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量性矛盾到結構性矛盾——解讀中國勞動力市場

作者簡介

蔡 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

發表於《China Economist》2016年第1期

摘要

本文利用最新的人口和勞動力數據，揭示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變化，論證中國就業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再是總量矛盾，而越來越表現為與勞動力市場匹配相關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在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相符的情況下，至少目前周期性失業現象並不突出。無視勞動力市場上的摩擦性和結構性特徵，繼續沿用傳統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增長，以擴大就業總量，不僅無助於解決實際面對的就業問題，而且可能造成勞動力市場隱患。中國面臨的主要就業矛盾，應該轉向著眼於應對和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

關鍵詞

周期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就業總量矛盾；就業結構性矛盾

*作者郵箱:[email protected]

一、引言

具有二元經濟特徵的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著與發達國家不盡相同的就業問題。在典型的二元經濟中，農業和其他傳統產業中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表現為總量性矛盾，解決的辦法是靠經濟增長，以創造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在現代經濟增長部門的勞動參與率。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是新古典式的，並不存在長期持續存在的剩餘勞動力，因此，就業問題主要表現為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現象，以及與宏觀經濟景氣相關的周期性失業，對於前者的解決辦法在於教育、培訓等改善人力資本，以及完善勞動力市場功能的舉措，後者則要依靠旨在調節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來解決。

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矛盾是勞動力過剩或就業不足這種說法，並不意味著在那裡不存在由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構成的自然失業現象以及周期性失業現象。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因勞動力市場匹配問題和宏觀經濟波動產生的自然失業和周期性失業，是疊加在勞動力剩餘問題之上的。不過，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條件下，自然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並不以公開失業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只是加劇勞動力剩餘、冗員等就業不足的程度。

在改革開放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處在一個劉易斯所定義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點。根據官方和學者估計，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還是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冗員，比率都高達約1/3（Carter et al., 1996；張小建，2008）。與此同時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通過改善激勵機制調動了勞動者、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過發育勞動力市場推動了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豐富而低成本的勞動力被轉化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在國際市場取得競爭優勢。

因此，雖然各級政府總是把就業不足現象作為艱難的任務，把打破大鍋飯、鐵飯碗視為畏途，在經濟下行時對就業壓力憂心忡忡，甚至在經濟增長回歸正常時仍然心有餘悸，實際上，豐富的勞動力轉移恰是中國在這個時期得以實現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而所有通過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以及通過改革促進勞動力流動的政府努力，反過來都推動了經濟增長，並最終惠及民生。可見，抓住就業總量矛盾，著眼於GDP增長，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是正確而恰當的政策選擇。

正如劉易斯模型所預期，二元經濟發展到特定的時刻，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跟不上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就會出現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和工資上漲現象，即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從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關係、工資上漲和工資趨同等一系列現象判斷，2004年是中國劉易斯轉折點到達的時間（Cai, 2015）。一方面，由於勞動力無限供給這個二元經濟本質特徵被改變，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歸根結底是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勞動力市場面貌，從而就業問題的性質和特點也根本改變了。這一新情況要求政府的就業政策做出深刻的調整。

本文利用最新的人口和勞動力數據，揭示勞動力供給的數量變化，論證中國就業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再是總量矛盾，而越來越表現為與勞動力市場匹配相關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在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相符的情況下，至少目前周期性失業現象並不突出。根據國內外經驗，本文做出政策警示：沿用傳統的政策手段，不僅對於應對當前和今後的就業問題會日顯捉襟見肘，而且存在著較大的政策風險，形成勞動力市場隱患。最後，在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對勞動力市場新形勢下，政府政策應該關注的重點領域提出建議。

二、勞動力供給總量的變化

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化解勞動力剩餘、城鎮勞動力市場發育和人口結構變化，中國勞動力供給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並於2004年跨越了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標誌的劉易斯轉折點。隨後，在2010年通過了以勞動年齡人口由增長轉為負增長的人口紅利消失轉折點。這進一步改變了非農產業勞動力供給總量狀況。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觀察勞動力供給總量變化。

