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與發展的悖論：如何防範下一場大流行病？

近日，美國、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義大利等多國相繼報告新增猴痘確診或疑似病例。在奧密克戎席捲全球的背景下，又出現一個傳染性強且病症可怕的烈性傳染病，有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惶惶之感。各種病毒紛至沓來，彷彿是末日電影裡面才有的場景。

20世紀初，現代醫學和技術的高歌猛進曾讓人類自信地以為能夠輕鬆戰勝流行病。然而，當我們翻開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會發現，瘟疫與人類似乎一直是相生相伴的，正如《瘟疫與發展的悖論》這本書中所說「過去幾百年里的種種歷史進展，無論是世界大戰、互聯網，還是民主思想的傳播，都無法像傳染病的減少那樣，對人類發展歷程產生如此廣泛的、具有革命性的影響。」

城市生活中的「潛在殺手」

傳染病是由病毒、細菌、分枝桿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寄生蟲等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鑒於傳染病在低收入國家大量存在，人們可能會因此認為瘟疫是欠發達社會獨有的災害。然而在大多數歷史時期，情況卻恰恰相反。

傳染病負擔的日益增加始於人類社會的一系列行為，包括從事農耕、馴養動物以及發展貿易和更加便捷的交通等，這些特徵傳統上都與發達社會關係更加密切。

蒼蠅、蚊子、嚙齒動物、虱子等攜帶的疾病在史前社會大多數受到地理和氣候的限制沒有大面積傳播，或是以當前低毒性疾病的形式存在。結核病、百日咳和傷寒等許多傳染病在原始社會時期暗中潛伏，隨著人類開始耕作、馴養動物、遷居城鎮，這些疾病逐漸發展為人類的主要殺手。

室內居住使人群更緊密地聚集在一起，而由於無法通過陽光直射和空氣流通清除細菌、病毒，人類開始患上結核病、麻風病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儲存食物讓人類能夠穩定地獲得營養，但如果儲存不當，也會導致沙門氏菌、肉毒桿菌等細菌和真菌的感染，造成身體不適。人越多，廢棄物就越多，不管是人體內的還是其他地方產生的。

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蘇美爾早期文字記載中就出現了類似於結核病、斑疹傷寒、腺鼠疫、天花和麻風病的疾病。 《舊約》成書於公元前 700 年左右，其中《申命記》一卷記載，上帝向希伯來人許諾，若他們從埃及擁擠的城市回到自己人口稀少的家園，將「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樣的惡疾……不加在你身上」。

痢疾、傷寒等通過食物和糞便傳播的傳染病可能是早期城市生活中最為常見的主要殺手，但真正為歷史所銘記的，還是瘟疫的流行。

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瘟疫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二年，一場瘟疫經由埃及和利比亞到達比雷埃夫斯港口，造成雅典軍隊 1/4 的官兵死亡，無數居民喪生。修昔底德的記載稱，這場瘟疫讓雅典進入了「前所未有

的混亂狀態」。

公元 165 年，馬庫斯· 奧雷里烏斯和他的軍團從美索不達米亞帶回了一種至今仍未確定的傳染病，該病引發的「安東尼瘟疫」造成羅馬 1/3 的居民死亡，其中包括奧雷里烏斯的共治皇帝。

在隨後的幾十年里，疾病不斷捲土重來，使得羅馬帝國屢遭重創、人口驟減，最終被游牧部落佔領。 公元 541 年，「查士丁尼瘟疫」暴發，這場如今被認為是腺鼠疫的瘟疫在埃及全境傳播，並沿著帝國的海上補給線到達君士坦丁堡。 瘟疫席捲地中海世界達 18 次之多，平均每 12 年就暴發一次大流行，使得羅馬的人口下降到 2 萬。

到 7 世紀末，反覆肆虐的瘟疫和連年不斷的戰爭兩相疊加，令歐洲損失了一半的人口，加速了拜占庭帝國的瓦解。同樣的疾病在公元 610 年到達中國的海港，在人口稠密的南方和沿海郡縣造成了最為嚴重的破壞。國力削弱的唐朝失去了對絲綢之路的控制，歐洲與亞洲之間的貿易幾乎不復存在了。

