威爾弗里德·布倫特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應該像堅守印度一樣堅守埃及。這並不是說它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處，而是我們已經不可能回到過去所做的事情上，這是帝國的必然。埃及的命運將由即將與德國開打的這場戰爭決定。」
《參考文獻》
吉爾伯特，《其他俱樂部》，第 11 頁
德文，《頂級警察》，第 21 頁
索姆斯，《丘吉爾的演講》，第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