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馮道：罪臣還是功臣？毛主席一語中的

電視劇《太平年》將五代十國末期至宋初的馮道作為核心人物之一進行刻畫。

馮道被塑造成一個歷經亂世、心懷「太平」理想、在複雜政治環境中周旋的「十朝元老」形象。

但劇中的馮道形象不等同於歷史事實。

01 毛主席評判馮道

毛主席對馮道最直接、最著名的評價出自《講堂錄》。

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馮道其代表也。宋興稍一振，然猶未也。逮範文正出，砥礪廉節，民黎始守綱常而戒於不軌。其至也，朱程禮義之士興，天下風俗，駸駸乎比隆東漢焉。

這不僅是毛主席對馮道的定性，更包含了他對一段歷史時期社會風氣演變脈絡的整體看法。

第一層：對馮道個人的歷史定性，「風俗之壞極」的代表。

「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馮道其代表也。」

這句話斬釘截鐵。

毛主席將馮道視為五代時期道德淪喪、綱常崩潰的典型人物和集中體現。「其代表也」四字，分量極重。

這意味著在毛主席看來，馮道不是一個個例，而是那個時代士大夫階層中一種流行病症的「病徵」。他的「歷仕多朝」、「長樂老」心態，正是「綱維橫決」在個人行為上的具體投射。

毛主席此論，蘊含著對舊時代士人缺乏理想、苟且偷安精神狀態的深切不滿。認為馮道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舊政客」，其一生是一部「做官學」，其秘訣在於「良心喪盡，善於投機」。

這與「風俗之壞極」的評價一脈相承，都指向一種喪失原則、隨波逐流、精緻利己的政治生存哲學。

第二層：對歷史進程的宏觀把握，從崩壞到重建。

毛主席的論述並未止於批判馮道。

他緊接著指出了歷史風氣的轉變過程：「宋興稍一振」，宋朝建立後稍有振興；「逮範文正（范仲淹）出，砥礪廉節」，直到范仲淹這樣的人物出來提倡和踐行廉恥氣節；「朱程（朱熹、程顥程頤）禮義之士興」，再到理學興起，大力倡導禮義。最終，天下風俗才慢慢好轉，幾乎可以比得上東漢（東漢是被儒家視為士人氣節較高的時期）。

這表明：

毛主席將社會風俗的敗壞與振作，視為一個歷史過程。馮道是崩壞期的標誌，范仲淹、程朱是重建期的代表。

他肯定思想家和政治實踐者在扭轉社會風氣中的關鍵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程朱理學對道德心性的強調，在毛主席看來，是改變五代以來壞風氣的重要力量。

這一論述體現了毛主席歷史觀中「破」與「立」的辯證法。他不僅看到「破」（五代風俗之壞），更關注「立」（宋代士風的重新塑造）。批判馮道，是為了襯托後世重建價值體系的不易與必要。

第三層：評價的立場與標準，超越單純的忠君觀念。

毛主席對馮道的批評，主要矛頭並非指向其「不忠於一姓」，而更在於其作為士大夫階層代表所體現出的「無原則性」和「機會主義」。

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生最反對的就是「機會主義」，「沒有原則，沒有理想，就是見風使舵，就是有奶便是娘」。

馮道的行為模式，恰恰是這種機會主義的古代版本。對於一個立志改造中國、需要依靠具有堅定信仰和鋼鐵紀律的政黨和人民來完成事業的革命者來說，馮道式的「智慧」和「通透」，是必須批判和摒棄的。毛主席欣賞的是為了理想和原則能夠堅持鬥爭、乃至犧牲的人物。

因此，他的評價標準，超越了封建的「忠君」，更側重於個人是否具有堅定的政治原則、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為原則而鬥爭的勇氣。

馮道顯然不符合這一標準。

毛主席對馮道的評價，簡短有力，展現了其歷史觀的幾個特點：

1.宏觀把握：善於從個別人物看到時代風氣。

2.本質抽象：善於剝離表象，抓住「機會主義」、「無原則」等本質。

3.價值鮮明：始終堅持革命者的價值標準，批判與建設並重。

學習這種歷史觀，有助於我們提升分析社會現象、判斷人物是非的能力，培養一種更為深刻和清醒的認知方式。

02 對普通人的深刻啟示

毛主席的評價，對今天每一個普通人，具有多重啟示：

①原則是立身之本：完全喪失原則的變通，最終會讓人迷失自我，成為隨波逐流的浮萍。人總需要堅守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底線，如誠信、正直、善良。

②變通是生存之智：不識時務、不知變通的僵化「原則」，也可能帶來無謂的犧牲或失敗。必要的靈活性是智慧。

③關鍵在於「度」與「魂」：最高的智慧，是在堅守核心原則的前提下，靈活運用策略和方法。這個「核心原則」就是人的「魂」。馮道的問題，在於他為了生存，似乎放棄或極大地模糊了這個「魂」。毛主席推崇的，正是有「魂」（革命理想、人民立場）的堅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