在之後那個被稱為「黑暗世紀」的時代，歐洲退化成為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幾乎沒有大的城鎮，也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記錄，但是在此期間，人們的健康狀況實際上得到了改善。溫暖、穩定的氣候條件促進了農業的蓬勃發展。在長達 6 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與亞洲之間幾乎沒有往來，兩地的疾病庫很大程度上是獨立存在的。

但隨著人口增長和定居點之間貿易的蓬勃發展，傳染病裹挾著致命的威脅捲土重來，從 14 世紀 30 年代開始再度肆虐歐洲。中亞地區暴發了一場鼠疫，也就是後來令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歐洲流行的確切來源尚不確定，但一些歷史學家將其歸結於1346年韃靼人圍攻熱那亞貿易重鎮卡法（ Caffa，現為克里米亞地區城市費奧多西亞）。戰爭中，攻城方用投石機將攜帶病菌的屍體投向城內，這一做法可能導致了守城方的感染。毫無疑問，瘟疫一旦暴發，便開始順著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繼續蔓延。

阿拉伯世界偉大的歷史學家伊本· 赫勒敦在黑死病席捲突尼西亞時失去了雙親，幾年後，他寫道：

「瘟疫給東西方的文明都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致使國家疲敝，人口凋零。它吞噬了文明之中許多美好的事物，並將這些事物的印記永遠地抹去。」

然而，隨著瘟疫的好轉和暫停傳播，人類文明和城鎮化獲得進一步發展，傳染病又帶來了更大、更廣泛的威脅。農耕、放牧、定居和貿易生活開啟之後，人類在辛苦的耕種勞作中艱難度日，在死亡和傳染病的夾縫中勉強生存。人們開始相信《創世紀》中的觀點：「土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土地里得到食物。土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塵土。」

人類學家、普利策獎得主賈雷德· 戴蒙德（ Jared Diamond）也同意這種悲觀的評價，認為農業導致了壽命縮短、暴政和戰爭，稱其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

毫無疑問，瘟疫導致歐洲以及亞洲和非洲受影響地區的文明產生了巨大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並不是所有改變都是負面的。例如，隨著歐洲人口減少，勞動力變得稀缺，這在北歐等地帶動了工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並導致封建制度的瓦解。 人們開始加大力度投資能夠節約人力的發明，印刷機就是其中一項。 資本主義開始繁榮發展，土地分配進一步優化，權力在民族國家內變得更加集中。統治者擁有更大的行政權力，能夠獲得更高的稅收，因此可以為商業性質的航行和探險活動提供資金支持。

瘟疫與發展的悖論

在過去幾個世紀，隨著各國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投入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見證了抗擊傳染病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奇蹟，傳染病的發病率和致死率大幅下降，全球健康狀況得到了改善。但是，傳染病的減少並沒有普遍帶來收入、就業機會和治理水平的提升，相反，迅速增加的人口以及規模空前的城鎮化正在衝擊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極限，加劇了移民、動蕩以及產生全球大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風險。

傳染病的減少催生了新的經濟帝國，改變了人類居住地的區域分布和特徵，激發人們為了更好的生活開啟規模宏大的人口遷移。然而一些變化卻更加令人擔憂。許多新興的貧窮大都市的擴張速度遠遠超過了其基礎設施的發展，致使近十億人在貧民窟生活。城市因此不再是富裕和發達國家的專利——這一點前所未見。只有在傳染病發病率和兒童死亡率急劇下降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這種城鎮化的發展趨勢。

到訪過低收入國家龐大而雜亂的城市後，許多人會認為，這些城市過於擁擠、毫無魅力且令人生畏。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遍布著貧民窟和棚戶區，它們或是赫然出現在城市中心附近，或是藏在高速公路立交橋下。

在非洲許多「貧窮的大都市」中，青年人口工作崗位的匱乏滋生了不穩定因素，促使年輕人開始了絕望的移民嘗試。人口變化帶來的壓力已經使矛盾持續升溫，而氣候變化，以及歐美國家在貿易和移民問題上與日俱增的敵對情緒無異於火上澆油。不難想像，比起過去的 20 年，未來的20年可能會更不太平。簡而言之，傳染病減少所帶來的影響已經不亞於歷史上傳染病暴發的影響。

