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江青（武健華）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澤東主席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談了這樣一個觀點：林彪的思想根源來源於儒家，認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同年９月２３日，毛主席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這說明在毛主席的主觀認定上，已開始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了。

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叫嚷：「我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

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貫用的伎倆，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以堂皇的題目作他們卑劣的文章。１９７４年初，他們以「批林批孔」為名，四處「點火放炮」、「放火燒荒」，再次興風作浪，攻擊周總理，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政、軍領導人，妄圖整倒從中央到地方以及軍隊的一批領導幹部，以實現他們亂中奪權的罪惡目的。

１月１３日，江青把遲群、謝靜宜等人找去談話，派他們分別到海軍、空軍、南京部隊、廣州部隊、國防科委及中國科學院、中央聯絡部等領導機關送信、送材料，宣講「批林批孔」，大造政治輿論。她還專門指令負責她警衛工作的鄔吉成帶人住到北京軍區某部六連和八連，督促他們開展「批林批孔」試點活動。

在此期間，王洪文、張春橋、江青還在軍隊地方召開的幾次會議上作煽動性的講話。王洪文、張春橋在一次會議上說：總參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還說，對總政「可以奪權」，總後「垮得越徹底越好」。王洪文在總參謀部講話，要求揭開總參的「蓋子」。他說：「揭不開就砸，砸不開就用炸彈炸!」他還誣衊總參作戰部是「維持會」。他說：「真的打起仗來，會有維持會長、副會長，一套班子齊全。」江青、張春橋召集於會泳、陳亞丁等人開會。江青說：「今天我是斗膽。我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看來要奪權。陳亞丁你去把權奪過來嘛!我看軍隊的文化工作還是讓陳亞丁管起來。」「放火燒荒，你們去三個人，去放火嘛!」陳亞丁即擅自召集駐京部隊文藝單位一些負責人開會，傳達江青的講話，布置在部隊「放火」，「奪權」。他說：「江青同志要我回總政就是要放火燒荒。今天叫你們來就是叫你們回去放火。」就這樣，江青一夥奪了全軍文化工作的領導權。

不僅如此，江青還變著法推銷她那一套「批林批孔」的貨色。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晚(農曆除夕)，江青請外交部的喬冠華、章含之、黃鎮、仲曦東、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等７人到釣魚台１７號樓，說是過年吃餃子。到後他們發現遲群、謝靜宜也在場。吃飯中間，江青提出要遲、謝到外交部宣講「批林批孔」。江青說：我給你們送去兩個「批林批孔」的炮手，你們敢不敢要?她和遲群一唱一和，要當時在外交部主管政治工作的仲曦東同意遲、謝於１月２４日(農曆正月初二)上午到外交部「宣講」。當時唐聞生問遲、謝要宣講什麼內容，但遲、謝不肯透露。江青還說，她要寫一封介紹信，屆時由遲、謝帶到外交部。

外交部核心組的幾位同志回到部里，越想越覺得不對頭：江青這樣做和毛主席此前對外交部的指示不相符。於是，決定由王海容當夜往毛主席那裡打電話，把有關情況報告主席，並請示可否推掉遲、謝到部里來「宣講」。１月２３日下午，主席那裡回話說：可叫遲、謝待命，什麼時候去等通知。王海容又問：可否將主席的意見告訴江青?答覆是：不要告訴她。

據此，王海容於１月２３日夜打電話給謝靜宜，說明外交部核心組根據此前毛主席的指示已另有安排，請遲、謝過些時候再來。謝靜宜當即表示同意，並答應由她向江青作說明。謝還說，江青要她和遲群帶到外交部的介紹信還沒有交給他們。

不料，１月２４日傍晚，江青那裡卻突然給外交部打電話說，江青要外交部核心組立即把全部人員召集起來，讓遲、謝當晚「宣講」，他們兩人已在江青處等候隨時出發。王海容即把對謝靜宜講過的理由又重申了一遍，並說近來外交部的外事活動很多，而且春節放假期間，臨時召集人員也有實際困難。但江青根本不聽，堅持要照她說的辦，還說主席的布置先放在一邊。外交部的同志聽後很是生氣。核心組決定對她採取拖而不復的辦法。過了一陣，王海容向江青處的工作人員了解，得知她已帶遲、謝到劇場看戲去了。這件事就這樣拖過去了。但江青對此顯然並不會善罷甘休。

