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為雄:戳穿梅白是毛主席的「半字師」的謠言

2026年02月13日05:32:03 歷史 1591

梅白在廬山為毛澤東改詩質疑

胡為雄

摘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徵求梅白對《七律·到韶山》詩的意見、讓他改詩,並稱梅白是「半字師」一說開始在社會上流傳。但梅白沒資格參加廬山會議,不可能為毛澤東改詩。梅白的回憶內容混雜、漏洞百出,是在道聽途說基礎上的捏造。梅白的謊言在毛澤東詩詞學界影響惡劣,務必加以澄清和消除,使之不再謬種流傳。

胡為雄:戳穿梅白是毛主席的「半字師」的謠言 - 天天要聞

梅白(1922-1992)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過湖北省委副秘書長。20世紀80年代起,他開始寫文章回憶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毛澤東與他談詩,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幫毛澤東改詩等經歷。梅白在《東坡赤壁詩詞》《春秋》等報刊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其影響最大的是他幫毛澤東改詩一說。梅白稱,廬山會議之初,毛澤東曾就自己賦成的《七律·到韶山》一詩向他徵求意見,他當即提出「別夢依稀哭逝川」這一句可改半個字,即將「哭」改為「咒」;毛澤東對此欣然接受,笑著說梅白是「半字師」。梅白改詩說不能成立,本文專就此說作一探討,以正視聽。

一、1959年廬山會議之初梅白為毛澤東改詩之說廣泛流傳

梅白為毛澤東改詩、毛澤東稱梅白為「半字師」的說法,其有關回憶文章經一些報刊轉載、摘登後,流傳甚廣,許多作品對此都有刊載。例如,劉漢民先生編輯的《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一書記錄:「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廬山會議伊始,毛澤東曾就《到韶山》一詩向梅白徵求意見,梅白當即提出:『別夢依稀哭逝川』這一句可改半個字,即將『哭』改為『咒』。毛澤東欣然接受,並笑著說梅白是『半字師』。」[1]又如,公木先生等編著的《毛澤東詩詞·掌故佳話》亦如是說:1959年7月初,廬山會議伊始,毛澤東曾就《到韶山》一詩徵求身邊工作人員、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意見,梅白當即提出:「別夢依稀哭逝川」這句可改半個字,即將「哭」改為「咒」。毛澤東欣然接受,連連稱讚說:「改得好,改得好!」並笑著說:「你是我的『半字師』。」[2]再如,田聖德編著的《毛澤東與文化人》一書有這樣的描述:在廬山會議初期,毛澤東向梅白徵求關於《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的意見,梅白提出《七律·到韶山》原稿的最後一句「始使人民百萬年」等於喊「人民萬歲」,有口號之嫌。毛澤東於是將其改為「遍地英雄下夕煙」。同時,梅白提出:「別夢依稀哭逝川」這一句可改半個字,即將「哭」改為「咒」。毛澤東欣然接受,並笑著說梅白是「半字師」。[3]而且,「半字師」這一說法還寫進了《毛澤東詩詞大辭典》(丁力主編:中國婦女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0頁)。甚而,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編輯的文集也採信了這一說法。例如,《毛澤東詩詞研究叢刊》第2輯中說:1959年7月,毛澤東拿出他的七律《到韶山》徵求梅白的意見。梅白當即提出,把「別夢依稀哭逝川」的「哭」改為「咒」。毛澤東欣然接受,連聲稱讚:「改得好,改得好!」並笑著說:「你是我的『半字師』。」[4]

然而,《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收錄的廬山會議伊始梅白為毛澤東改詩的相關文摘,其引文出處有誤差。該書註明,其參編資料為1987年3月26日《每周文摘》,題為《毛澤東與梅白談詩》。但筆者向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時,資料館的回復是:「並未在《文摘周報》3月27日出版的報紙上查到此篇文章。《文摘周報》是每周一張,1987年3月27日出版,並未有3月26日的。」[5]由於國家圖書館告知並無1987年3月26日出版的《每周文摘》,筆者曾電話劉漢民先生,可惜劉先生說當時摘抄完《毛澤東與梅白談詩》後,將報紙扔掉了。也許劉先生摘抄時有筆誤,將報紙的名稱弄錯了。不過,梅白說過自己曾為毛澤東改詩應該是有出處的。筆者曾不完全地查閱過《長江日報》等報刊,尚未找到原文出處。

