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6月，湘軍首領曾國藩、胡林翼為了對付太平軍，商定了一個東征金陵的「完美計劃」，決定先奪取長江中下游的戰略要地安慶，切斷太平軍的糧草運輸通道，再攻打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也就是南京。
對於年屆五旬的曾國藩來說，他迫切希望贏得這次行動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戰爭局勢，取得一戰定乾坤的超卓之功。
然而一個人專心做一件事情，總會有局外人或以關心或以指導或以誹謗等等形式議論紛紛，評頭論足，而有些人又是得罪不起的，只能用儘可能圓滑的手段來化解難題。
當曾國藩、胡林翼決定東征太平軍大計的時候，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
東征計劃是曾國藩和胡林翼二人將各自的幕僚召集起來，共同研究、商討出來的作戰方案。
經過反覆的討論，他們決定將皖北地區作為此次東征的主要作戰區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步驟就是佔領安慶，基本的戰法是圍城打援。
具體而言，就是調集兵力先圍住安慶和廬州，吸引太平軍的主力部隊前來救援，最終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他們已經基本勾畫出一幅安慶會戰的藍圖。
這個計劃剛剛出籠，卻不知怎麼被河南巡撫、河道總督等人得知。他們承擔著堵截太平軍北上的任務，現在聽說湘軍要大舉東征，一個個都害怕起來。
害怕什麼呢？無非是擔心一點——如果湘軍的東征計劃成功，那麼太平軍無法在安徽繼續立足，必然北上中原，佔領河南巡撫、河道總督等官員的防地。
至於湘軍能否消滅太平軍，他們並不關心，但對於太平軍北上一事卻是十分敏感，這會讓他們革職殺頭的。
為此，河南巡撫、河道總督等人趕緊上奏，力陳曾國藩東征極有可能導致「流寇北上，為患京師」。
咸豐皇帝對於太平軍北上一事，也是談虎色變，非常著急，要求曾國藩和胡林翼修改東征計劃。
曾國藩接到咸豐傳下來的聖諭，得知河南巡撫、河道總督等人如此鼠目寸光、狹隘自私，心裡又好氣又好笑。
可是他仔細一琢磨，皇帝也很擔心太平軍北上對京師形成威脅，就不能措辭太激烈，只好絞盡腦汁寫了一本奏摺，如同開導小學生一般，給咸豐皇帝和河南巡撫等人原原本本做了分析，勸他們無須擔心太平軍到時北進。
他在奏摺中稱，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軍有兩種，一種是「流寇」，另一種是佔據城池的「竊號之賊」，對付他們要分別採用不同的辦法。
對付前者，要採取四面圍堵的策略，使其無所遁形、無處可逃。
對付後者，則應當制定更完備的計劃，實施更周密的行動，達到斬草除根的效果。東征計劃之所以要直搗「長毛」的老巢南京，就是要誘使各種游賊一齊來解救，只有這樣做，官軍才能達到將「竊號之賊」聚而殲之的目的。如此一來，就可以在根本上剷除「長毛之患」。
他繼續分析，要想攻克南京，必須先在滁州、和州一線囤駐兵力，從而破除「長毛」在南京的外圍防線，將其糧草供應通道一舉切斷。而要達到控制滁州、和州的目的，又不能不先將安慶和廬州圍住。
只要按這個計劃來實施，那麼各種「長毛」必然蜂擁而至救其渠魁，那麼湘軍的戰略意圖完全實現，可以抓住戰機將他們予以殲滅。在這種情況下，哪裡還有太平軍北上中原的事情呢？
可是曾國藩也知道，光是跟皇帝和那些官員講道理是不管用的，畢竟關係到切身利益，他們一旦認定了某件事就很難改變原有的看法，跟他們打交道必須注意方式方法。
為了減輕朝廷和中原數省官員的擔心，曾國藩也對四路東征的「完美計劃」稍稍做了一點調整，把原定的第四路由商城、六安進攻廬州，改為從商城迂迴固始再向廬州進攻。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曾國藩所做的調整不過是在裝樣子，然而這個樣子是非裝不可的。
咸豐皇帝看了曾國藩的奏摺，雖然有些將信將疑，但最終還是勉強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湘軍的東征計劃實施的結果證明曾國藩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正是因為這次東征的成功動搖了太平天國的根本。
【史說新域點評】：這篇文章不是為了美化曾國藩，而是旨在表達一種觀點：並沒有絕頂才智的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出將入相位極人臣，能夠在清末政治軍事舞台上大顯身手，根本原因在於他堅忍沉毅、謹慎周密的性格。一方面要跟太平天國做生死較量、鬥智斗勇，另一方面要跟皇帝和同僚處理好關係，如果換做其他人，可能都沒有辦法像曾國藩這樣處理得這麼圓滑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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