首先，在人口轉變的新階段上，勞動年齡人口經歷了增長速度的放慢、減速、零增長接著則出現了負增長。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於2010年達到峰值，此後進入負增長。由於近年來勞動參與率（有就業意願的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有所提高，使得經濟活動人口（勞動年齡人口乘以勞動參與率）仍在緩慢增長，但預計在2017年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總量也將達到峰值，隨後絕對減少。根據預測，2017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為9.18億，同年勞動參與率為87.2%，因此，屆時經濟活動人口的高峰值為8億。

其次，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本地非農產業和城鎮部門轉移，顯著減輕了農業勞動力剩餘的程度。如果從官方統計數據看，全國勞動力中在第一產業就業的比重仍然高達29.5%，第二產業為29.9%，第三產業為40.6%。許多研究者引用這個來源中的農業勞動力比重，因此以為中國仍然存在著規模龐大的剩餘勞動力。很多人也因此而罔顧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事實，否認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不過，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和經驗面前，無論是這個官方統計數字，還是這種學術觀點，至少在兩個經驗面前顯得缺乏一致性。

其一，農業中仍然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判斷，與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歷的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不相一致。國家統計局（2015）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人數為2.74億，其中離開本鄉鎮6個月以上的外出農民工為1.68億，在本鄉鎮非農產業就業的為1.06億。結果必然是，留在農村務農的勞動力數量大幅度減少，農業勞動力比重顯著下降。

其二，如果從這個官方數據看，中國在其高速增長和產業結構劇烈變化期間，農業勞動力比重每年下降的速度，還不到日本和韓國相應時期的一半。例如，在1978-2012年期間，統計數據顯示的農業勞動力比重，每年僅僅下降2.2%。而日本在1953-1987年期間為4.5%，韓國在1963-1997年期間為5.1%。

通過合理修正國家統計局關於農業勞動力的定義，都陽和王美艷（2010）重新估算了2009年的實際農業勞動力，表明官方數字把農業勞動力高估了約13.4個百分點。本文作者利用這種方法，重新構造了1984-2014年期間的實際農業勞動力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到2014年，實際務農勞動力的比重，至少比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低10個百分點（圖1）。這一估計數，與Brandt和Zhu（2010）使用其他數據來源所做的估計高度一致。在圖中，我把官方數據與重估數據之間的差額，作為殘差（residual）處理，在正常勞動力市場狀況下，分別分布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非農產業遭遇衝擊時，也常常回到農業這個剩餘勞動力蓄水池中。不過，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從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越來越不發揮這個剩餘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了。

圖 1 三次產業勞動力的重新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以及都陽、王美艷（2010）相關數據估算；估算方法參見Cai (2016)。

最後，自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的城鎮就業改革以來，企業用工逐漸實現了市場化，冗員已經不再是顯著的現象。雖然政府常常也勸說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盡量不實施大規模裁員，但是，在遭遇宏觀經濟波動衝擊的情況下，企業的應對通常是讓部分員工下崗，導致城鎮戶籍勞動者的公開失業和農民工返鄉。在1995年國有企業就業制度和城鎮勞動力市場改革之前，國有企業單位就業佔全部城鎮就業的59.1%。經過激進的改革和痛苦的調整，到2014年這一比重已經大幅度下降到只有16.1%。這兩個時期國有企業就業比重之間的差額，反映了大量冗員經歷了下崗失業，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而不是鐵飯碗體制，實現了在個體私營和公司制企業的再就業。因此，在考慮城鎮勞動力供給存量時，不應該再認為存在大量企業冗員，可以充當產業後備軍。

三、就業困難：周期性還是結構性？

政府部門和研究者對於勞動力市場憂心忡忡，的確是基於對一些群體所面臨的就業困難的觀察而生。但是，根據上一節的分析，應該摒棄傳統觀念，即把這些問題仍然看作是勞動力總量過剩所造成的。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這些勞動力市場表現，究竟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因為不同性質的就業問題需要以迥然相異的政策手段予以應對。