儘管1987年3月26日這日的《每周文摘》並不存在,有關摘登、轉載文獻的來源有誤,但《毛澤東與梅白談詩》的說法卻廣為擴散,並成為毛澤東詩詞學界、漢語文學界的專家學者最為方便引用的文獻來源。至目前所有的引文,包括《毛澤東詩詞大辭典》等書中的引文,多來自其上並未載有《毛澤東與梅白談詩》的這份《每周文摘》。並且,一些書刊對此類內容還加以引申。例如,曹元明的《毛澤東廬山之夏50天》一文中有這樣的描寫:1959年7月4日,毛澤東還邀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來美廬別墅,一起切磋詩詞,徵求他對詩稿《到韶山》《登廬山》的意見。梅白拜讀之後,思索片刻,指了指《到韶山》,對毛澤東說:「第一句的『別夢依稀哭逝川』,應該改半個字——將『哭』改為『咒』,別夢依稀咒逝川。」毛澤東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笑著對梅白說:「你是我的半字師呵!」[6]

梅白在廬山會議之初為毛澤東改詩、毛澤東笑稱梅白是「半字師」一說流傳雖然廣泛,但根本不是事實。並且,梅白是否作為工作人員參加過廬山會議也是個疑問。

二、梅白沒資格參加廬山會議,不可能為毛澤東改詩

梅白在廬山會議之初為毛澤東改詩、毛澤東笑稱他是「半字師」的說法首先來自梅白本人。梅白曾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曾參加廬山會議。1986年8月,他在接受採訪的基礎上撰寫成《我對毛澤東的回憶》一文(該長篇回憶未公開發表),其中第十二節即為「廬山會議期間」。在該節中,梅白主要談了這麼幾件事:他與王任重、劉建勛等人在毛主席的別墅吃飯、喝酒、談詩,過幾天後他又建議毛澤東改詩,還陪同毛澤東遊九江,7月下旬又奉命回到武漢處理郭小川的事情等。但梅白的這些回憶疑點多多。

根據相關資料,梅白極有可能未上廬山參加會議。首先,廬山會議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省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前會參加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後會參加者中央委員75人,候補委員74人,列席會議者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梅白只是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沒有資格參會。至少,廬山會議代表的正式名單中沒有梅白。梅白本人所說的在廬山會議期間同毛澤東談詩、為毛澤東改詩,其內容混亂,談詩的日期與毛澤東的日常活動有衝突。他陪毛澤東下九江游泳、奉命回到武漢處理郭小川的事情等也大抵是編造的。其次,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從韶山返長沙經武昌到廬山及廬山會議期間,根本沒有提及梅白。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王任重等陪同下於凌晨一時到達武昌,下午在江峽輪上召開協作區主任會議。6月30日1時40分乘江峽輪離開武昌,晚11時半到達九江。從7月1日上廬山,到8月20日離開廬山,年譜中沒有梅白的名字出現。此外,閱讀過《王任重日記》的專家沒有見到其中有梅白在廬山的記述,毛澤東的警衛封耀松的相關回憶也未提及梅白。

當然,如果梅白是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是可能有應邀參加會議的機會的。梅白也曾把自己說成是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即秘書:「1956年7月,毛澤東到湖北。我那時是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葉子龍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邊需要一個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個本地人。任重說:『叫梅白去。』這樣,我就來到了毛主席身邊。」「毛主席說:『不要秘書參政,更不要秘書專政,你到我身邊來,不能干擾我,你可以做那些減少我的勞動,增加你的智慧的工作』。從此後,一直到1960年,我先後在他身邊幫辦過幾十天的事務。」[7]梅白這裡說得煞有介事,但實際上是謊言。事實是,毛澤東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專職秘書人選,而非兼職秘書,但這已是廬山會議以後的事而非1956年,當時湖北並未推薦梅白而是推薦另一人,後因毛澤東不同意而作罷。黨的主席任用秘書是要相關部門下正式通知的,不是一說「就來到了毛主席身邊」。與梅白不同,李銳作為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是正式任命的,他是接到通知到廬山參加會議的。並且,李銳1955年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黨組委員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1958年任毛澤東的兼職秘書,並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其工作地點在北京,行政職務比梅白高。

