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兩漢史書設立的《西域傳》，是漢王朝大一統思想影響下的產物，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魏書·西域傳》，也表達著北魏王朝的大一統理想。《魏書·西域傳》傳達出北魏王朝對西域的疆域認同，集中體現了北魏王朝的中心意識。這表現在其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建構了以北魏為中心的世界網路，還著力塑造王朝權威，建構了北魏為北方大國的「歷史真相」。《魏書·西域傳》迎合了北魏王朝的需要，塑造了北魏王朝蘊含了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深意，為以後的政權尤其是少數民族政權處理民族關係提供了歷史借鑒。
摘要：《魏書》為北魏周邊的民族設立合傳，獨為西域設立專傳，表現出對西域的特別關注。史官仿照 《漢書·西域傳》的體例設立《魏書·西域傳》，是對漢王朝疆域意識的繼承。通過對西域的歷史沿革、地理物產的書寫，《魏書·西域傳》傳遞出北魏對西域的疆域認同。以魏都為丈量起點，敘述西域諸國的方位; 以華夏文明為標準，評判西域的社會風俗;以德撫為原則，處理西域與北魏的關係，這都是《魏書·西域傳》 具有王朝中心意識的體現。《書·西域傳》的生成受到了大一統思想的影響，與此同時，其書寫塑造了北魏位處中央的大國形象，配合了北魏建構大一統王朝的需要。
《魏書·西域傳》是系統介紹北魏與西域的政治關係，以及西域發展情況的重要歷史地理文獻。這一文獻在學界受到了應有的關注，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一書中探討了南北朝政權與西域諸國的關係，對《魏書·西域傳》的相關史實做了有益的考訂工作。余太山認為現行的《魏書·西域傳》雜有《周書·異域傳下》和《隋書·西域傳》之文字，並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甄別，某種程度上恢復了《魏書·西域傳》之原貌。其《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在此基礎上對《魏書·西域傳》的字句作了疏證，為讀者更好地理解文意奠定了基礎。與此前研究集中於考察《魏書·西域傳》的文獻價值不同，本文重點探討《魏書·西域傳》文本形成的思想驅動因素。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是北魏王朝經營西域的思想動力，《魏書·西域傳》特殊的書寫模式亦是受這一思想影響的結果。本文將《魏書·西域傳》置於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理解，探討儒家的大一統思想與其文本內容之間的雙向聯繫。這有助於我們認識史書與政權運作的關係，亦有助於我們認識大一統思想對北魏經營西域之影響。
一、正史《西域傳》的設立與大一統思想之關係
大一統思想肇端於先秦，逐步確立於西漢。漢初通過多種方式構建起郡縣、番臣、外臣的統一體系，又經過文、景二帝的經營，至漢武帝時已是國富民強的大國，當時：「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強大的國力為漢朝實現「大一統」提供了保障。董仲舒在先秦學術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大一統」的要義，提出「王者愛及四夷」的主張：「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董仲舒將四夷納入天下的範疇，是對大一統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化和明確化。在這一理論的驅動下，漢武帝力征四夷，嚴助曾云：「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可見，漢武帝不僅追求統治區域內的一統，還追求四海之一統，即四海臣民皆應臣服於漢朝。於是，漢武帝積極向邊疆擴張，以實現其天下一統的政治理想。
遠征西域是漢武帝建構天下一統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班固對漢武帝開通西域之舉有精闢的論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他指出漢武帝開通西域是為了「斷匈奴右臂」，也就是增加與匈奴爭奪北方霸權的籌碼。張騫從西域歸來之後，向漢武帝建議招服西域，與漢武帝一統宇內的抱負不謀而合，據史書載：「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為此，漢武帝對西域採取了一系列的進取政策。首先是開通絲綢之路，密切與西域之間的往來；其次，在西域屯墾戍邊，進一步加強對西域的管理；再者，拓展西北疆域，對西域諸國形成武力威懾。