一般而言，周期性失業產生於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從而形成增長缺口的情形，即經濟增長速度未能達到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水平。根據我們的研究，由於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髮生了明顯的逆轉性變化，如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力資本的改善降速、資本回報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中國GDP年度潛在增長率自2010年以後顯著下降。

在2010年之前，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都意味著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導致增長缺口。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實際增長率最低點是1981年，實際增長率為5.2%，當時的潛在增長率為7.6%，前者與後者之差即增長缺口為-2.3個百分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實際增長率最低點是1990年，增長缺口為-3.0百分點；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實際增長率最低點是2009年，增長缺口為-1.4百分點。在上述三個周期的低點年份，相應都出現了就業壓力加大和失業率上升的現象。因此，這三次增長速度的下行，都屬於典型的宏觀經濟周期現象（圖2）。

圖 2 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增長缺口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Cai 和 Lu (2013)提供的數據計算。

從2012年開始並持續至今的經濟增長減速情形，實際增長率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率，因而也沒有形成增長缺口。與此相應，勞動力市場狀況正常，失業率保持穩定。很顯然，這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是伴隨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出現的結構性變化，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表現，而不是周期性現象。按照潛在增長率的定義和奧肯定律（Okun』s Law），與增長潛能相符的增長速度，可以達到生產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不會產生周期性失業。

自2002年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4.0%-4.1%左右，最高也僅僅短暫地達到過4.3%。巧合的是，根據都陽和陸暘（2011）的估算，近年來中國城鎮的自然失業率也大致為4.0%-4.1%。我們知道，總體失業率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是摩擦性失業率和結構性失業率構成的自然失業率，二是由宏觀經濟波動造成的周期性失業率。那麼，登記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的在水平上的重合，是否就意味著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不存在周期性失業呢？

問題在於，登記失業率的統計對象僅僅包括城鎮戶籍居民，其統計方式是以自行登記為依據的，而不是基於抽樣調查計算的，使其並不能準確完整地反映勞動力市場真實的失業狀況。所以，我們需要以按照統一國際標準調查得到的一個失業率指標——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依據進行分析。雖然迄今為止國家統計局並沒有系統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數字，但是，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和官方的報告零星發布了一些相關數據，表明直到2015年上半年，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保持在5.1%左右。如果以此作為準確的總體城鎮失業率，則周期性失業率（即調查失業率減去自然失業率的差）僅為1%。

不過，根據以往的研究經驗，城鎮失業率調查中對農民工的涵蓋水平偏低，缺乏對這個群體的代表性，而他們的失業率與城鎮戶籍勞動者差異甚大。例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10年在6個大城市的調查，城鎮本地勞動者調查失業率為4.72%，農民工則僅為0.73%。由於目前農民工占城鎮就業已經超過1/3（城鎮本地職工低於2/3），如果以此作為權重，修正城鎮失業調查的覆蓋面，使其成為包括城鎮戶籍勞動力和農民工在內的全口徑城鎮調查失業率，得出的結果一定不會顯著高於自然失業率。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就近年來而言，周期性失業現象不是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

實際增長率隨著潛在增長率一併下降，固然表明不會產生周期性失業現象，但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則意味著傳統增長源泉不再能夠支撐以往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而必須挖掘新的增長源泉。這個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就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過程。與此同時，創造性破壞效應也會在新崗位得到不斷創造的同時，消滅掉相當一部分傳統就業崗位。經濟史表明，崗位的消失與創造同時發生，是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必然結果，而對於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來說，更快更劇烈的產業結構變化，也就意味著這樣一個崗位的創造性破壞是不可避免的。

