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援烏克蘭，德國總理遭逼問「何時是個頭」

自一年前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德國武器援助問題始終是歐洲和全球輿論關注的一個焦點議題。3月初，德國總理朔爾茨進行了就任以來的第二次訪美。破除德美因為烏克蘭危機尤其是武器援助問題而產生的諸多齟齬，是這次短暫訪問重要目標之一。

關於是否以及如何向烏克蘭運送武器，德國一直備感壓力。但是當德國總理朔爾茨1月末真的鬆口「放行」14輛豹2式主戰坦克，西方國家卻並沒有如烏克蘭所希望的那樣一擁而上。

德國答應運送的這款主戰坦克，儘管已經代表了世界頂尖的軍工水平，卻遠遠不足以對扭轉戰局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畢竟總數只有14輛。而澤連斯基隨後提出的援助戰鬥機和軍艦的要求，也遭到婉拒，朔爾茨稱此事「眼下不在德國國會議程以內」。即便如此，德國援助豹2式主戰坦克的舉動也引發了俄羅斯的激烈反彈，他們稱德方做出「極為危險的決定」。在2月2日反法西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紀念日上，普京更是在演講中訴諸歷史典故，用讓德國陷入「話術兩難」的二戰來做比較，稱「我們再次面臨德國坦克的威脅」。

在烏克蘭2022年11月收復赫爾松市後，俄羅斯進行了一輪大規模的軍事動員。自進入寒冬以來，俄烏雙方進入了消耗戰。烏克蘭不僅沒有在領土上取得任何重大進展，甚至不得不在巴赫穆特等地面臨圍城。客觀上而言，要繼續捍衛領土主權，並在戰局中持續贏得主動，烏克蘭需要現代化武器。

在這種背景下，1月底，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一直被西方陣營群嘲「騎牆」「怕事」的德國終於鬆口，同意向烏克蘭運送豹2式主戰坦克。與西方輿論整體上的一片沸騰不同，德國國內輿論審慎很多。有消息稱，德國總理朔爾茨甚至因為這個決定受到黨內逼問：「何時是個頭？」

「美國給我們就給」

德國民眾對於運送武器的保留態度，是朔爾茨頂著被西方國家群嘲的壓力拖延至今的最大考量。擺在桌面上的政治難題有二：

其一，德國方面認為烏克蘭有進攻克里米亞的意圖。從軍事方面而言，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陣地是俄羅斯南下和維持陸地走廊的支柱。一旦獲得西方裝甲運兵車和主戰坦克，烏克蘭就可以朝這個方向反向推進。然而，對於烏克蘭的支持是為了幫助其收復2022年2月24日後「失去的領土」，還是也包括克里米亞呢？

無論是德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在國際場合都盡量迴避談論這個問題。對克里米亞的襲擊可能會刺激俄羅斯升級戰事，這絕對不符合德國的預期。九年前的克里米亞危機引發了頓巴斯戰爭，最終在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斡旋下籤署了《明斯克協議》。這個局面實屬難得，被譽為促進地區和平的典範，俄烏雙方當時也都還算滿意。對於德國來說，克里米亞危機正是因為具有這樣軍事和政治上的雙重意義，而變成「房間里的大象」。如何處理默克爾的政治遺產，也成了一個棘手的挑戰。

這就與第二個政治難題緊密相關，也是一個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的議題，即：如何處理和定義西方世界的團結？拋開西方價值觀不論，北約作為一個共同軍事組織在實際策略上也有一種默契：在烏克蘭軍援問題上基本一致對外，由美國牽頭。因此，如果某一個北約成員國因為向烏克蘭運送武器而被普京攻擊，那麼整個北約都將對攻擊行為作出回應。但是，最近這一年卻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美國這個北約組織的「老大哥」與歐洲的綁定出現了鬆動。拜登希望歐洲國家提供主戰坦克，卻在美國交付M1「艾布拉姆斯」導彈和遠程導彈的事情上吞吞吐吐。

對於朔爾茨而言，拜登的這種做法如鯁在喉，因此他才會以「美國給我們就給」這種看似賭氣的話作為德國答應運送武器的條件。迄今為止，朔爾茨一直關心與華盛頓方面的協調。這不僅是出於價值觀考量，也是一個務實選擇，即德國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

「不對等」的強國

成為西方世界的「良心」代言，是默克爾長達16年的穩定執政帶給德國外交的最大一筆財富。對於外界而言，它代表了一種價值選擇。對於德國而言，它也是順勢而為爭取到的一種最好結果。

