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都城在蘇州新證

　　圖1

　　陶量口沿拓片 作者供圖

　　陶量底部 作者供圖

　　陶量器底拓片 作者供圖

　　陶量器身 作者供圖

　　 【考古中國】

　　 2022年以來，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蘇州古城，特別是在古城核心區的金城新村一帶發現了大量秦代遺物。專家學者通過合作研究，確定秦會稽郡治所就在蘇州古城一帶。

　　 根據《史記》《漢書》等傳統史料的記載，會稽郡是秦滅楚之後設置於吳越舊地的一個行政區，其治所即為春秋晚期吳國都城之所在。春秋末年，吳越爭霸，越國滅吳，後來越又被楚排擠出長江下游地區。戰國末年，著名政治家春申君「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文獻記載顯示，從吳都到春申君城，再到秦會稽郡城，沿革有序，脈絡清晰。但由於無錫闔閭城、蘇州木瀆古城的相繼發現，人們對吳都地望產生了新的認識。儘管在金城新村秦代地層之下發掘出了大量的先秦遺物，但因為缺乏確鑿的文字證據，仍受到一些質疑。

　　一件帶銘文的紅陶量成為關鍵證據

　　根據春申君治吳墟的記載，要找到吳都，就必須找到春申君治理吳地的證據。非常幸運的是，在2025年配合基本建設時，在余天燈巷東遺址考古出土了一件帶銘文的紅陶量，為春申君治吳墟提供了關鍵性證據。

　　該遺址位於今余天燈巷以東，清代按察使署東北，共發現灰坑、水井、灰溝、柱洞等遺迹415處，其中水井179口，涉及東周、漢代、六朝、唐宋及明清時期，出土完整及可修復遺物2135件（組），東周、漢代地層保存完整且遺存最為豐富。

　　水井j63底部出土了一件戰國晚期陶量，該陶量出土時已殘損，僅保留兩塊泥質紅陶殘片。陶量為圓筒式，直壁，平底，腹身周圈飾三道凹弦紋，因局部殘缺，無法判斷是否有鋬。經測量，壁厚1.15厘米，外高9.2厘米，外底徑15.7厘米，內底徑為13.4厘米，內口徑為13.9厘米，略微口大底小，內高約7.8厘米，容量約1141.43毫升。其口沿及底部刻有文字，口沿文字為「夨（吳）市量（?）」，底部文字為「苛（見圖1）苛（見圖1）之肖」。

　　隨著賦稅制的產生，具有法制性和統一性的專用量具逐步形成。東周時期，度量衡逐步健全。這件帶銘文的紅陶量是蘇州古城區域首次出土帶銘文的量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上戳印的「吳市」陶文為蘇州建城史提供了更新、更早的證據。這也是蘇州古城考古首次發現楚國官方的度量衡工具，成為找到春申君治吳的關鍵證據。

　　楚國對江南經濟實行制度性管控的證據

　　 蘇州古城先秦時期曾經被吳、越、楚三國統治過，為何我們判斷這件陶量為楚國的遺物呢？

　　判斷量器的時代和國別，一般可以依據自銘、容積和形制等因素。自銘量器，如很多齊、楚和秦等國量器的銘文里，往往包含明確的國別、官職和地理等信息，學者根據既往記載和發現即可判斷其國屬。這件陶量的底部有六個字，最後一字為「肖」，應該是該器的名稱。「肖」是何種器物呢？著名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認為，楚國郢太府銅量銘文最後一字為從竹從少，應該是從竹從肖聲的「筲」的異體，此字即《說文》之「箾」，原是一種飯器，因為有固定的容量，所以也可以作為量器的名稱。

　　此前發現的楚國量器共9件，皆為銅製，形制包括斂口鼓腹型和直腹圓筒型兩種，容積多在1140毫升左右。這件陶量容積約1141.43毫升，與壽縣朱家集出土的兩件大銅量，以及郢大府銅量、王銅量的容量接近，是楚國的五升（一箾）量器。

　　 口沿銘文雖然殘缺，但第一二字字形基本可辨。第一字和蘇州混堂巷遺址發現「吳市」陶文的下半部接近，從字形上來說與「天」 「夫」形極為相似；從出土地及辭例來說，應釋為「吳市」之「吳」。此字形的「吳」，之前也曾在吳越金文題銘，特別是吳王光戈上出現過。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首先指出此字即「工吳王」之「吳」，在這裡作地名用。第二字從止從土，有一曲筆環抱土部。此字的寫法和包山楚簡「市」字的寫法如出一轍。第三字殘留上部「曰」，下部殘損過重，無法識別，暫不論。因此結合器名、容積、文字等因素，可以確信這件陶量為楚國量器無疑。

　　為何楚國量器會出現在蘇州地區？楚國對蘇州地區的有效管理，始於公元前247年春申君黃歇治理吳地。作為稅收、貿易和法律實施的重要工具，度量衡的規範化應用已深入國家行政體系。余天燈巷東遺址出土的帶有「吳市」銘文的量器，正是楚國在吳地確立官方計量標準的重要物證，標誌著楚國對江南經濟實行制度性管控。

　　「吳市」銘文見證從楚制到秦制的演變

　　據《越絕書》記載：「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表明戰國時期楚國在蘇州城內設立「吳市」，作為官方交易場所。楚大府作為中央機構，主管財政稅收及物資調度，地方市場則由「市令」負責管理交易和徵收市稅。量器作為官方市場管理的工具，證實該地區存在制度化的經濟活動。余天燈巷遺址出土的戰國楚量、秦代混堂巷北遺址及北園遺址陶文，均帶有「吳市」銘文，構成了一條器物鏈，揭示出政權更迭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的延續，體現了國家在經濟管控政策上的連貫性。三處遺址均位於蘇州古城核心區，「吳市」銘文標識其官方市場功能，證實自楚至秦，吳地核心經濟區持續穩定運作。

　　吳地民眾對楚國量制的接受，反映出對楚國統治的認同。量器上的「吳市」銘文沿用了故吳地名，體現出楚人對地方傳統的尊重，這一做法為秦漢推行郡縣制奠定了社會基礎。秦代混堂巷北遺址出土的「吳市」陶文仍保留六國文字，而秦代北園遺址同期陶文已改用秦篆，反映出「書同文」政策在當地的漸進推行。秦統一後，「吳市」被納入秦會稽郡的「市亭」體系，標誌著吳地由楚之江東郡城轉型為秦代郡縣，而「吳」地名的延續（如吳縣）及市場管理機制的保留，則體現了秦對楚統治成果的吸收。

　　從楚國余天燈巷東遺址，到秦代混堂巷北遺址和北園遺址，三處出土的帶「吳市」銘文的器物，在時空上形成從楚制到秦制的連續譜系，實證江南地區制度轉型呈漸進特徵，而非秦代驟然變革。一件陶量，不僅是測量粟米容積的標準，更是國家權力在江南地區的具象體現與宣示。從春申君營建吳城，到秦設置會稽郡，「吳市」從楚制演變為秦制，不僅印證了蘇州由吳都至楚城、再至秦會稽郡城的歷史進程，也濃縮了長江下游地區逐步融入華夏文明的歷史軌跡，成為「大一統」國家形成過程的微觀見證。

　　 （作者：方立、沈浩，均為蘇州市考古研究所館員）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