人力資源和保障部門收集並公布的一個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指標——求人倍率（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ratio of job vacancy to job seeker），從兩個方面印證了上述分析。一方面，根據全國接近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進行分析得出的這個比率，以2010年為轉折點，從表明崗位供不應求的小於1到崗位供過於求的大於1，一直顯示勞動力市場偏緊，即較多的崗位數對應較少的求職者人數（圖3）。所反映的信息與總量就業矛盾趨緩的勞動力市場總體趨勢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從圖中也可以看到一個端倪，即求人倍率在2014年第四季度達到較高水平（1.15）後，呈現下行的傾向，2015年第二季度為1.06。雖然並不能由此判斷今後勞動力市場偏緊的趨勢會發生逆轉性變化，但是，隨著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力度加大，結構性就業矛盾趨於嚴峻。

圖 3 城鎮勞動力市場的求人倍率

資料來源：中國就業網［EB/OL］：http://www.chinajob.gov.cn/DataAnalysis/node_1522.htm

近期引人注目的「新東北現象」可以很好地為這種崗位的創造性破壞做出經驗詮釋。東北地區是老工業基地，傳統產業特別是重工業和資源型產業比重較大，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難度也較大。因此，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該地區增長速度滯後於其他地區。例如，2014年全國GDP增長率為7.3%，而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僅為5.8%、6.5%和5.6%。相應地，在近年來全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總體趨緊，即呈現崗位空缺數大於求職人數（求人倍率大於1）的情況下，如瀋陽和長春等城市的求人倍率持續低於全國水平，並且一直在1以下，說明由於傳統產業式微而具有比較優勢的新的產業結構尚未形成，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仍然處於被破壞崗位數多於新創造崗位數的狀況。

四、沿用傳統政策過猶不及

應對周期性失業的政策，與著眼於解決就業總量矛盾的政策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試圖利用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刺激和推動經濟增長，以便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在前者，是為了降低公開的失業率；在後者，是為了緩解就業不足的程度。對於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觀察家來說，對這兩種政策理念和實踐一定都不陌生。

首先，自2002年中共16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就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列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自從時任總理朱鎔基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提出1998年實現不低於8%的增長率要求後，在以後很長時間內，8%成為中央政府的經濟增長率底線，即著名的「保八」。多年之後，在解說「保八」的必要性時，時任總理溫家寶明確表示是把就業作為第一位的考慮。

其次，為了擴大城鄉就業而促進經濟增長，始終是中國政府經濟工作的頭號優先序。中共召開16大之後，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制定中，逐步地給予了促進就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越來越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把就業總量的創造與經濟的發展緊密而良好結合，形成了一個經典二元經濟發展的當代中國版本。

無論經濟發展處於什麼樣的階段，上述兩種政策理念都不會過時，無疑應該始終得到堅持。然而，一經就業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應對的方式和方法自然應該與時俱進，才能有針對性地施策並取得良好效果。在產業結構升級優化速度加快的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摩擦性和結構性因素導致的自然失業頑固地存在，以及相應產生的就業困難，在當前乃至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主要矛盾。

在改革開放期間發生的大規模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通常被表述為一種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由此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成為這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其實，我們也可以將其表述為就業崗位的創造性破壞，農業勞動力比重從1978年的超過70%下降到2014年的不到20%，就意味著累計近1.3億務農崗位的破壞和近5億非農就業崗位的創造。在今後的發展階段上，隨著這樣疾風暴雨式的產業結構變化及其導致的崗位變化速度不可避免要減緩，但是，在非農產業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產業內部的各行業之間，以及狹義的行業內部企業之間，就業崗位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反而將加劇。

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在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中，企業的新建與破產或進入與退出，從而不同企業規模的擴張和萎縮所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使得生產率高的企業勝出，生產率低的企業被淘汰，對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高達1/3到一半（Foster et al., 2008）。相應地，經濟學家也發現，大幅度和高頻率的崗位創造和崗位破壞不斷發生，由此引起的崗位重新配置，可以解釋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流動現象的35%-56%。此外，新成長企業和小型企業的崗位重新配置頻率更高，並且與宏觀經濟周期沒有直接的關聯（Davis and Haltiwanger, 1991）。