江青一夥以個人名義，到處寫信、送材料、派人外出「宣講」等做法炒作得沸沸揚揚。毛主席知道這一情況後，制止他們說：「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文件的。」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２５日，正值春節假期，江青不經請示毛主席，不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突然下令在首都體育館接連召開中央軍委機關、駐京部隊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的兩次萬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在江青策划下，遲群等在１月２５日的大會上發表長篇煽動性講話，借介紹《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產生過程，大談所謂「反覆辟」的主題，稱「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強調「批林批孔」要聯繫的現實之一，就是批「走後門」，把攻擊的矛頭對準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和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大會召開前，江青還對遲群等講了許多攻擊、誹謗周恩來的話。

在遲群、謝靜宜講話過程中，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不斷插話，點了黨和國家及軍隊一些主要領導人的名。江青不滿地說，外交部說是有外事活動，兩次擋駕，不讓遲群、謝靜宜去「宣講」。江青說葉帥有個女兒「走後門」到外語學院學習，要外交部查清此事。他們還把郭沫若叫到大會會場，三番五次地點名批判。江青一方面稱應「保護」郭，另一方面又指責郭的《十批判書》。

在這天大會上，遲群還點了外交部領導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名，說那裡有個學生是「走後門」入學的。江青在攻擊葉帥時，也曾說這是外交部的一個錯誤，核心組應立即讓她退學。此事後經外交部調查核實，事實並非如此，於是寫了一個否定江青、遲群指責的報告，上呈周恩來總理。

１月２７日晚，江青一夥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有即將結業的某期中央讀書班的學員和即將派往外地的一批記者參加的會議。姚文元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江青、張春橋、康生等不時插話。

江青說：「批林批孔」在全國各地進展不平衡，「中央」決定要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派駐記者當聯絡員。聯絡員可以參加地方黨、政、軍的黨委會議；有權使用地方上的保密電話同「中央」直接聯繫；地方黨、政和軍隊領導機關應給予方便與協助，不得進行干預或阻攔。

就在這次大會上，江青大發淫威，找茬整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和《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

首先，江青明知故問地喊：「總政治部田維新來了沒有?」

田維新從座位上站起來答話：「到!我在這裡。」

江青突然問田維新：「你說說《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

田維新毫無思想準備，一時語塞，沒有作出回答。

江青又追問：「田維新，我問你呢!怎麼不回答?」

田維新聲音不高地說：「好像是１８４……」

江青斥責田維新：「你這個總政治部副主任、軍隊高級幹部，連《共產黨宣言》都說不清楚，像話嗎?」

田維新帶著檢討的口氣說：「我沒有準備，我學習得不好……」

江青提高嗓門喊：「什麼學習不好?你還跟我頂嘴!來人哪，把他的領章、帽徽通通給我摘下來!」

從門外進來兩個軍人，走到田維新跟前動手摘下了作為革命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和帽徽。

田維新見江青不懷好意，已有了思想準備，抬起頭，不卑不亢地直立著，一副視死如歸的軍人氣概!

江青這出人意料的無理行徑，震驚了全場的人。大家以同情和憤懣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

接著，江青又大聲吆喝：「《解放軍報》的華楠來了沒有?」

「到!」華楠從人群中站起來。

「你跟我說說，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華楠愣了一下，一時也答不上來。後來輕聲說了個「１８７１年」，但未說出月日。

大家都為華楠著急、擔心，怕他遭到與田維新同樣的厄運。但江青的威風也許耍得差不多了，沒有更多地為難華楠，就讓他坐下了。

不久之後，田維新與華楠都被「靠邊站」，罷了官。有人說田維新、華楠一定在什麼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們代人受過，江青故意找茬報復，製造冤案。