梅白未參加廬山會議,從參加過會議的人的回憶錄中也可以得到旁證。例如,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說:「7月3日開始,按大區分6個組開座談會。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別參加各組,我被分在中南組。」[8]4日晨又記:「清晨被陣雨驚醒。夜來風雨聲,雲霧知多少。至今只見窗外廬山,真面目還不清楚,討論問題增至18個。先開小組會,我在中南組。」[9]李銳還說:「當時討論的情況,大概是各人根據自己的思想認識來談。我的記錄本只記了一些要點,也不是每個人的發言都記,前幾天記得較多,後幾天記得很少。小組會並沒有按照問題逐個討論,多是一攬子發言。」[10]「58、59年兩年,我以工作人員身份(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列席歷次中央會議,在小組會上從不發言。鑒於當時形勢,7月8日上午,我破例在中南組談了兩點意見。」[11]既然李銳在廬山會議上擔任中南組的記錄,那麼梅白曾說自己「這時我在廬山會議上擔任中南組的記錄」[12]就是信口開河。如果梅白也分在中南組,李銳肯定會提及,但李銳根本沒有提及梅白。他的實錄有日記為根據,是可以與其他人的回憶相互印證的。再者,如果梅白真在中南組的話,那就取代了李銳的工作。

同時,梅白與毛澤東談詩、為毛澤東改詩的時間,以及談詩內容的有關回憶,無論是未發表的還是已公開發表的,大多內容離奇,漏洞百出,所言與事實不符,這間接證明梅白未到廬山、不可能為毛澤東改詩。

三、梅白的回憶像是創作小說,與史實不符

說梅白的回憶像是創作小說,是因為它的內容經常變化,與史實不符。早在1980年10月,梅白為湖北黨史徵集部門撰寫過《偉人瑣事——回憶毛澤東同志》一文,談及自己7月9日隨王任重到廬山電站水庫和毛澤東一起游泳,後又與王任重等同車到毛澤東的廬山住地:「下車之後,我們隨主席進去。主席侃侃而談,看樣子,他興緻勃勃。談到國際、國內大事,還談起《紅樓夢》的主題歌,談起楊繼盛的詩……開飯了,主席笑著讓座,真像『請客』,他囑咐『送酒來』,更是請客的標誌。他親自給他的三位『客人』斟酒,那神情,真像個講禮節的老人。我從他手中接過酒瓶,他笑了:『你就自斟自酌吧。』……飯後,他到外邊走了幾步,有人送蘋果來,他親手遞給我們,笑著說,蘋果洗了帶皮吃比削皮省事,而且營養更好些。」[13]在這篇未發表的文章中,梅白沒有談到他為毛澤東改詩,且相關回憶的內容與他1986年的《我對毛澤東的回憶》一文不同之處甚多。

1986年8月,曾在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湖北省委黨校工作過的王恕煥先生等學者採訪梅白,經過半個多月的訪談,「最後形成了經梅白閱改的《我對毛澤東的回憶》整理稿」。[14]這份長篇回憶錄亦未公開發表,其內容離奇雜亂確實像是小說創作。現將《我對毛澤東的回憶》第十二節「廬山會議期間」摘錄於下:

廬山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神仙會。因為氣氛輕鬆,成立了詩社,因此有「神仙會」之稱。董老、吳老等辦起了「五老詩社」。毛澤東還倡議組織一個「秀才詩社」。

7月9日,毛主席同王任重、劉建勛等人一起游泳。上岸後,主席邀我們去他的別墅吃飯,他風趣地問:「各位意下如何?」劉建勛風趣地回答:「卑職從命。」任重也說:「小生奉陪。」我說,不敢不去。

毛主席用四菜一湯來招待我們。我提出喝點酒。……喝了酒,主席談興大發。他問我:「小梅,你知道楊椒山先生嗎?他的最好的詩是什麼?」我說:「知道,他的最好的兩句詩是: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15]

毛主席高興地說:「對了,完全正確。……『與人和氣察群言』,難在一個『察』字。相反的意見刺耳。章伯鈞他們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平分秋色,我很惱火,你們算老幾!我們用無數生命換來的江山,豈能與你們共坐。」主席非常激動。這時林克通知:「陶鑄同志來電話。」王任重和劉建勛告辭。主席說:「小梅,你不是書記,留下來,我們暢談。」(他)說:「《紅樓夢》我已讀了五十七遍,現在又在讀第五十八遍,……」[16]此外,還談了《紅樓夢》的主題歌等問題,談得很有興味。過了幾天,毛澤東又把他的韶山詩原稿拿給我看。我建議他改詩中的幾處。其中,把「哭逝川」中的「哭」字改成「咒」字。我還提出,詩最後寫的「更信人民百萬年」不是詩,是政治口號。主席說:「你說得有道理,我改。這是我筋疲力盡時湊上去的。你幫我改吧。」我說,還是作者自己改好。