經過漢武帝的經營，漢朝的大國地位基本在西域地區樹立。其後，宣、元二帝繼續漢武帝在西域的事業。漢宣帝在西域設置督護府，漢元帝復置校尉，在體制上確立了西域與漢朝的隸屬關係，從此「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漢王朝將西域納入了大一統的範圍，與之相對應的是，史官將《西域傳》納入史書的書寫體系中。《大宛列傳》是首篇以敘述西域史事為核心的列傳。在該傳中，司馬遷記錄了漢朝與西域的關係以及展示了西域諸國的地理位置、風土人情、語言文化等信息。司馬遷撰述《大宛列傳》與漢王朝的大一統理想密切相關：「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司馬遷充滿了對「中國一統」的嚮往，而這種「一統」是以四海邊境統歸西漢王朝為基礎的。作為史官的司馬遷，將周邊民族的發展史納入華夏族發展史的敘述範疇，意味著各民族都應融於漢王朝的統治之中。其在《大宛列傳》的傳序中明確說明設置該傳的原因：「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由此可知，司馬遷作《大宛列傳》是為了展現西域諸國「欲觀中國」的盛況，顯示漢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強大向心力。
《漢書·西域傳》是在《大宛列傳》的基礎上編纂而成，作為正史中的第一篇《西域傳》，不僅奠定了《西域傳》的書寫模式，還塑造了中原王朝統治西域的歷史記憶。西域都護府設立之後，漢朝與西域的政治關係進一步緊密，漢王朝對西域的疆域意識也逐步強化。與之相對應的是，《漢書·西域傳》極力塑造漢王朝與西域的統一關係。首先，班固為其他民族記錄了各式各樣的族源傳說，而沒有記敘西域各國的起源，這或是為了減少西域諸國與華夏民族的隔閡；其次，班固突出西域各國與華夏民族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徵，其指出「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又雲「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再次，班固對西域的關注集中在當地的物產民俗、人口數量及與漢朝的距離等問題上，顯示了漢王朝對西域的高度掌控與重視。對於西域諸國與漢王朝的隸屬關係，班固會進行特別說明。凡屬漢王朝管轄的國家，班固都詳盡記述漢朝在當地所設官職的情況，不屬管轄的地區，班固也要指出其與漢朝存在朝貢關係，如：「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班固總結漢朝帝王經營西域的功績時讚歎道：「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班固書寫《漢書·西域傳》的立場與目的從此可見一斑。總之，《漢書·西域傳》強化了中原王朝統一西域的歷史記憶，進一步樹立了漢王朝的權威，同時亦奠定了正史書寫《西域傳》的範式。
綜上所述，經營西域是西漢王朝實現大一統的必要內容，《西域傳》亦是建構「大一統」帝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兩漢史家通過為西域立傳，將西域納入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的天下體系中，並且其對西域的書寫模式「樹立了統一西域對穩固中原王朝政局穩定有著重要作用的治國理念。自此以後，無論是中原政權還是其他入主中原的政權，都對西域給予特別的關注，後世史官對於西域的書寫也與政治意識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二、《魏書·西域傳》對西域的疆域認同
《魏書》的編纂者為北魏周邊地區的民族皆有立傳，然而，除了為「西域」設專傳以外，其餘都是合傳。史官對其他民族的稱呼多具貶義，如蠻、獠、蠕蠕等，「西域」之稱呼則不帶感情色彩。這都說明了，北魏一朝對西域的認知與對其他邊疆地區的認知不同。再考察《魏書·西域傳》的體例與書寫，可以看出《魏書·西域傳》背後傳達的政治意義。
在《魏書》之前，正史中設立《西域傳》的只有《漢書》和《後漢書》，其餘史書如《魏略》與《晉書》皆將西域史事列入《西戎傳》，《三國志·魏書》則將其編入《烏丸鮮卑東夷傳》。對此，余太山認為，因為前後漢以及北魏時期有關西戎與西域的材料較多，史官需要分別記述，這是為編纂方便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本文認為，北魏效法兩《漢書》設立《西域傳》的原因不能這樣簡單視之，況且為何兩漢之後，北魏能擁有如此豐富的西域材料，這本身也是個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從「西域」與「西戎」的稱謂入手。「西域」是一個地理概念，而「西戎」是一個民族概念。