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田家英嘉興調查,發現基層存在這五種不正風氣

引言

田家英,在偉人身邊工作幾十年,因其嫉惡如仇,品行端正,深受信任。

在五六十年代,偉人多次派他去基層農村調研,如果以古代的眼光來看,就當於是當了好幾次欽差大臣。

田家英也正如影視劇裡面,那些正派的欽差大臣,對於基層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那些瀆職的幹部,是一點都無法容忍。

對於每次基層的調研,他都不負偉人所託,盡職盡責,如實彙報情況。

本文,小胡豆就和你講述,1961年,田家英這個欽差遠赴浙江嘉興基層調研的事。

為何要去嘉興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國正處於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國內和國外的形勢都十分不利。

外面和蘇聯人的關係破裂,國內的經濟形勢又十分困難,特別是又遇上自然災害,農村的經濟可謂是風雨飄搖。

天災是可以明眼看到的,而夾雜在天災當中的「人禍」,只有深入實地才能了解。

早在五十年代末的時候,偉人對於基層農村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早就有所了解;因此,才會在1961年的春天,派田家英去基層實地轉一轉。

浙江嘉興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然而,當時的嘉興卻肉眼可見的衰敗,經濟凋零不堪。

於是,嘉興就成了重點調研的地方,就是要好好的看看,這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在偉人的囑咐之下,田家英帶著一個調查組,來到浙江嘉興縣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產隊,他們在這裡蹲點實地考察,從1月23號一直持續到5月3號,蹲點了三個來月。

田家英每次去農村調研,都不是走過場,他很少聽基層幹部的材料彙報,也不是蜻蜓點水一般,待個兩三天就走。

只要時間允許,他會待到了解透情況為止,每次調研的時間,都是至少一個月。

這次嘉興之行,待了三個多月,也算是時間比較長的了。

調查組到了嘉興後,分散到各戶農家裡,和當地農戶同吃同住,只有深入到群眾當中,才能徹底了解一些難以了解的事情。

經過三個多月的實地考察,田家英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導致嘉興經濟衰敗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所致。

而這人禍,具體的說來,主要表現在五個不良風氣,這五個方面的原因,也不只是嘉興獨有的,而是普遍存在於當時的基層農村。

浮誇風

浮誇風起始於1958年,盛行為六十年代初,這股風氣主要就集中於虛報和謊報糧食產量,嚴重的脫離了實際情況。

1958年,嘉興生產隊幹部報上去的糧食產量是800斤,但是,經田家英實地了解後,當年的水稻畝產連400斤都不到。

1959年,報上去的產量是979斤,然而實際產量只有436斤。

到了1960年,更是離譜,彙報的產量是2416斤,然而實際產量卻只有291斤。

而且,生產隊所提出的口號也很有問題:

「高指標出幹勁,幹勁足出高產量」

這就是不根據實際情況,而是想當然的定一個無法完成的高指標,最後,不管這個高指標有沒有完成,能不能完成,都得彙報上去。

怎麼彙報?那就只有弄一份假報告了;如果有人來檢查怎麼辦?也有對策,把稻穀高高的堆起來,別看稻穀堆得很高,其實裡面要麼塞著石頭,要麼塞著一些桌椅板凳之類的。

這種虛報糧食產量的結果很嚴重,最直接的惡果就是,公社裡需要上交那些虛報的糧食,那麼社員們的口糧就所剩無幾,口糧是一年比一年少。

當時,在嘉興農村還流傳這麼一句話:一年一年吹牛皮,一年一年餓肚皮。

共產風

在1958年初期的時候,嘉興的魏塘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喊出了一個「大兵團作戰」的口號,這個為期四個多月的作戰計劃,具體的體現就是「六集中」,即,集中村民的豬羊、牛、農具、人口、屋子、食堂和土地。

由於並沒有在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也沒有給出具體的一些思想上的解釋措施,就是一刀切的「共產」。

這就直接導致了一個不好的風氣,就是大家都認為東西都是大家。不僅生產隊隨意徵用社員的屋子、農具、豬羊等等,就連社員們之間也互相亂拿東西。

為此,還時常鬧出了不少爭執,為此大打出手的事情也經常發生。

田家英調查了解後,這四個多月的所謂大作戰,不僅沒有取得什麼成績,反而造成了不少的損失,折算下來約損失了4604.56元。

田家英的調查不流於表面,而是細緻到很具體,就拿這次「大作戰」。當時生產隊共有327戶人家,有242戶被調用了物資,這些物資摺合算下來,平均每戶就抽調了19元。

1961年的19元,對於一個農村家庭意味著什麼?那可是一家幾口人的生命!

