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水滿則溢,月盈則虧。於世理亦然,為政者尤當戒之。
商鞅改革雷厲風行,志得意滿,個人實現了抱負,秦國也改革內政外交,成為戰國後期最強盛的國家,但商鞅的悲劇也悄然而至。史記《商君列傳》載: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日:「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法律的制定者商鞅做夢也不會想到,逃亡路上因為沒有證件路引而被旅店主人拒宿,而這條法律的制定者就是商鞅自己,他自己認為這條法律的弊病害處竟至於此,令人唏噓。法條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它最大限度杜絕了犯罪嫌疑人流竄之害,之所以制定者厭惡法條,是因為個人身份的變化:執法者變成了違法者。
無獨有偶,宋朝也有這種法施他人,誤傷自身的情節。哲宗朝,章惇為相,權傾朝野,黨爭劇烈,舊黨或中立派大多貶謫,大蘇和小蘇亦在其列。
據《宋史 章惇傳》:「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於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奸相章惇欺人太甚,蘇轍由宰相位謫地方,連官署宿舍都不準住,本已不合常理;向市民租賃房屋,雙方得利,人之常情,竟又誣以強奪,真是置人於死地而後快。不想風水輪流傳,章惇千算萬算沒想到自己被貶後租賃房屋,竟因自己恐嚇欺壓租房給蘇轍的房主,以至雷州竟無人敢給遭貶的人出租,使自己竟至露宿街頭,可謂惡有惡報了。
宋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雲:「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為聖賢也。」可謂待人處世至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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