7月11日,主席專門打電話找我去。王任重告訴我:「主席的詩興來了。」我過去一看,他已把最後一句詩改成:「遍地英雄下夕煙。」我說:「英雄」二字不好,最好改成「農家」。主席說很好,改過來。就在這個時候,康生進來了。他說:「還是『更信人民百萬年』好,改的那兩句都不好。」最後,主席保留了「遍地英雄下夕煙」。[17]

事後,毛澤東對我說:「康生是『南海聖人』,是中央領導,你是後生小子,我只好搞了折衷。雖然我覺得『農家』好,但也只得不用。共產黨的事難辦啊!」[18]

梅白這哪裡是回憶,簡直是信口雌黃。第一,廬山會議是要解決因「大躍進」使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困境、以制定新的政治、經濟對策,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可不是詩詞協會開會,哪能成立什麼詩社呢?第二,「小生奉陪」等語像是編劇編台詞,無中生有。第三,1980年梅白曾說毛澤東囑咐「送酒來」,此處梅白改為「我提出喝點酒」,前後不一。再者,如若毛澤東真的請梅白等人吃飯,他不安排喝酒,梅白敢提出要喝酒?第四,林克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不負責接電話,且他住在另一處,房間沒有電話。第五,陶鑄當時只是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憑什麼打電話通知開會?況且,還有什麼比毛澤東同省委書記談話更重要呢?第六,毛澤東曾與王任重談論《紅樓夢》,並未與梅白談。第七,梅白說過了幾天幫毛澤東「改詩」時,根本沒有所謂毛澤東稱他是半字師的說法,與後來的流言完全不同。並且梅白把修改詩詞與政治扯在一起,說康生竟然害得毛澤東改詩都要搞折衷,這太離譜。在梅白後來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他這些荒誕不經的話雖然未再出現,卻新編出了「半字師」的說法。

重要的是,梅白所說的與毛澤東吃飯、談詩的時間不實,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在他所說的時間與他談詩、請他改詩。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的毛澤東的活動:7月9日,「晚八時,同周恩來談話」,「晚九時余,在廬山住處會見賀子珍」[19]。7月11日,「同周小舟、周惠談話,其間李銳來參加」[20]。7月12日,「游泳後,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處,談到《紅樓夢》時,毛澤東說第二十八回中賈寶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紅樓夢》的主題歌」[21]。7月14日,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後,立即轉入部署緊張的反右傾鬥爭。所以,梅白說「過了幾天」幫毛澤東改詩的說法在時機上不對,這早不是廬山會議之初了。

四、1959年7月4日毛澤東與王任重、劉建勛談詩梅白不在場

梅白也許感到自己的說法存在漏洞,在後來發表的文字中,他回憶與毛澤東談詩在時間上有了改變:「1959年夏天,在廬山。這—天是7月4日,毛主席對王任重、劉建勛和我說:『我今天有一點點空閑,請你們3位與我共進晚餐如何?』我們當然都很高興。於是我隨王、劉到毛主席在廬山的住處吃飯。席間,主席興緻很高,除了說了國內國際的一些事以外,還談到了《紅樓夢》。最後,他們說到幹部問題時,我就避開了,後來,王任重、劉建勛去開會。……這時,他又談起詩,並念道:『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接著問我:『你曉得這是哪個的作品?』我說:『是不是明代楊繼盛的詩?』主席高興地笑了:『是的,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主席越說越高興。我怕影響他的工作和休息,起身告辭,踏月而歸,徹夜無眠。」[22]即使梅白把他同毛澤東談詩的時間改成7月4日,但也露出馬腳,既與李銳的記錄有衝突,也與章重的《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書描述的王任重、劉建勛與毛澤東談詩不相符。