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需要倚重企業之間的優勝劣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到中高端則必然導致創造性破壞，因此，可以預期並且必然發生的是：就業崗位的創造和破壞將同時加速發生。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發生的就業變化，正是這種創造性破壞現象的表現。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就業崗位變化有三種情形，可以概括為三種重新配置類型，分別帶來相應的挑戰。

第一種情形是，伴隨著因生產率和競爭力差異產生的企業新老更替，工人也將經歷一個重新配置即轉崗的過程，即便這種轉崗沒有技能變化或產生技能提升的要求，從離開舊崗位到找到新崗位之間，往往需要一個時滯，則意味著轉崗工人將遭遇摩擦性失業。

第二種情形是，由於從舊崗位到新崗位的重新配置，通常是產業結構升級優化的結果，往往對勞動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於掌握這些新技能需要培訓和學習的時間，或長或短，因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稟賦以及其他人口特徵而異，因此，在技能培養期間，勞動者可能處於結構性失業狀態。

第三種情形是，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導致舊崗位消失的同時，伴隨著與相關崗位對應技能的需求減少，乃至相關技能最終被廢棄。經濟史上此類現象不勝枚舉，而新技術革命加速發生的今天，這種現象愈益變得更為普遍。如在電話取代了電報的同時，接話員替代了電報員；在電子郵件衝擊了傳統郵政的同時，軟體設計師和網路管理員替代了郵件分揀員；在網購衝擊了實體店的情形下，網路管理員和網上店主替代了商店店主和售貨員等1。在這些情形下，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都不可避免地發生。

1有研究者列出了一個頗為冗長的清單，顯示技術變化導致的新舊崗位和技能的此消彼長結果。在經濟學說史上，這種現象是與被稱作「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問題一道予以討論的。參見Cox和Alm(2015)。

鑒於此，認識就業問題的新特點，與時俱進地改變政策思路、調整政策手段十分迫切。無視勞動力市場上的摩擦性和結構性特徵，繼續沿用傳統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增長，以擴大就業總量，不僅無助於解決實際面對的就業問題，而且可能造成勞動力市場隱患。例如，在採用刺激經濟增長的辦法擴大就業數量的情況下，投資往往過度集中於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大的建築領域，相應地產生以下幾種負面效果。

第一，在勞動力供給發生變化的條件下，這將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現象，對GDP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反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勞動力短缺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因為該因素不僅影響勞動力供給從而工資成本，而且影響到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提高速度。因此，刺激性政策導致的建築業勞動需求擴大，反過來降低潛在增長率，不僅不能保持經濟增長可持續性，還會加大結構性就業矛盾。

第二，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大、工資增長快，傾向於縮小熟練勞動者與非熟練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溢價，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激勵。勞動者能否適應新的技能需求，歸根結底在於教育和培訓，而後者的發展不僅取決於供給，還取決於需求。勞動力短缺，特別是非熟練勞動力短缺，從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上漲過快，加大了人力資本改善的機會成本。短期內，普通勞動者可能受益於工資上漲，但是，人力資本積累受到延誤的結果，則是進一步加劇技能不匹配造成的結構性就業困難，最終還要這些群體還承受。

第三，刺激政策下的經濟增長，雖然增加勞動力需求，但也使非熟練勞動力過度集中於這些具有潛在過剩甚至泡沫風險的行業，構成未來的勞動力市場風險。國際經驗表明，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和非實體經濟的過度發展，終究難以避免泡沫破裂的結局，隨後則是出現嚴重的周期性失業。而人為放大的勞動力短缺又使資本替代勞動或機器（人）替代人的進程早熟，加上人力資本積累被延誤，周期性失業進而會轉化為長期的結構性失業。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把就業問題置於經濟社會政策的優先地位，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發展經驗，值得總結並長期堅持。在經濟活動越來越需要面對內外波動影響的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也應該更加及時、敏銳地關注就業變化，並將其作為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然而，在勞動力供給總量處於負增長態勢，並且不存在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的增長缺口的情況下，中國面臨的主要就業矛盾從而政策重心和實施手段的選擇，應該轉向著眼於應對和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為此，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首先，進一步發育勞動力市場，堅持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表明，在經濟整體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出現持續的勞動力短缺之後，農業勞動力比重仍將繼續下降，至少要進一步下降到10%以下。以此作為參照，中國在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過程中，農業勞動力轉移仍有巨大的空間。在2004-2014年的10年間，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對城市化率提高的貢獻大約為1/4，隨著農村新成長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必然減慢。例如，在2005-2010年期間，外出農民工每年增長4%，2014年僅為1.3%，2015年上半年更下降到只有0.1%。而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進一步疏通勞動力市場，阻斷勞動力從城市到農村的迴流，從而保持城鎮化正常進程，穩定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供給。

