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抱病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彙報關於四屆人大的安排工作,談話中,毛主席告訴周恩來:「還有一批戰犯尚未釋放,關了他們這麼多年,建議把他們全部釋放。」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後,周恩來便將羅青山,華國鋒等人召集過來,探討具體的解決方法。
時任公安部長的華國鋒,很快派人給毛主席送來了一份名叫《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
看完內容,毛主席有些不太滿意
原因是華國鋒根據特赦的要求,希望能夠繼續關押13人。
對此,毛主席專門做了長篇的批示。
毛主席說:「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是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他們改造也不好........他們放下武器25年啦。」
拿到毛主席的批示,華國鋒下令,將之前所有準備的分類處理材料,全部作廢,一律平等看待。
毛主席為什麼執意要將這些不符合條件的戰犯全部釋放?背後到底有什麼深意呢?
首次提出特赦戰犯
新中國成立時,全國還並未完全的解放,後來隨著時間的推進,大陸一步步解放。
1950年,粟裕被任命為攻台作戰總指揮,準備對台作戰,解放台灣。
但是後來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解放台灣一事,便擱置了下來。
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俘虜了許多國民黨戰爭罪犯,按照道理說,這些戰犯對人民犯有嚴重的戰爭罪行,人民理所當然的應該對他們進行懲處。
但是毛主席高瞻遠矚,他從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看,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毛主席認為,殺了這些戰犯,一是不能為我們國家的生產做貢獻,二也不能提高我們國家的發展水平,除此之外,如果殺了他們,也不能強大我們的國防,對我們國家除四害活動,也沒有什麼幫助。
思來想去,如果不殺這些人,很有可能對我們國家的統一事業,有很大的助力。
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被我軍俘虜的這些國民黨戰犯,都是蔣介石的愛將,是國民黨中位高權重的人,他們在國民黨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毛主席與眾不同的看法,首先得到了黨中央的同意。
1956年,根據國內外形勢,周恩來首先提出了特赦問題,毛主席看後,並未同意。
毛主席說:「目前釋放,時機不成熟,我們不好向老百姓說明,要過幾年,等老百姓的生活都好了些,我們再來放。」
不過雖然並未立刻對這些戰犯進行特赦,但是關於特赦戰犯一事,倒是在民主黨派以及社會名流中傳播開來。
眾人非常贊同我黨的這一政策。
程潛代表民革中央發言,他認為我黨的寬大政策很好,他本人聽後十分的振奮,除了程潛以外,其他的民主人士也紛紛同意特赦政策,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1956年5月,黨中央在收納了各方的意見,最終做出了決定: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按照毛主席所說的,此時時機還未成熟,那麼,什麼時候才是最佳時機呢?
時間就是1959年,這一年,是共和國的十周年慶典,此時,人民的生活相對於之前,也好了很多,由此,這時便是釋放國民黨戰犯的最佳時機。
1959年8月,在杭州的毛主席致信給劉少奇,他寫道:「我想到,今年國慶十周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局部的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以及一些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此事是否可行,亦請召集有關通知商議一下。」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的建議。
政治局沒有問題,毛主席又給全國人大寫信,除此之外,毛主席還邀請了各民主黨派人士,人民團體,文化教育界人員等。
毛主席解釋:「凡是改造好了的,我們赦免,按照憲法,叫特赦,而不是大赦。」
眾人認為,新中國經過十年的發展,人民已經站了起來,生活也好了起來,人民有精神氣了,自然也就不再怕這些戰犯。
這時候,也是特赦這些戰犯的最好時機。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特赦改惡從善戰犯的決定,同一天,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頒布了特赦令。
一天後,《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關於特赦戰犯的內容,一時間,全國輿論紛紛,尤其對於處於全國各地的戰犯管理所來說,震動尤大。
毛主席的建議,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頒發的特赦令,讓這些戰犯,似乎看到了「月圓」的希望,巧的是,這一天,正是中國的傳統佳節,中秋節。
功德林監獄是關押國民黨戰犯重要人物的監獄,當我黨準備特赦戰犯的消息傳到功德林監獄後。
這些戰犯們尤其震動,他們聯合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
信里寫道:「敬愛的毛主席: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周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莊嚴地保證,今後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1959年12月4日,黨和政府宣布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名單。
這些被特赦的戰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等國民黨高級戰犯,還包括了末代皇帝溥儀等人。
被特赦十天後,周恩來總理便在中南海西花廳設宴請他們做客。