據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的記錄:「7月3日開始,……白天開會,晚上自由活動,星期天休息。」[23]所以,在晚上自由活動時間內「王任重、劉建勛去開會」,梅白單獨與毛澤東談詩的說法不真實。章重的《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一書,曾寫到7月4日王任重、劉建勛與毛澤東談詩,但根本沒有提到梅白:「4日,毛澤東對王任重,劉建勛說:『我今天有一點空閑,請你們共進晚餐如何?』王任重、劉建勛很高興,下午散了會一起來到了毛澤東住處。席間,毛澤東情緒很好,談笑風生。除了說國際國內—些事外,還談詩論文,談《紅樓夢》。毛澤東吟了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毛澤東說: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從年輕時候就喜歡這兩句,並照此去做。這幾十年的體會是:前一句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即有時能虛懷,有時並不怎麼虛懷。第二句難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觀色,而是虛心體察,這樣才能從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詩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詩。這一點並無驚天動地之處,但從平易見精深。這樣的詩,才是中國格律詩中的精品。唐人詩曰:『邑有流亡愧俸錢』,這寥寥七字,寫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懷,也寫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使人感奮。」[24]如果這采自信史,梅白讀到過此類文字,就可能移花接木,把故事改編成自己與毛澤東談詩。但是,這不可能存在曹元明在《毛澤東廬山之夏50天》一文中說的,毛澤東在1959年7月4日就《到韶山》一詩向梅白徵求意見的情況。並且,《毛澤東年譜》對1959年7月4日的記載是,毛澤東「就中共中央宣傳部六月二十九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載的」兩篇文章「批示楊尚昆」,「這兩篇文章分別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同日還閱「周恩來七月三日送閱的《一個『普通農民』給毛主席的信》及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寫的注」[25]。它恰好沒有記載這一日毛澤東曾同梅白談詩。儘管年譜不是事事記載,但較重要的事是會記載的。

五、梅白所談陪毛澤東遊九江及處理有關郭小川事也是虛言

梅白編造陪毛澤東遊九江的不實故事,也暴露他沒上廬山。他說:「1959年7月10日,我隨王任重同志等陪主席從廬山到九江下水,游過了黃梅縣的小池快到黃家灣時,主席上了登陸艇,問我:『這裡離你的老家多遠?』我說,還有15里。主席又興緻勃勃談起黃梅戲。」[26]這讓人感覺他是毛澤東的陪護人員,隨時伺候左右。然而,《毛澤東年譜》對10日的記載是:「下午,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會議,各組彙報討論情況。」「毛澤東講話。」[27]同日,毛澤東還指示由楊尚昆等起草廬山會議紀要,閱中共河南省委的報告、中共農業部黨組的報告、中共河南省委關於公共食堂問題的報告、陸定一報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目錄草稿和他的來信。[28]年譜倒是記載了毛澤東在7月20日游泳的情況:「下午,由王任重、楊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長江,晚八時回到廬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澤東談了會議討論中的一些情況。」[29]年譜根本沒有提到梅白陪游。

對於這次游九江,當時的陪護人員方恒生是這樣回憶的:1959年7月20日,毛主席來到九江,要在潯陽江水域中暢遊長江。為了做好毛主席暢遊時的安全陪護,我被選為陪護員。「11時左右,毛主席在楊尚昆、汪東興、邵式平、王任重等首長的陪同下,乘車由廬山來到九江長江邊。」「毛主席一行來至濱江路二號碼頭處,登上遊艇。遊艇啟航直向九江水泥廠與江北二套口之間的水面駛去,我們所乘的小木船在遊艇的牽引下緊隨其後。」「到達指定水域後,遊艇停了下來。此時,毛主席披著浴巾站在甲板上,看著滔滔江水,沉思片刻,抽了一會兒煙。煙沒抽完,他按捺不住激情地脫去浴巾,從遊艇側旁的旋梯處縱身跳入浩浩長江,興緻勃勃地在波濤中揮臂擊浪而進。當時,我在小木船的船頭上,與毛主席游泳的距離始終保持在三四米之間,毛主席游泳的一招一式盡入眼帘。」「一個多小時後,毛主席在長江里暢遊了十餘華里,直到市郊的鎖江樓江面。……過了鎖江樓江邊,大家一致要求毛主席休息,他推辭不過,只好登艇歇息。休息時,他邊抽煙邊問身旁的廬山交界處的余寶山:『你怎麼不下水游泳?』余回答:『報告主席,我不會游泳。』毛主席笑了起來,接著便說:『游泳可以鍛煉身體,可以磨練意志,有利於戰略,你們要學會游泳。』毛主席的這番親切言語令我至今難忘。」[30]方恒生的回憶根本沒有提及毛澤東與梅白「興緻勃勃談起黃梅戲」。