《禮記·王制》將西方的民族統稱為「戎」：「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在中國古代，「戎」往往以侵略華夏的身份出現，如《詩經》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左傳》亦云：「秦晉伐戎以救周。」王國維將「戎」的意義一語概之：「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可見，「西戎」之謂不僅帶有一定的貶義，而且還夾雜著華夏民族對西戎的敵對情緒。兩漢時期，漢武帝鑿通西域，漢宣帝設置西域督護府，在體制上確立了西域與中央的從屬關係。西域既已成為漢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不可再以「西戎」視之，這或許就是《漢書》和《後漢書》設立《西域傳》的緣由。曹魏一朝忙於與蜀國、吳國的權力鬥爭，無暇經營西域。而最關鍵的是曹操將西域視為異族，對其嚴加防範，如曹操所言：「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西晉時期，鮮卑勢力深入西域，並且在西域獲得了較西晉更大的控制權。西域成為西晉的心腹之患，據《晉書·馬隆傳》載：「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通典》對於魏、晉與西域的關係，一言以蔽之：「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有鑒於此，則可以理解為何魏、晉史書不設《西域傳》，而設《西戎傳》。《魏書》的編纂者遠承兩部漢書亦設《西域傳》，說明了北魏對西域的認識是繼承兩漢王朝而來。這一點亦可在《魏書·西域傳》傳首的一段話中得到證明：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
史官將北魏之前的中原王朝與西域交往的歷史分為兩段。一段是兩漢與西域的交往史，一段是魏、晉與西域的交往史。對於前一段歷史，史官詳細說明兩漢管控下的西域範圍之廣，強調兩漢如何對西域進行「撫納」與「統攝」，以至形成了西域諸國萬里朝貢的盛況。至於後一段歷史，史官則以「互相吞滅」籠統概之。顯然，史官認可和看重的是漢王朝統治西域的歷史。因此，史官效仿《漢書·西域傳》而設立《魏書·西域傳》，歸根到底想要展示的是北魏具有掌控西域的能力。
從《魏書·西域傳》所載的西域範圍來看，「西域」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西域」，而更多的是指北魏政治理想中的「西域」。《漢書·西域傳》對西域範圍作出明確的界定，即「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這一範圍，基本屬於西域都護管轄的地區，班固所載西域諸國也主要在這一範圍之內。不同於此，《魏書·西域傳》對「西域」的範圍並不限於北魏王朝所管轄的地區。北魏除了在鄯善和焉耆兩地設立軍鎮外，對其他地區並沒有進行實際的管控，而《魏書·西域傳》所述範圍遠遠超出了北魏的管轄範圍。對於鄯善和焉耆兩地，史官詳細敘述北魏王朝征服該地的過程，明確指出北魏在此設立軍鎮，以示北魏具有統治該地的權力。對於其他未處於北魏行政管轄的區域，史官也特別指明這些國家與北魏具有朝貢關係，以示北魏的大國氣象。《魏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六十餘國，距北魏最遠的國家有五萬多里，這一範圍遠遠超出此前史書所載的西域範圍。這不僅顯示了北魏王朝對西域廣泛的地理認知，也傳達出北魏王朝對西域的政治關懷。
《魏書·西域傳》展示了北魏王朝逐漸經營西域的過程，表達了國家對西域地區的重視。根據《魏書·西域傳》的記載，北魏初建之時，太祖帝反對與西域來往，認為這不僅使「海內虛耗」，還會讓「前弊復加百姓」。到世祖之時，中原既已統一，北魏帝王開始關注中原以外的區域，於是遣使出訪西域。世祖帝先後兩次遣使前往西域，又在鄯善和焉耆兩處設立軍鎮，逐漸建立起中原與西域的政治關係。肅宗之時，史臣又一次出訪西域，此行目的在於求佛經，這說明中原與西域的交流已經深入到文化領域。《魏書·西域傳》對這一過程的梳理，體現了史官對北魏經營西域的認可。又《魏書·西域傳》對西域諸國的自然環境、物產資源表示出極度的關切。除了關注西域各國與北魏在政治上的聯繫，史官最關心的就是該國的物產資源。如拔豆國，距離北魏五萬餘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氂牛、葡萄、五果」。又朱居、波知、缽和、烏萇、乾陀、康國等國，史官雖然不知其距魏之遠近，但也充分掌握了當地的物產和自然環境等信息。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史官及北魏一朝對經營西域的重視。