這些國民黨戰犯,大多數曾在黃埔軍校學習,而周恩來當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時隔多年,再次見到周恩來,許多人內心羞愧。
曾擴情說:「對不起周老師,我沒有聽老師的話。」
周恩來拍了拍他,笑著說:「是我這個老師沒引導好各位同學嘛。」
在一陣陣幽默中,許多戰犯的神情舒展開來,大家開始熱切地交談起來。
自從1959年我党進行了第一次的特赦戰犯後,又在之後的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進行了六次的特赦。
1975年,是最後一批特赦戰犯,也就是在這一批特赦戰犯時,華國鋒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早在1971年時,公安部就向周恩來總理進行了彙報,其主要內容有兩個方面,第一,從1966年到1971年,有戰犯去世,第二,在押的戰犯中,有許多人身患各種疾病。
周恩來拿到報告,沒有耽擱,立刻下令,他首先批評了公安部的工作,其次要求對病患戰犯加強治療,表現黨的政策,給予他們特赦的希望。
公安部隨即召開會議,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與此同時,他們又重新給周恩來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希望能在四屆人大時,釋放一批戰犯。
之後,由於四屆人大一拖再拖,因而特赦戰犯一事,也就拖了下來。
1974年12月,四屆人大時間被確定,周恩來立刻招呼公安部,要他們公開寫出所有在押戰犯的名單,以便在四屆人大後特赦。
同年,當周恩來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便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時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根據周恩來的命令,做了很大的調查工作,最終他列出了還有13名戰犯,由於不符合條件,因而他們建議暫且不釋放。
毛主席看到公安部的彙報後,有些不滿意,他認為公安部氣魄太小。
後來,在毛主席的督促下,公安部重新做工作,最終決定,將在押的293名戰犯全部釋放,毛主席得知後,這才滿意地笑了笑。
讓這些戰犯最為意外的是,我黨不僅將他們完全釋放,而且還給了他們相當好的安排。
黨組織告訴他們,他們完全可以自由選擇住處,可以回老家,政府也可以給他們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國家醫療,除此之外,他們還可以去香港,去台灣,我黨還會給足他們路費,去了以後還願意回來的,我黨依然歡迎。
這些戰犯得知我黨組織對他們有如此好的政策,眾人紛紛感動落淚,連最難改造的黃維,都被感動了,他為此還代表這些戰犯們給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寫了一封感謝信。
黃維此舉,可是驚呆了那些熟悉他的老朋友們。
實際上,特赦釋放這些戰犯,毛主席有更深遠的含義。
毛主席的高瞻遠矚,事後覺得真高明
建國後,毛主席不顧許多人的反對,執意不殺這些戰犯,無論是從當時來說,還是從現在來說,完全利大於弊。
毛主席認為,特赦這些戰犯,會創造安定,和平的國內外政治環境。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面對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如果將這些戰犯妥善安置,會瓦解,孤立蔣介石集體,有利於國家統一。
除此之外,還會折服社會上,以及統一戰線內對我黨了解不深的人,使得統一戰線,進一步地擴大。
1956年4月,在一次講話上,朱德明確表示:「對反革命不殺的政策有國際意義,可以減少仇恨,爭取更多的人相信社會主義。」
我想,毛主席應該也是持這樣的觀點。
第二個好的因素,不殺這些戰犯,對社會主義的建設,增加積極因素。
事實證明,毛主席的這番高瞻遠矚,是很有道理的。
一些被特赦的國民黨戰犯晚年時,積極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做了許多有益的事,像是首批被釋放的杜聿明,他就將自己晚年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呼籲兩岸統一一事上。
除此之外,那些被特赦的戰犯,還利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還有就是,這些戰犯後來都被妥善安置,許多人擔任了政協委員,他們在自己的職務上力所能及,為新中國的發展建設,做了許多貢獻。
毛主席堅持要特赦戰犯,其實除了對戰犯本身有利外,還對我黨的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能夠特赦這麼多的戰爭罪犯,尤其讓人震撼,許多民主人士都被我黨的魄力所折服,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的堅信,經過此事,也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光明的前途。
民國時期的清官,建國後被邀請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張難先曾被邀請去探望這些戰犯,他對此感慨地說:「我張難先活到近80歲了,在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之後,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產黨待你們親如家人的照顧,採取的思想改造方法與生活設施,都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我祝福你們從此走上大道,這是一條新中國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
結語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對於這些戰犯,我黨最終採取了寬大處理,對他們進行特赦,這一壯舉在當時影響了國際社會,直到今天,我們來看,仍不失為一次壯舉。
這一切的一切,也都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的根本思想和價值追求。
與此同時,這一舉措,還為我國的統一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