二戰後固有的道德框架和國際秩序決定了德國的「非正常」地位。從形式和邏輯上，這個「非正常」狀態可分為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部分，兩者相輔相成：看得見的部分是不能擁有大規模軍隊，尤其是殺傷力巨大、本身就自帶象徵意味的核武器；看不見的部分則是按照某種歷史道德平衡的默契，遇到一些重大國際政治話題時，德國應該自覺「避嫌」。這個曾在二戰中犯下滔天罪行、改寫了現代人類集體記憶的國家，連同它的人民，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背負著沉重的道德枷鎖，勤勤懇懇埋頭苦幹，向世界證明自己真的改過自新了。

2022年6月16日，烏克蘭基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左） 與到訪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圖/視覺中國

時間過去了一個甲子有餘。到了默克爾任內，德國的實際影響力與軍事實力、政治話語權間的嚴重不對等日益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默克爾以靜水流深的手法，在彌合裂痕的同時讓這種風格成為了一種主義，德國也罕見地同時贏得了東西方世界的尊重。隨之而來的就是更大的責任和更大的壓力，對於更大國際政治話語權的訴求呼之欲出。

這種不對等在西方世界裡是獨一份的。具體到俄烏衝突里，因為豹式坦克的產地在德國，沿用德國技術和德式培訓，其他西方盟友即使想要給烏克蘭輸送，也必須徵得德國的同意。在烏克蘭看來，德國的猶疑不決起到的是一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阻撓效果。烏克蘭在外交層面對德國進行的粗魯攻擊，在很長時間內也是西方國家獨一份的。但烏克蘭同時也清楚，德國有歷史道德困境。

又比如，德國強大的工業和經濟實力是歐盟繁榮的重要保證，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卻因為對俄氣的能源依賴面臨嚴重問題，甚至被一些西方夥伴視為「短板」。而當德國打算自掏腰包、補貼自家企業及民生之時，就連法國這樣的「鐵哥們」都要批評一句，稱德國憑一己之力拉高歐盟社會保障門檻，影響歐盟團結。

歐洲其他國家則沒有這樣歷史包袱。像英法兩國，雖然它們的「擁核數量」與俄羅斯不在一個等級，但畢竟擁有現成的核威懾力；再如波蘭和芬蘭，它們直面「來自俄羅斯的更大威脅」，更有動力敦促北約阻止俄羅斯。這些國家的政治行為與利益、道德都處在一個清晰自洽的邏輯框架內。

也正是這種特有的不對等，讓德國成了牽動俄烏、北約、歐盟以及國際秩序的矛盾集中點，從而也就成了上述議題無論將來如何演化都無法繞開的題眼。

俄烏間的這場「二戰後首次爆發在歐洲本土的戰爭」急劇催化了這種不對等的態勢。2022年2月底，朔爾茨發表了著名的「時代轉折」議會演講，稱「世界自此不再是之前的那個世界」，獲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拋開價值陳述不提，朔爾茨也當場宣布了幾個政治決策上標誌著德國進入拐點的重大調整：一、增加軍費，擴充軍備；二、增加能源安全；三、在譴責侵略、承諾給烏克蘭提供支持的基礎上呼籲外交解決方案。自此以後，「領導性角色」一詞開始出現在德國的政治輿論里。

「時代轉折」里的定位

這一年來，深陷於各種矛盾旋渦的德國，卻保持著特有的冷靜。即使面對北溪管道被炸這樣直接威脅到國計民生的重大突發事件，作為苦主本身的德國政府依然惜字如金。外交上，對於西方盟友關於升級軍援的一再催促，德國政府常常採取「拖字訣」來應對。而對於很多無法言說的想法和疑慮，很多德國民眾也選擇了沉默或者「消極怠工」。

不過，在寧靜的表象背後，對於「時代轉折」主動權的政治爭鬥逐漸浮出水面。最先展開的較量發生在兩名漢堡大學校友之間，一方是總理朔爾茨，另一方是外長貝爾伯克。

儘管從程序上來講，外長由總理任命，但是由於三黨組閣的特殊性，加上趕上烏克蘭危機升級這樣一種「時運」，貝爾伯克一時間成了德國關注度數一數二的政治明星。關於外交，貝爾伯克的名言是「外交政策由外交部主導」。如今，總理府和外交部這兩個原該緊密合作的部門之間，矛盾已經公開化。

