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落地，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還是把蘇聯給搞沒了【下】

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莫斯科寒風刺骨。

兩名面無表情的工人，爬上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築的屋頂上，麻利的降下了那面紅色的旗幟——那面飄揚了69年、代表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的鐮刀鎚子旗。

緊接著，一面白藍紅三色旗升了上去。

這一上一下，僅僅用了幾分鐘。

沒有隆重的儀式，沒有悲壯的告別，甚至連在場的見證人都沒幾個。

一個擁有2.9億人口、2200萬平方公里領土、覆蓋了地球六分之一的陸地、手裡握著足以把地球毀滅多次的核武庫的超級帝國，就這麼靜悄悄的「死掉」了。

很多人沒想明白：

蘇聯那麼強大的軍隊去哪了？克格勃那幾十萬特工又去哪了？為什麼當國家解體的那一刻，這龐大的國家機器就像死機了一樣，連一聲像樣的警報都沒拉響？

答案其實很簡單——這些力量不是消失了，而是悄悄換了東家。

在那面紅旗降下之前，軍隊、高層官僚、地方權力，已經開始不再把戈爾巴喬夫當成真正的「老大」，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個人——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

那麼，戈爾巴喬夫是如何親手拆掉蘇聯這棟「老房子」的？

蘇聯解體的前夕，他究竟做了什麼？

福羅斯別墅里的「囚徒」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1991年夏天。

雖然戈爾巴喬夫已經憑藉那一套經濟改革和「公開性」，把本就大廈將傾的蘇聯搞的半死不活，但此時的他還是不死心，他還想救活這個巨人，也覺得自己還能翻盤。

於是，他搞出了一個《新聯盟條約》，想把蘇聯變成一個鬆散的邦聯。說白了就是：大家別分家，我不當家長了，咱們還是親戚，你們自己管自己，外交國防我來管。

這個方案，本來定在8月20日簽署。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身邊的那些「老臣」們，早就忍無可忍了。在這些「強硬派」看來，戈爾巴喬夫不僅是個只會夸夸其談的「廢柴」，更是一個正在肢解國家的「罪人」。

如果不阻止他，蘇聯就真的完了。

於是，軍方高層、克格勃、和一批保守派高官們開始秘密串聯，籌劃一場針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其中主要是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等8個實權人物。

時間來到8月18日。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在克里米亞的福羅斯總統別墅度假，可在下午16點時他突然發現，自己房間里的5部電話線全被切斷了，別墅門口也被全副武裝的克格勃團團圍住。

就連跑道上都停了兩輛拖拉機，防止他的專機起飛。

緊接著，幾個面色陰沉的軍官闖了進來，軟硬兼施的要求他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或者乾脆辭職，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權。

戈爾巴喬夫雖然治國不行，但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那一刻他還真硬氣了一回。

他拍著桌子把這些人罵了出去，堅決不簽字。

但他沒想到，隨後他被實施了軟禁。

第二天，8月19日清晨，莫斯科市民醒來時發現，電視里所有的頻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劇《天鵝湖》。這是蘇聯的老規矩：一旦有大人物去世或者出大事，電視就放《天鵝湖》。

隨後，官方廣播宣布：

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無法繼續履行職責，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隨後，軍隊坦克裝甲克開進了莫斯科。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819事件」。

按理說，軍隊出動了，克格勃也出手了，這次政變應該穩了吧？

答案是：並沒有。

因為，這幫發動政變的老大爺們手太軟、心太虛，他們既想奪權，又不想流血；既想恢復秩序，又怕背上「屠夫」的罵名，總之那叫一個「前怕狼後怕虎」。

也因此，他們只是軟禁了沒有任何實權的戈爾巴喬夫；

卻放過了此時手裡掌握著俄羅斯實權、威望如日中天的葉利欽。

這時候的葉利欽，已經是民選的俄羅斯總統；
他本就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賭徒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怎麼可能放過？

就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還在抖著手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葉利欽已經衝到了莫斯科的「白宮」——也就是那座外牆雪白的俄羅斯議會大廈。

面對包圍白宮的坦克部隊，他不僅沒有躲，還大步流星的走出大門，在一眾長槍短炮的注視下，笨拙但堅定的爬上了一輛編號為110的T-72坦克。

隨後，他站在炮塔上揮舞著拳頭，朝著下面黑壓壓的人群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說。

主題就一個——號召軍隊和民眾抵制政變。

這一幕太具有衝擊力了。

原本就猶豫不決的軍隊瞬間倒戈，坦克兵們也紛紛調轉炮口。

僅僅三天，這場政變就像一場鬧劇一樣草草收場。

8月22日凌晨，戈爾巴喬夫被接回了莫斯科。

當他走下飛機時，他以為自己是作為勝利者歸來的，他以為葉利欽救他是為了恢復甦聯的秩序。但他大錯特錯，葉利欽救他，不是為了保住蘇聯，而是為了通過羞辱他來徹底終結蘇聯。

別洛韋日森林里的「分贓」與背叛

「819事件」後，蘇聯其實已經名存實亡。

各地的加盟共和國一看：好傢夥，蘇共中央都亂成這樣了，咱們還留著幹嘛？趕緊跑吧！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仿若成了「光桿司令」，但他卻還在做夢，他覺得只要把大家拉回來坐下談談，搞個更鬆散的聯盟，哪怕改個名字，只要「蘇聯」這個殼子還在，他就還是總統。

但他遠遠低估了葉利欽的野心。

葉利欽不想要什麼鬆散的聯盟，他要的是，把戈爾巴喬夫連同那個礙事的「蘇聯中央」，一起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在他看來，要想真正在法理上終結蘇聯，關鍵一環就在烏克蘭這個第二大加盟國——烏克蘭不點頭，「蘇聯」這塊牌子在紙面上就還得掛著。