當時九江接待站的成員崔玉峰等則在回憶中說:「7月24日下午,毛主席下山來長江游泳。」「毛主席當時穿著白襯衫、灰藍褲子,陪同人員有楊尚昆、王光美、王任重、羅瑞卿、方誌純等人。楊尚昆、王光美、王任重、羅瑞卿都下水陪同游泳,還有4位從武漢來的水手保衛在主席的周圍。有5條船在負責安全保衛工作,其中一條遊艇是指揮船,毛主席在這條船上更衣、吃飯、休息,方誌純、朱冰、崔玉峰等在這條船上。另外4條木帆民船在前後左右跟著。主席一行從興中紗廠(即國棉一廠)下水一直游到鎖江樓上岸。毛主席游得很慢,有時仰泳,有時潛泳,有時潛水後很久才出來。」「前後40多分鐘,毛主席上船之後,喝了一杯茅台酒,吃了一碗綠豆稀飯。」[31]崔玉峰等在回憶中根本沒有提及梅白,也沒有提毛澤東與梅白「興緻勃勃談起黃梅戲」。這證明梅白不在現場。崔玉峰等雖然把毛澤東遊泳的日期說成7月24日(也許是採訪者筆誤),但不是梅白說的是7月10日。

梅白在《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裡》一文中談及自己7月下旬離開廬山去處理有關郭小川的問題也證明他不可能在廬山:「1959年,我的諍友,詩人郭小川所寫的長詩,『望星空』發表之後,在北京受到批判。毛澤東從香港的《真報》上看到『號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難』的文章。他問我:你的朋友郭小川出了什麼事?我從小川很久沒有給我寫信,也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但這時我在廬山會議上擔任中南組的記錄,彭德懷是我幼年就認識的長輩,小川是我相交十年的知己,兩人同時受難,我心裡很難過。我分別給作協的邵荃麟、丁玲等在京同志寫信為小川探問,通訊地址寫在武昌我的住處。……7月下旬,我奉命離開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廬山,到家只接到丁玲的一封簡訊,……在毛澤東興緻勃勃回到武漢的時候,他叫我把《真報》轉給小川看,並說,『他有什麼反應,你再告訴我。』我從文藝界找到小川的詩,仔細讀了三遍,給主席寫了一信,是我親自送去面交的。」[32]這裡,梅白的謊撒得沒有邊際:第一,彭德懷不是梅白幼年就認識的長輩。梅白是「湖北省黃梅縣人。他長期學習、生活、戰鬥在湖北農村」[33]。彭德懷是湖南人,領導平江起義後上井岡山,後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長征後是抗日戰爭的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領導抗美援朝戰爭,1954年兼任國防部部長後一直忙於自己的事業。梅白幼年根本沒有認識他的機會。第二,彭德懷、郭小川同時受難「和事實不符」,梅白與丁玲等人的通信不是事實。「郭的受難,是說他1959年4月發表長詩《望星空》以後受到幾篇文章的批評。這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遠非像梅白所說是失去了自由。如果梅白要對郭小川表示關心,早就可直接寫信給郭。……彭的受難,始於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判彭之時。因此,梅白知道彭的受難,最早也在7月23日,……於是給邵、丁寫信探問。可見這封信即使最快,也要7月24日從山上寄出。但梅白在文章中說,他在7月下旬下山,回到武漢家中就看到丁玲寄自北大荒的回信。廬山-北大荒-武漢之間,如此快速的郵程來回,即使在今天也做不到。」[34]第三,毛澤東8月20日離開廬山後,經浙江轉上海返回北京,心情應較沉重,根本沒有「興緻勃勃回到武漢」,因而不可能發生梅白面交毛澤東信件的事。並且,「毛主席不管在北京還是在外地,絕不是任何人想見他就能見的,且有嚴格的警衛制度。梅白能那樣隨心所欲地見毛么」[35]?

雖然梅白所言皆虛,但毛澤東初上廬山的幾天,確實是有詩興的。據李銳回憶:「初上山的幾天,人們遊興極高,詩風很盛,這同毛澤東的兩首詩傳開來很有關係。」周小舟「與我們同船來山。《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一上山毛澤東就寫給小舟、喬木二人,附信徵求意見。我與小舟同在中南組,這時他就興緻勃勃地將原件給我看,並將兩首詩抄在我的記錄本後面。詩中詞句,同後來發表的有些出入。」[36]李銳這裡根本沒有提及梅白。

由上可以推知,梅白沒有到廬山,不可能在廬山會議期間與毛澤東談詩、更沒可能為毛澤東改詩。他所謂的回憶多是在道聽途說的基礎上的編造,卻很少受到質疑。其實,毛澤東在韶山留下的《七律·到韶山》手書就已將哭改成咒字了。梅白捏造自己為毛澤東改詩、毛澤東稱他是「半字師」的謊言,在毛澤東詩詞學界影響太大、太惡劣,務必加以澄清和消除,使之不再謬種流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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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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