其次，通過教育和培訓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化解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無論從受教育年限還是從技能來看，中國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尚不適應產業結構急劇變革的需要，因此，人力資本積累不應僅僅作為一個長期願景，更應該是當務之急。目前農民工構成城鎮就業勞動力增量的2/3以上，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僅僅適應於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要求勞動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按照目前崗位對人力資本的要求，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崗位是10.4年，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崗位是13.3年。如果我們承認，未來的產業變化趨勢是非農產業崗位的資本密集型程度和技術密集型程度均會顯著提高，則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撐他們轉向這些新崗位。

再次，適應就業崗位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勞動就業統計既要反映新崗位的創造，也應該反映舊崗位的破壞。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5）公布的數據，2014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為1322萬人。但是，這一年全國城鄉新增經濟活動人口僅僅為380萬人。很顯然，其一，這在統計上把一部分原來沒有納入城鎮就業統計範圍的農民工統計為城鎮就業；其二，這個新增就業不是凈增數，即僅僅統計了崗位的進入，沒有統計崗位的退出。另一方面，媒體和一些專家在強調就業壓力時，往往依據一些產能過剩或資源枯竭型產業，以及低效企業的崗位破壞，卻沒有對等地揭示新興產業和新成長企業的崗位創造。上述兩種信息片面化的表現，都無助於認識真實的勞動力市場和真實的經濟發展新常態。

最後，更公平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用社會政策為靈活高效的勞動力市場托底。在新的發展階段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全要素生產率，是保持經濟中高速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必須藉助創造性破壞機制。以防止失業率提高為借口保護既有的就業崗位，無異於保護舊的經濟結構和傳統發展方式，妨礙中國經濟獲得新的增長動力。然而，勞動這個特殊的生產要素是以人為載體的，產業、產能、企業甚至崗位，固然需要創造性破壞以實現升級優化，對勞動者卻不能簡單地丟給市場競爭，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因此，產業結構調整速度越是加快，越是急迫地需要建立起社會安全網，提高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從而在舊崗位被破壞的時候，幫助勞動者獲得新的技能，順利轉向新創造的崗位。這才是與就業新特點相適應的政府職能所在以及政策關注所在。

[1] Brandt, Loren, and Xiaodong Zhu.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 No. 395.

[2] Cai, Fang. 2015. Demystifying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Springer.

[3] Cai, Fang. 2016.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Reform Dividend. Cheltenham,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forthcoming).

[4] Cai, Fang, and Yang Lu. 2013.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Ross Garnaut, Cai Fang and Ligang Song.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5] Carter, Colin, Funing Zhong, and Fang Cai. 1996. China』s Ongoing Reform of Agriculture, San Francisco: 1990 Institute.

[6] Cox, W. Michael, and Richard Alm. 2015.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Enc/CreativeDestruction.html,accessed in 2015.

[7] Davis, Stevens J., and John Haltiwanger. 1991. 「Gross Job Creation, Gross Job Destruction and Employment Realloc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3728.

[8]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2008.「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 394-425.

[9] 都陽,陸暘.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水平及其含義[ J ] .世界經濟，2011(4).

[10] 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E B /OL].[2015-04-0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11]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4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E B / O L ] . [2015-05-28] . h t t p : / /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505/t20150528_162040.htm.

[12] 張小建.中國就業的改革發展[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於2006年3月，始終致力於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台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後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資料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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