然而，1991年12月1日，烏克蘭舉行了全民公投。

最終，90%的選民支持獨立。

至此，葉利欽知道，拆掉「蘇聯」這塊牌子已經是大勢所趨，他乾脆不再給自己留任何退路。

一周後，也就是12月8日。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這三個蘇聯最核心加盟國的領導人，悄悄來到了白俄羅斯邊境的一片原始森林——別洛韋日森林。

他們完全撇開了戈爾巴喬夫，隨後在一棟叫「維斯庫利」的狩獵別墅里，喝著伏特加，吃著烤肉，就把蘇聯的命運給定了——他們秘密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

這個協議的核心內容就一句話：蘇聯作為「國際法上的主體和地理政治實體」徹底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叫「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怪胎。

而該協議的簽署，意味著蘇聯在法理上已經被判了死刑。

在這場密謀中，有一個細節特別諷刺，也特別能說明問題。

協議簽完後，葉利欽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給在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打電話彙報，而是拿起了通往華盛頓的保密電話，打給了美國總統老布希，興高采烈的報告說：

「總統先生，告訴您一個好消息，蘇聯已經不存在了！」

等老布希在電話那頭確認了消息，葉利欽才慢吞吞的給戈爾巴喬夫打了個電話。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在克里姆林宮裡焦頭爛額，接到電話時，他整個人都懵了

他憤怒的質問葉利欽：「你們怎麼能這麼干？你們這是在犯罪！全世界會怎麼看我們？」

葉利欽冷冷地回了一句：「別激動，米哈伊爾。布希總統已經知道了，他支持我們。」

一句話，直接把戈爾巴喬夫噎得半死，他明白，自己已經被徹底拋棄了。不僅是被葉利欽拋棄，更是被他一直討好、一直視作「精神導師」的西方世界徹底拋棄了。

他一直以為西方支持他，是因為他搞「民主改革」；

現在他才明白，西方支持他，只是因為他能把蘇聯搞垮；

而現在葉利欽能把蘇聯搞得更徹底，所以西方毫不猶豫的換了代理人。

至此，戈爾巴喬夫，這位蘇聯總統，徹底成了一個沒有國家的總統，一個沒有臣民的國王。

紅旗落下的寒夜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接受現實，他已經沒有任何籌碼了——軍隊聽葉利欽的，克格勃聽葉利欽的，連他辦公桌上的電話線都隨時可能被葉利欽的人掐斷。

甚至連交接工作，葉利欽都懶得親自到場，只是欽點了一個叫沙波什尼科夫的代表，來接收那個象徵著超級大國最高權力的東西——核按鈕手提箱。

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辦公室里，這個控制著整個蘇聯核武庫啟動程序的手提箱，從戈爾巴喬夫一方，正式轉交到了俄羅斯一方的手裡。

交接完核按鈕之後，戈爾巴喬夫走向攝像機。晚上7點，他最後一次以蘇聯總統的身份出現在電視屏幕前，面對全國觀眾時，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蒼老、疲憊。

他拿出那份早已寫好的辭職講稿，哪怕到了最後一刻，他依然在為自己辯護。

他說：「我堅信，我們開始進行的民主改革是正確的......但局勢的發展出乎意料，肢解國家和分裂國家的路線佔了上風，這是我無法接受的。」

這一番話，說得悲壯，但聽在當時連飯都吃不飽的蘇聯老百姓耳朵里，卻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大家只知道，是你把國家搞亂了，是你讓商店空了，是你讓國家散了。

演講只持續了十幾分鐘就結束了。

緊接著，7點32分，那面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9年的蘇聯國旗，開始緩緩下降。

僅僅幾分鐘後，白藍紅三色的俄羅斯國旗就升了起來。

沒有禮炮，沒有國歌，只有寒風呼嘯的聲音。

戈爾巴喬夫簽完最後一份文件——那是他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文件，然後憤憤地扔掉了手中的筆。而在克里姆林宮的另一頭，葉利欽正和他的幕僚們舉杯慶祝。

這就是蘇聯解體的最後一夜。

沒有波瀾壯闊的戰爭，沒有視死如歸的抵抗；

只有幾個政客的算計，一場並不體面的交接，和一個超級大國無聲的嘆息。

小結

回看這六年，戈爾巴喬夫其實就做了一件事：拆房子。

他覺得這棟叫「蘇聯」的房子太破了，漏風漏雨，光線不好，裝修太土。於是他找來了西方的設計師，拿來了所謂的「普世價值」圖紙，掄起大鎚就開始砸承重牆。

他天真的以為，只要把牆砸了，陽光就能照進來，房子就能變得像歐美別墅一樣漂亮。

但他忘了，這棟房子里還住著兩億多人。

他砸了信仰的牆，國家沒了靈魂；

他砸了經濟的牆，老百姓沒了飯吃；

他砸了政治的牆，野心家和投機者蜂擁而入。

最後，房子塌了，把他自己，連同那2.9億人的命運，一起埋在了廢墟里。

他最大的悲劇在於，他至死都相信西方會接納他，相信只要自己投降得夠徹底，敵人就會變成朋友。但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並沒有迎來天堂，北約也並沒有停止東擴。

而是把刀架在了俄羅斯的脖子上。

戈爾巴喬夫後來去拍廣告，去演講，去領各種西方的獎章，他在西方世界享受著鮮花和掌聲，被稱為「和平使者」。但在俄羅斯，在那個他親手埋葬的國家，他成了永遠的棄兒。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一個國家的命運，絕對不能寄托在別人的仁慈上，更不能寄托在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幻想上。

房子舊了可以修，可以補，甚至可以重建；

但絕對不能為了迎合別人的審美，自己動手去挖自家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