汪東興等人將會議情況面報主席。主席細聽大會錄音，怒斥「形而上學猖獗」，嚴令「錄音扣發」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參加了１月２５日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的大會，心裡一直不踏實。他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毛主席住處。

主席問：「有事嗎?」

汪東興說：「這幾天接連開了幾個會。」

主席問：「什麼會?」

「主席不知道呀?」汪東興心裡想，「這麼大的事，主席怎麼會不知道?」

主席見汪東興一時沒有回答，連問：「什麼會呀?怎麼開的呀?」

汪東興就把１月２５日會議的經過、會上的發言內容簡要地作了彙報。

主席聽完彙報說：「怎麼『走後門也成了林彪、孔夫子的人?」

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會以後，江青一夥在他們的住地釣魚台組織人突擊整理大會錄音。工作人員告訴汪東興：大會時，他們有一段插話沒有錄進去，整理時要補錄進去。忙碌了３天，錄音整理好了。姚文元又起草通知，準備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黨、政、軍各部門播放，企圖搞亂全國。

正在他們忙著複製錄音，起草文件的時候，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因會見外賓來到了釣魚台。

江青見到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後，頗為得意地說：「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會的錄音正在抓緊複製，我們要把它作為中央文件發往全國，很快就要發出去。『走後門的問題，你們外交部也要作檢討。」

王海容、唐聞生都參加了１月２５日的大會，現在江青又要把大會錄音作為中央文件發往全國，她們認為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不能沉默，應該報告毛主席。

在釣魚台的外事活動完了以後，王海容、唐聞生就驅車來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她們見到主席後的第一句話就說：「他們要把大會錄音搞到全國去!」

「什麼會的錄音要搞到全國去?無頭無尾嘛!」

王、唐把１月２５日大會的情況又向主席講了一遍，接著急切地說：江青他們在釣魚台那兒複製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大會的錄音，他們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國去。

「發到全國去?不經過政治局討論，不經過我批准，能行嗎?」

王、唐：「江青親口對我們講的，很快就要發出去。」

主席問：「你們能不能找到錄音?」

王海容：「我們拿不到。」

主席：「你們問問汪主任，看他能不能找到?」

王海容從主席那裡給汪東興打電話，把主席的意思告訴了他，並問他能不能找到大會的錄音帶。

汪東興對她說：「請你報告主席，大會的錄音帶可以找到。待我拿到手，馬上就給主席送去。」

大會的錄音是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在開會時錄製的。其中一位同志感到把大會錄音發往全國而不經過中央辦公廳下發，這種情況不正常，於是背著江青一夥偷偷複製了一份送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汪東興拿到錄音帶後馬上就送給了主席。

毛主席從頭到尾仔細地聽了錄音後，非常生氣，使勁地拍打著椅子扶手說：「形而上學猖獗!」「兩個大會不經政治局討論，隨便發號施令!」他當即決定：「大會錄音扣留，不準下發!」

江青聽說大會的錄音被主席扣留不讓下發，簡直急瘋了，到處追查是誰透露風聲給主席的，最後竟追問到主席那裡。

主席見到她，沒好氣地說：「錄音我聽了，不能發，是我扣留了。你們不要搞了，複製的錄音一律銷毀。」

就這樣，１月２４日和２５日兩次大會的錄音才未能流毒全國。江青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恨得咬牙切齒，又是敲桌子，又是打板凳。

中央辦公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他們在釣魚台複製的那批錄音帶全部銷毀，現在留在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只有毛主席聽過的那一套。

此後不久，毛主席收到葉帥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的孩子到外語學院讀書的事。毛主席已從有關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並得知北京許多領導同志就「走後門」的事紛紛作檢討，搞得人心惶惶。２月１５日，主席在葉帥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

主席作出上述批示後，請周總理將其連同葉帥的信一併印發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及有關部委。收到文件的同志和單位都非常高興，立即組織學習，並要求將此件發往全黨全軍。外交部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姬鵬飛、喬冠華、唐聞生等，當時就聯名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東興把黨內高層領導的呼聲，分別向毛主席、周總理作了報告。隨後中央發出１９７４年８號文件，傳達了毛主席批示的精神，關於「走後門」的問題，中央通知放到運動後期解決。