越是深入了解,田家英的眉頭越是無法舒展,他最是見不得國疲民累。

而嘉興搞的大兵團作戰,其損失還有很多,譬如,作戰期間,調了大部分男性勞動力去大鍊鋼、興修水利。

在具體「作戰」的時候,也是不顧及人的體力,時常搞連續突擊和夜戰,很多社員為此疲憊不堪。

因為男性勞動力幾乎都被調離,有些繁重的農活就得婦女頂上去了,不僅人累,就連耕牛也難以承受,四個多月的作戰,累死了不少耕牛,可見其勞動強度之大。

強迫命令風

既然喊出了「大兵團作戰」的口號,那麼在具體的行動當中,就很自然的搞起了軍事化,軍事化也就意味著必須毫無保留的按命令行事。

可以把嘉興這次搞的大作戰,用這麼十五個字來總結: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

整個社員們都按照正規部隊的編製,進行編排,按照勞動力被各自編入連、排、班。

每天晚上的十二點,連長要去大隊部那裡接受命令和任務,次日一早就把任務安排下去。

也不管所安排的任務,是否符合實際,是否能完成,社員們必須執行。

譬如,1958年的冬天,需要開始播種春季作物了,然而上面給出的指導是要做到園田化,也就是啥都要做一些。

給出的具體任務就是,村子裡的南邊全部都種植小麥,中間種植油菜,北邊種植蠶豆。

而且,具體種植多少,也給出了具體的指標,譬如蠶豆,每畝都要下種70斤,而麥子,每畝要種50斤。

這種就是純屬於不結合實際,坐在屋子裡拍腦門想出來的方案。最後的結局,必定是造成很大的浪費和損失。

瞎指揮風

這種瞎指揮就是完全不顧實際,拍著腦門想當然的給出方案。

譬如,在1958年以前,嘉興幾乎很少種植連作稻。而在1959年,公社的幹部就給出了一個硬性任務,要大力推廣連作稻的種植面積,這個面積必須達到40%。

然而,在具體的實施當中,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人任務,是肯定完成不了的,折騰下來,也只完成了28%。

田家英在實際的調研當中,發現諸如此類的瞎指揮是數不勝數。

還是在1959年,這年的七月,本該是給單季晚稻耘田的時候(耘田:清除田間的雜草);但是,生產隊居然讓社員們停止耘田,轉頭去搞什麼積肥,還連著搞了六天,結果導致很多的田裡,長出了不少雜草,成了荒草田。

田家英對此是痛心疾首,他直接說,這完全是不種田的人來指導種田的人,真正會種地的人完全不能自己做主。

針對這種瞎指揮的風氣,田家英總結下來,主要有五個方面,即:瞎規定、瞎統一、 瞎指揮、瞎開支、瞎批判。

在調研的過程中,好幾次他找來基層幹部,誰的面子都不給,當場批得好些人,臉面都掛不住。本文來自頭條號「怪味胡豆史」原創,其他平台和作者均為抄襲搬運

幹部特殊風

這種不良風氣,田家英最是見不得,尤其是基層幹部身上有這種風氣,危害更大。

在基層,有不少幹部就喜歡開小灶,而且拿到的補貼工分也很多;譬如,1959年的時候,生產隊的副隊長,一年的補貼工分居然高達4300個,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

最讓田家英生氣的是,由於社員們的物資越來越集中,這就導致一些幹部的權力越來越大,經他們手的物資也就越來越多,譬如糧票、農具、工分票等等。

這直接導致一些幹部出現貪污的情況,用田家英的原話來說,就是「凡是過手的,都要揩油」。

在田家英的調查中,還羅列了具體的數據,幹部中,貪污的佔23%,而那些手腳不幹凈的佔了63%。

所謂的手腳不幹凈,就是順手拿一些公家的財物,或是社員的東西。


田家英的對策

經過調查,嘉興這地方之所以一年比一年衰敗,根源就在於人禍,根源就在於這五股不良風氣,極大的損害了生產隊的精氣神。

田家英直接把這「五風」說成是一股「黑風」,把基層吹得是黑天昏地,把社員們吹成了不能自己做主的木頭人,把基層幹部吹成了睜著眼睛朝河裡跑的人(意思是明明知道有危險,也要一股腦往前沖)。

至於如何消除這「五風」,田家英也有自己的措施,大方向上是八個字:上下聯動,綜合治理。

首先,就得解決基層幹部的問題,他的處理方法是這三個方面:

1、直接處理:沒有能力的,所犯問題很大的。

2、改選:有一定能力,所犯問題較輕;並且提拔一些有能力的社員。

3、加強基層幹部的思想教育。

問題出現了,接下來就是如何解決問題了,1961年1月23號正式蹲點開始,發現了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從3月開始,一直持續到五月。

從3月底開始,田家英在嘉興地區發表了很多次的公開講話,這裡所說的嘉興地區,包括了地、縣、社、隊,從上到基層,毫無遺漏,這也是田家英要做的「上下聯動」。

他多次的講話當中,都著重強調幹部必須要從思想上做到正確的領導,特別是「瞎指揮」這方面,他多次談及。

4月1號這一天,在四個縣的座談會上,針對普遍存在的「瞎指揮」,田家英說得就很直白,與其瞎指揮不如在家睡大覺,在家睡大覺還不會帶來麻煩,出來瞎指揮還不如不指揮。

他一直都強調,幹部們要做到「實行正確的領導」,而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很簡單,就是不要端著官老爺的姿態,不會種地就要多和會種地的打交道,只有走到群眾當中,才能了解真實的情況,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這次嘉興之行,讓田家英認識到,領導幹部如何做出「正確領導」是很重要的事,而且,他也是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離開嘉興後,田家英把這次調研的情況,原原本本的彙報給了教員,也讓教員了解到了基層農村存在的實際情況。

作為一名幹部,田家英無疑是合格的,也是國家和人民之幸。

後記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田家英的嘉興之行,就突出領導幹部「正確領導」這個觀點,是屬實難得的。

再展開了來說,他的這個觀點,概括起來就是:

農場基層幹部要有正確的領導動機、正確的思想認識、正確的領導方法、正確的調查研究、正確的使用手中的權力。

他當年的這個觀點,雖然只是針對浙江嘉興而提出的,但是如今過去六十多年,對於如今也有著實實在在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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