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一場革命 by 基思·羅威

分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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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8

map of the net migration rate around the world. blue denotes positive net migration (into the country), orange denotes negative net migration (out of the country), and green denotes a stable population with no net movement (in or out of the country).

文：基思·羅威

譯：陸大鵬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不覺得北京上海很大。我出生於英國倫敦，看慣了大城市的熙熙攘攘。當時我覺得北京有點擁擠，但倫敦也是如此。上海當時就有很多高樓大廈，但倫敦也有。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歐洲旅行，看到了很多讓我驚訝的東西，但我並不對中國城市的規模感到驚訝。

但過去三十年里情況發生了變化。倫敦擴大了一點點，現在有約850萬人口，而北京和上海都變成了超級大城市，人口差不多是倫敦的三倍。廣州的變化更讓人震驚。我1989年到那裡時，廣州比倫敦小，今天它已經有了很大增長，並且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幾個城市融合，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組合城市。它有將近5000萬人口，倫敦與它相比像個村莊。

中國城市大幅增長的動力是如今全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移民。現在中國的內部移民數量超過了往昔。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去年有超過2.86億中國人離開家鄉去別的地方找工作。其中很多人到城市尋找臨時性工作，但更多人會留下。他們和其他近期的移民潮融合起來，一同構成了歷史上最戲劇性的人口變遷。我於1989年首次到中國時，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生活在城市，如今這個數字已經超過58%。

任何地方，不管管理多麼井井有條，都無法應對如此突然、規模如此龐大的人口流入。中國城市的快速增長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交通堵塞和住房過於擁擠。公共服務部門有時要拚命努力才跟得上人們的需求。對外來人口的怨恨和偏見也在增長。

這不是新鮮事。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包括我的祖國。也許能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歷史來推測中國的情況在未來會如何發展，從而避免重蹈覆轍。

英國可能是第一個經歷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期間，倫敦人口增長到之前的六倍，倫敦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其他城市增長甚至更快。工人蜂擁來到曼徹斯特的棉紡廠、紐卡斯爾的造船廠和伯明翰的工廠，讓這幾座城市的人口增長到之前的八倍。1800年，英國城市人口展總人口的比例不到20%，到1900年就超過了67%。

和今日中國一樣，英國的城市化也要付出代價。倫敦的貧民窟和霧霾臭名昭著：只要讀讀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就知道當時英國城市的生活多麼骯髒和擁擠。太多的移民給公共服務部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負擔。例如，倫敦的交通系統因為堵塞而癱瘓，市政當局不得不採取當時超乎尋常的措施：他們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條地鐵。下水道系統受到的壓力也超過了它的承受極限。到19世紀50年代，流入泰晤士河的污水太多，政府不得不向河裡注入大量次氯酸鈣，以減輕惡臭。1858年夏季特別糟糕。在英國歷史書上，這一年被稱為「惡臭之年」。

19世紀末，美國城市的發展模式與英國類似。例如，紐約的增長比倫敦更有戲劇性：19世紀90年代，區區十年里，它的人口翻了一倍。這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和環境問題。紐約的貧民窟臭名遠揚，以至於得到「地獄廚房」的綽號（如果地獄的環境很差的話，那麼地獄廚房想必更不堪忍受）。今天，紐約的廉租公寓博物館記錄了那個時期來到紐約的移民的惡劣生活條件。如同在倫敦，人們不得不發明新技術來解決交通堵塞的問題。20世紀20年代，紐約研發了全世界第一套聯通的交通燈系統。市政當局大量興建學校。因為缺少空間，有的學校把操場建在屋頂上。即便如此，根據1896年紐約市教育局的年度報告：「本市史無前例的大幅增長和出人意料的人口湧入，讓我們沒辦法跟上市民的需求。」

英國和美國城市在這一時期經歷的所有問題，都是我們今天所謂「大城市病」的早期例子。大城市病就是環境污染、人口過多和公共服務欠缺的有害結合體。城市管理者很快明白，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是重新開發。1945年之後，英國當局開啟了大規模的城市重新開發運動，正如中國政府在近些年的作為。倫敦、曼徹斯特和伯明翰的整個區域被推平和重建。貧民窟被拆除。在大城市周圍建起了新的郊區和完整的新城鎮，配備現代化住房和設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轟炸造成的破壞給英國提供了一個好機會，不僅替代被摧毀的東西，還能從頭開始，重新規劃英國城市。美國城市沒有受到戰爭破壞，就沒有這樣的動力。不過，它們也走上了類似的重新規劃和重新建設的道路。