總之，漢王朝統治西域的歷史記憶，造就了北魏王朝對西域的疆域認同。《魏書·西域傳》傳末云：「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這正可說明北魏王朝一直都有收服西域的志向，只是無暇顧及才被擱置。史官對此流露出的遺憾，也可看出北魏一朝對統治西域的渴望。《魏書·西域傳》的編纂就是建立在這種疆域認同之上，其書寫傳達出了北魏王朝對西域的關切以及試圖建立大一統帝業的政治理想。
三、《魏書·西域傳》的王朝中心意識
魏收親眼見證北魏從統一走向分裂、又由北齊統一的歷史，對大一統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盛讚北魏統一的局面：「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眾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又曾在《上魏書十志啟》中表明其修史的目的在於「一統天人之跡」。大一統的核心要義是以王朝為中心，其在《魏書·地形志》中云：「《夏書禹貢》、周氏《職方》中畫九州，外薄四海，析其物土，制其疆域，此蓋王者之規摹也。」可見，魏收理想的王朝地理模式是王權從中央向四周輻射，四周又匯聚到中央的一種向心模式。作為處於王權核心圈以外的西域，史官如何建構其與中央的匯聚關係，如何樹立北魏王朝的中心地位，這是本節要探討的問題。
首先，《魏書·西域傳》對西域國家的方位敘述體現出史家以北魏為中心的世界觀。交代西域諸國與魏都的距離，是《魏書·西域傳》描述各國地理位置時的必要內容。《魏書·西域傳》敘述西域國家的方位時基本以「××國，都××，相對方位，去代××」為固定程式，如「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而其他民族傳中，史家只記錄諸國相對北魏的大致方位，如《鄧至傳》：「其地自街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魏書·西域傳》表述地理方位的這一程式來源於《漢書·西域傳》。
從上表可見，《魏書·西域傳》與《漢書·西域傳》有明顯的承襲關係。除了表達方式如出一轍外，《魏書·西域傳》所記西域國都與代都的距離一致，較《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國都與長安的距離多1900里。《魏書·西域傳》的里程極有可能是在《漢書·西域傳》的基礎上相加而得，以此可說明史家書寫《魏書·西域傳》時充分參照了《漢書·西域傳》的文本。《史記·大宛列傳》是第一部記述西域史事的列傳，但並未記錄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距離，若涉及里程也多以約數表示，如：「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漢書·西域傳》所記西域諸國，除車師都尉國和車師後城長國這兩國外，其餘各國皆記錄了去長安的準確里數。雖然東漢較西漢掌握了西域更為翔實的信息，但對西域諸國的地理方位作出精確的判斷還是不太可能的。更合理的解釋在於，班固有意準確表達西域與漢王朝的距離，以此顯示漢王朝對西域具有高度掌控的能力。自西域督護府設置以來，西漢主流社會對西域的疆域意識進一步增強，班固不厭其煩地記錄西域諸國的自然與人文信息，是中原王朝統治者對西域形成獨特的歷史記憶和疆土意識的體現。同樣，《魏書·西域傳》精確記載西域諸國方位及其與代都的距離，高度借鑒《漢書·西域傳》的書寫模式，是繼承了西漢以來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疆土意識，其目的在於將西域諸國精準定位到以北魏為中心的空間網路之中。
其次，史家以華夏文明為標準對西域國家進行價值判斷，體現出北魏身處華夏文明中心的優越意識。據《魏書·西域傳》傳序，該篇主要記載「與前使所異者」。這「所異」的內容就包括西域異於中原的社會風俗。然而，不同於司馬遷和班固對西域風俗的客觀描述，魏收對其風俗習慣帶有明顯的價值評判意味。據《魏書·西域傳》載：「（于闐）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又載：「（焉耆）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龜茲）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波斯）多以姊妹為妻妾，自余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丑穢矣。」史家所言「無禮義」、「無綱紀法令」、「多淫」、「不擇尊卑」，皆是以華夏禮義為標準對西域國家作出的評判。史家又言波斯是諸夷中「最為丑穢」者，即謂諸夷中丑穢者甚多。悅般因其「清潔於胡」，而被作為諸夷中的正面典型，如史載悅般「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又悅般本與柔然結好，當目睹柔然的生活習慣後，竟與之決裂：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發，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從以上例子可看出，史家試圖以文明程度的高低作為評判種族高下的標準，越接近華夏文明者，其種族的優越性越強。這亦可從史家對西域諸國外貌的評價中得到印證，如焉耆「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大秦「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史家著意貶斥西域諸國的野蠻習性，而肯定其與華夏民族的共性，其目的在於突出拓跋氏身處華夏文明中心的優越感，以此劃清拓跋氏與其他邊疆民族的界限。