最近的一次發生在1月24日，德國官宣援助烏克蘭坦克的次日，貝爾伯克在歐洲理事會上發言：「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儘管貝爾伯克解釋為自己是想幫總理擋掉來自於歐洲內部的攻擊，隨行人員則解釋為言語上「不夠注意」，但在接下來的幾天里，朔爾茨不得不忙於平息事態。

在貝爾伯克嘴中，朔爾茨善變且寡決，而她自己則親民而堅定。就連德國作出交付坦克的決定，也被認為是貝爾伯克倒逼出來的。在朔爾茨訪問法國與馬克龍一起慶祝愛麗舍協定60周年之際，貝爾伯克搶先公布了德國將交付坦克的承諾。貝爾伯克的驚人之語在近一個月後餘波猶在：2月22日，基社盟領導人索德爾在一場政治會議上警告，語言上的升級可能會導致武力的升級，「貝爾伯克女士不能嘴皮子一碰就把我們國家說進了戰爭」。他同時喊話總理：「朔爾茨先生，您還不管管她嗎，她這麼口無遮攔，對我們國家不好。」曾在聯邦大選中入圍聯盟黨候選人最後一輪角逐的羅特根則指出：「從來沒有一個德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像現在這樣分裂。」

深諳年輕人心態的貝爾伯克，如「愛豆」一樣經由社交媒體營銷並推廣著自己的人設。與此同時，以朔爾茨為首的社民黨卻面臨著自「戈德斯堡綱領」以來最大的挑戰，或者是機遇。

年輕時的朔爾茨是社民黨青年團成員。在聯邦德國早期，社民黨帶有極其濃厚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風格。隨著經濟奇蹟的到來，這樣的社民黨很難適應騰飛中的德國社會，坐了十年「冷板凳」。1959年出台的「戈德斯堡綱領」以緩和的態度和自由化取向提出了一個全新方案，社民黨的定位也從純工人階級的政黨向代表更多德國民眾利益的所謂「人民黨」轉型，時至今日發展成歐洲建制派政黨的中流砥柱。

在該綱領的基礎上，後來成為德國總理的勃蘭特進一步闡發出「新東方主義」，並成為德國外交的明顯印記。與包括蘇聯/俄羅斯在內的東歐各國交好，再加上社民黨與生俱來的社會主義色彩中自帶的與美國保持些許距離的角色定位，成為幾十年後在默克爾手上發揚光大的歐洲獨立自主路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迄今，社民黨也並沒有完全揚棄其早期風貌，比如黨內依然以「同志」相稱。默克爾最後一個任期內，外交部長馬斯和勞工部長海爾分別提出了關於泛歐俄羅斯政策和關於制定歐盟成員國最低社會標準框架的提議，便是「戈德斯堡綱領」精神的延續。

作為第一執政黨的社民黨，黨內的最大公約數如今依然是戈德斯堡綱領和新東方主義。前者從生存危機里拯救了社民黨，並幫助社民黨人問鼎總理寶座。後者不僅為德國恢復了國際聲譽，也打開了德國外交聯結東西的風格和縱橫捭闔的局面。除了世界觀上的路徑依賴以外，這也是由社民黨身兼老黨和第一執政黨的雙重地位決定的：在野黨想要的是從執政黨的選民那裡奪眼球，內閣中的其他黨則要思考怎樣使自己的存在感不至於被第一大黨遮蓋，而社民黨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的團結和穩定。

現任社民黨雙黨魁之一的克林拜爾就對媒體公開表示，他對於黨內同志的要求是「先想國家再想黨」，這恰好反映出社民黨在「時代轉折」里的定位。如果說默克爾用自己的長期執政攢夠了德國在「強國」和「政治大國」之間再平衡的入場費，那麼朔爾茨就正在試圖以自己的理解帶領德國跨過「時代轉折」這個門檻。

價值還是利益？

與其說烏克蘭危機升級給德國帶來了「時代轉折」的契機，不如說這場危機催化了本就暗潮洶湧的「時代轉折」。而朔爾茨的「時代轉折」演講如同一聲發令槍響：遊戲正式開始了。

2023年2月1日，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留斯(右)在豹2A6坦克上。圖/視覺中國