人們對於貧窮大都市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孟加拉國高級研究中心負責人、氣候和移民領域的研究學者阿提克· 拉赫曼（ Atiq Rahman）將像達卡等貧窮大都市的爆炸性增長稱為「一連串的人口混亂」。 人口過密、污染、貧困，以及對能源和水資源的超高需求造成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印象，那就是，這些膨脹的城市有可能在本地居民的人口重壓下垮塌。

儘管許多貧窮大都市的社會和人口壓力可能導致混亂甚至暴力突發事件，但從長遠來看，這不一定是壞事。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更容易形成的聯繫和社會運動最終會迫使長期缺失這些因素的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產生更好的政府機構。在過去的 250 年中，西方城市的社會動蕩和抗議有時是痛苦的，但它們促成了制度和法律的建立，為打擊腐敗、改善勞動條件、打破種族隔離，以及我們所看到的減少城市傳染病奠定了基礎。因為城市在掀起美國獨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痴迷於城市研究的經濟學家艾德· 格萊澤將上述現象稱為「波士頓效應」。

同樣，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 哈姆林（ Christopher Hamlin）提醒我們要警惕一味地宣揚「瘟疫好處」的謬論」。因為部分持這種觀點的人聲稱，霍亂、結核病等傳染病新暴發的疫情可能會刺激必要的投資流向衛生設施建設和其他積極的政府改革，就像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那樣。

如何防範下一場大流行病？

低收入國家面臨的這種挑戰，令人們很容易為它們的前景感到悲觀。然而，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傳染病的減少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讓這些發展中國家可以對湧入迅猛發展的城市的大量青年人口進行投資，為創造更具普惠性的經濟繁榮注入最大的希望。

與農村的環境相比，城市可以提高人們的生產力和健康水平。只要不被交通擁堵和基礎設施的嚴重匱乏所拖累，城鎮生產力和居民健康就會隨著人口規模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改善。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制定針對這些挑戰的解決方案，但在面對抗擊傳染病中的進步悖論時，它們應當考慮在以下三大領域投入資源。

首先，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居民缺少清晰的房屋產權，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貧民窟的人。建立易於執行的土地產權可以促進對正規住房的投資，使工人能夠自由流動尋找工作機會並獲得城市服務，同時為建立財產稅體系奠定基礎。

其次，注重提高入學率和教學質量，防範私人運營學校可能出現的就學機會不平等問題。

最後，制定並實施基於實證的本地化衛生政策，建立強大的初級醫療體系，這可能是控制許多疾病的一種經濟有效的方法，包括及時發現新的疫情。

在努力改善低收入國家健康狀況的過程中，許多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未能考慮周全。傳染病死亡率被許多人視為衡量進展的首要指標，如果低收入國家在這項指標出現下降時，沒有能夠在經濟發展、政府治理、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同步取得更大的收益，那麼將同樣面臨巨大的挑戰。只有更好地理解為減少傳染病所選擇的這條道路上存在的困難，我們才能更加現實地感知到前方的嚴峻挑戰，進而克服這些未來前行的障礙，在下一次大流行疾病到來之前做好準備。

推薦閱讀：

《瘟疫與發展的悖論》

（美）托馬斯·J.博伊基 中信出版集團

2015年比爾·蓋茨說「我們還沒有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準備」，2019年作者寫了這本書預言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的風險。從「瘟疫與人」進入下半場 「瘟疫與發展」，這本書不再講述人類怎樣戰勝大流行病，而是講述如何為防範大流行病做準備。

近百年的對抗疫情歷史告訴我們，每次抗疫似乎都勝利，但是從整體發展進程看，下一場大流行病的反彈只會更加猛烈且具有摧毀性。這次疫情之後如果人們還是沒有從源頭做出改變，病毒、疫情、風險將與人類共同體長期並存。

瘟疫與發展的悖論，源頭在於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書中另外明確提出，「傳染病是一個必須依靠國際合作才能解決的全球性問題」。

這本書能夠為疫情之下的我們帶來思考，跨越職業年齡國界種種界限，思考人類集體如何共同應對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全球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