不過，這種大規模的重新開發也造成了問題。拆除貧民窟，也拆散了世代生活在一起的社區。新的城鎮和郊區沒有歷史、認同和個性。搬進寬敞、衛生的新住房的人，卻往往感到一種奇怪的抑鬱；出現了一種新的異化感，即「新城憂鬱症」。重新開發能治好「大城市病」，卻帶來了新問題。不是身體的，而是靈魂的疾病。

我自己也小有體會。我一直覺得有必要與兒女分享我所在社區的故事和記憶。我喜歡帶他們去看我小時候逛過的公園、我上過的學校、我和他們的母親年輕時常去的咖啡屋和餐廳。這些地方是我們的家史的一部分。但那些公園、學校和餐廳都消失了，被城市重新開發的浪潮捲走了，我們該怎麼辦？我們長大成人的社區如今被新來者淹沒，他們的故事和回憶與我們完全不同。這時我們該怎麼辦？倫敦碼頭區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該地區於20世紀80年代經歷重新開發，現在已經面目全非，和我小時候的模樣毫無共同點。在變化如此迅速的城市，很難找到歸屬感。

西方城市的最後一次發展是全球化。仍然有移民來到倫敦、巴黎和紐約；但今天的移民主要不是國內移民，而是國際移民。在歐洲，這種趨勢於1945年之後開始，歐洲各個土崩瓦解的帝國不同地方的人來到異國，參與重建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經濟。但是，大的趨勢逐漸變成普遍的、從南方窮國到北方工業化富國的移民。

這對歐洲、澳大利亞和北美的城市造成了深刻影響。統計數字很能說明問題。70年前，澳大利亞人口只有約10%出生在國外，並且這些移民的絕大多數說英語。到2015年，這個比例上升到超過28%，最大的增長來自亞洲移民。

歐洲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移民比例。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到2013年，瑞士人口有超過28%出生在國外。荷蘭人口有11.6%出生於國外，法國是12%，德國將近13%，奧地利接近17%。但這些數字還沒有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來到這些國家的外國移民的兒女和孫輩，這些人往往仍然被視為外來人口。美國人口有超過13%出生於國外。增長最快的群體是西班牙裔。西班牙語很快發展成了美國的第二大語言。

在所有這些國家，曾經針對「鄉下人」的偏見，如今針對的是來自其他國家的新來者。中國目前還沒有大幅度經歷這種現象。怨恨外來者比怨恨自己的同胞容易得多，尤其是當這些外來者很容易辨認，因為他們穿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今天，對移民的怨恨是西方社會最大的政治壓力來源之一。

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歷了其他國家經歷過的進程：工業化、農村向城市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城市化和驚人的城市再開發。這些進程很可能會繼續下去。中國的城市人口佔到總人口的58%，但美國等國家的城市人口佔到總人口的80%以上。中國政府宣布對北京和上海人口加以限制，但其他城市會繼續增長。

身為外國人，我不知道今天中國城市居民是否像英國人那樣，在城鎮的迅速重新開發之後產生了異化感和抑鬱。新聞不全是壞消息。例如，根據清華大學的數據，中國城市的增長可能對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在過去二十年里，中國人的自殺率大幅下降。但我估計在表面之下還有很多問題。即便在最有活力的國家，這麼多人離開家園到遙遠的地方開始新生活，肯定也要犧牲自己的歸屬感。

我還估計，在未來，隨著中國越來越繁榮，會開始允許更多外國移民到中國城市。中國會這麼做，僅僅因為這很有道理。我們對移民有偏見，但他們是城市的生命之血。移民肯定會帶來擁擠等問題，但也會帶來新思想、新能量和新機遇。有些工作，本地人會覺得太辛苦、太臟或者工資太低，但移民願意做這些工作。但最重要的是，移民會帶來財富。根據國際移民組織（iom）和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全世界人口只有3.5%是移民，但他們創造了全球gdp的約9%。

用國際移民組織總幹事威廉•斯溫（william swing）的話說，移民「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它是人類的現實，與人類一樣古老，我們必須應對這個現實」。妥善地應對移民現象，利用它的能量，但不能允許它失控，這是中國社會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這不是輕鬆的事情。過去三十年里，移民給中國城市的面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如果其他國家的歷史有參考意義的話，下面三十年的變化會更大。

作者簡介：

基思·羅威（keith lowe）為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作品《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榮獲海賽爾-提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和義大利全國凱拉斯科文學節（italian national prize cherasco storia），被翻譯為16種語言。他的新書《恐懼與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改變我們》（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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