圍繞著挑戰和機遇，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德國聯邦議會內的各大黨派都經歷了不少的高層人事變動。這樣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在近幾年的德國都是很罕見的。與人事變動相伴相生的，還有政治主張和陣營的調整。在各種很難以傳統政治光譜分析解釋的行為背後，是各個黨派面臨「時代轉折」，正在主動或被動地重新劃分和定位其思想陣地。

以朔爾茨為首的社民黨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老黨之一，有著豐富的執政經驗。他們代表的是多年以來一直在積累實力和國際聲望的德國，奉行並有志於發展從默克爾執政時期起逐漸成為「顯學」的歐洲／德國獨立自主路線。

相較而言，以外長貝爾伯克為代表的一派，當政層級和經驗都無法與建制派相提並論。貝爾伯克本人並沒有什麼外交經驗，但是為了與朔爾茨這樣的建制派拉開距離，她所在的綠黨必須提出不同的主張和思路，其中就包括了強調道德感和依靠「老大哥」美國支持——因為「獨立自主的德國」這個思想主陣地已經成了建制派的旗幟。從實力的角度考慮，如果餘威猶在的「老大哥」能給予支持與青睞，確實能有助於貝爾伯克在後續的選舉進程中扳回一城。從策略上來講，在政治正確和美國支持的雙重加持下，這種另闢蹊徑的「暗度陳倉」做法也的確給綠黨帶來了很大關注度。

值得一提的是：以兩位漢堡大學校友之爭為代表的「時代轉折」爭鬥固然事關美國，但究其根本卻是關於德國自身的道德和利益體系的建構。因此，任何用單純的「親美」或「反美」來解釋德國政治行為的兩極式思路，都會產生一種坐標錯位。

自「時代轉折」以來，貝爾伯克因其外長身份在國際舞台上非常活躍，朔爾茨的出訪雖沒有那麼緊密，卻也算馬不停蹄。除了西方國家以外，亞洲、拉美都有他的身影。2022年11月，他甚至成為了自疫情以來第一個訪華的西方領導人。2023年3月初，朔爾茨進行了就任以來的第二次訪美。這次訪問非常罕見地沒有記者以及商務代表團隨行，也沒有舉行新聞發布會。除了4分鐘公開聲明以外，訪問期間的多數談話也是關著門進行的。與不久前剛剛高調訪美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相比，似乎朔爾茨只是想和拜登本人聊聊。與此同時，貝爾伯克也再次放出了她曾經使用過、自其就任以來卻不再強調的「女性主義」標籤。2021年大選時，這個標籤曾經因為讓人聯想起默克爾而帶給她不少支持。

在德國外交熱鬧了一整年的2022年年末，《明鏡》周刊發表了一篇有關德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並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外交政策，到底誰說了算？總理府還是外交部？是利益驅動的朔爾茨還是價值導向的貝爾伯克？」

一種看似公正的對比被包裝成了一個尖銳的提問，彷彿貝爾伯克是「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理想主義者，而「利益驅動」的朔爾茨則是滿身銅臭的油膩中年。這樣一種提法的潛台詞是貝爾伯克的價值觀才是價值觀，但真正的問題是：哪一種政治行為沒有價值導向呢？

回到向烏克蘭輸送武器上所面對的政治難題。德國現在明確的態度是：可以武器援助，但是烏克蘭只能把這些武器用於自己領土。這個政治難題並不是送與不送的二元定式爭論，而是怎麼送，送多少，以及隨著不斷變幻的戰局而如何相應作出具體調整。這種調整涉及一種自身道德和利益的複雜的參照體系，而並非用單一的「站隊」邏輯就可以解釋的道德-利益選擇。一系列來自德國高層政治和民間的聲音表示：親自下場參戰絕非德國的利益所在，戰事升級不符合德國的價值觀。杜甫的一句詩，或許可以用來概括此刻德國道德和輿論的最大公約數：「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但是，由前文所討論過的不對等所產生的內政與外交方面的摩擦和角逐，也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產生影響。時代轉摺疊加烽火連天，德國彷彿在鋼絲上進行百米衝刺。

其實，左右俄烏戰事走勢的，早已不是軍事部署，而是變動中的國際政治。這也就決定了它的出路也不可能僅僅通過軍事行動來達到，而是必須通過國際政治。這場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何時能「由戰轉和」，不僅與戰場上的勝負走勢有關，還深受俄烏框架以外的新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

發於2023.3.20總第108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朔爾茨的「時代轉折」難題

作者：周睿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