再次，突出北魏的大國身份，強調北魏對西域的威懷，是史家處理北魏與西域關係的主要原則。北魏與西域維持關係的主要方式是報使往來，但也不乏武力征討，其中以對鄯善和焉耆的討伐為最，《魏書·西域傳》如是記載：
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眾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
以上敘述中史家突出了兩點：一是，北魏發動戰爭是出於鄯善的剽劫；二是，北魏將領以德撫民以至民眾「望旗稽服」。北魏對焉耆的征伐亦是因為焉耆「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不過，鄯善與代都相距七千多里，焉耆則遠隔萬里之外，北魏不太可能僅因剽使而發動戰爭。何況，于闐亦曾扣留魏使，顯祖帝只是責讓而已。關於北魏討伐鄯善、焉耆的動機，學界多認為是出於戰略上的考慮。如北魏徵伐鄯善的真實目的在於斷柔然右臂，以此解除來自北方的威脅。「鄯善地處交通要衝，既然成為北魏經營西域之阻礙，於是有萬度歸之西征。」而《魏書·西域傳》將兩次戰爭的動因皆歸於剽使，有意回護戰爭的侵略性，為的是宣傳北魏德化四夷的統治思想。在北魏早期，道武帝就提出「民俗雖殊，撫之在德」的主張。太武帝雖勠力征討，但對周邊四夷亦以安撫為原則。孝文帝則致力於建設胡漢一家的民族關係：「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並且強調以德治邊的重要性：「方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以說，以德化夷一直是北魏處理民族關係的主線。綜觀《西域傳》中所載西域使者的上書，亦能發現史家弘揚北魏威德之意圖：
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
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遺甚厚。」
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
以上三個文本的內容指向具有一致性，即北魏都是匡救西域的「大國」、「天子」，西域甘心臣服於北魏王朝的「威德」之下。這是史家對北魏與西域二者君臣身份的定位，充分體現了北魏的大國意識。
在大一統思想的驅動下，帶著北魏作為北方第一大國的自豪感，《魏書·西域傳》塑造了北魏關於西域的歷史記憶，藉此建構了北魏的大國形象。由此也可看出，《西域傳》在材料的選取上充分體現了以專制禮義、政教禮俗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其敘述的出發點不在於西域本身，而是通過記述西域來展現中原王朝治理邊疆的文治武功。
四、結語
兩漢史書設立的《西域傳》，是漢王朝大一統思想影響下的產物，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魏書·西域傳》，也表達著北魏王朝的大一統理想。《魏書·西域傳》傳達出北魏王朝對西域的疆域認同，集中體現了北魏王朝的中心意識。這表現在其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建構了以北魏為中心的世界網路，還著力塑造王朝權威，建構了北魏為北方大國的「歷史真相」。古代文獻是在某種個人或社會的主觀「意圖」下被創作以及保存的集體記憶，史書對歷史記憶的選擇、強化、重整與遺忘，是對社會意識的反映，其中滲透著古人的「意圖」。史官對西域的書寫，實際上是官方意圖的反映，保存的是官方認可的與西域相關的歷史記憶。《魏書·西域傳》迎合了北魏王朝的需要，塑造了北魏王朝蘊含了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深意，為以後的政權尤其是少數民族政權處理民族關係提供了歷史借鑒。
文章來源：《寧夏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第191-197頁。此文轉自「學忍堂史學」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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