江青一夥得知這一情況後，大為不滿，惡毒攻擊周總理，說他「故意泄密」，「打擊革命小將(指遲、謝)」等等，尋找各種借口要中央辦公廳將已經發出的文件收回來。後來，他們在政治局會議上得知文件是毛主席讓發的，雖然不滿，也無可奈何，只好作罷。

江青在受到主席批評後，又改口請主席再為「批林批孔」作指示，以求挽回些體面。毛主席拒不相見。３月２０日，氣憤之下的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

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８１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中國》事件」、「蝸牛事件」怪事頻出。迫不得已，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向「四人幫」敲響了警鐘

在這期間，江青等人還製造了幾樁古怪的事件。

１９７４年１月，在周總理主持下，政治局曾幾次找外交部核心組的一些同志研究國際問題。在一次會上，談到了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電影《中國》。江青見有機可乘，又借題發揮，大叫大嚷地說：該片問題嚴重，要利用一切宣傳機器大張旗鼓地批。她提出可在《紐約時報》買版面登廣告批。江青還在會上口出狂言，要給中央廣播事業局、外交部等有關人員戴「漢奸」帽子。最後，經查明事實，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否定了江青的意見。

會後江青等人還不罷休，他們在釣魚台１７號樓看電影時，還大罵電影《中國》是「漢奸加間諜」搞出來的。江青說她現在把「漢奸」帽子拿在手裡，給誰戴上還沒有定。她說，她已經叫文化組和宣傳部門組織文章在報紙上批判該片。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人民日報》依照江青一夥的布置，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一時間新聞媒體大加炒作，在國內外造成極壞影響。

在這前後，江青一夥還從外交部等單位要去了一些外國人來華拍攝的其他影片，想從中找到類似的問題做文章。有一部英國人拍攝的《紅地毯》，江青一夥在釣魚台１７號樓看了。影片一開始有一幅地圖，沒有標明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所標顏色與大陸不同。他們就責罵有關人員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擬公開放映，是「飯桶」。後經外交部了解，有關同志審查該片時已經提出了地圖的問題。江青等人不得不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江青一夥還炮製了一起「蝸牛事件」。為了發展我國的電子工業，１９７３年國務院第四機械工業部向中央報告，準備引進彩電顯像管成套設備，得到了周總理等中央負責人批准。當時江青等人也是同意的。為此，有關單位組織了技術考察團赴國外。回國時，一家美國公司送給考察團成員每人一件工藝品——玻璃蝸牛。這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在「批林批孔」中有一好事之徒卻寫小報告給江青，以有所圖。江青正愁缺乏攻擊周總理領導的國務院的材料，於是如獲至寶，立刻抓住此事，作為重型炮彈攻擊國務院。

２月１０日，江青親自跑到四機部作煽動性的講話，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我方考察團的蝸牛禮品「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說引進彩色顯像管是「屈辱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崇洋媚外」。並要四機部把「蝸牛」退到美國駐華聯絡處去，提出「抗議」。

周總理要有關部門查明事實真相。國務院外事部門專門召開了會議，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核心組成員唐聞生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闡明：經調查，按當地風俗，蝸牛是節日禮品，象徵幸福、吉祥，並無惡意。外交部核心組兩位成員還當面向主席作了報告。主席說，不是侮辱，不能提交涉。

毛主席雖然支持「批林批孔」運動，但不願再次看到社會出現動亂。為制止混亂局面的發展，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４月１０日，經主席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批林批孔」運動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的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通知，就「批林批孔」運動中幾個政策問題作出規定，要求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９５％的幹部和群眾；清查同林彪反黨集團有關的人和事，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上；解放軍軍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一律堅持正面教育。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批判了「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錯誤口號，同時強調要揭發、批判停工、停產的幕後操縱者。

然而，江青一夥對主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通知陽奉陰違，繼續製造事端，致使許多單位領導班子重新癱瘓，工業生產下降。據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５月統計，煤炭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６．２％，鋼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９．４％，化肥產量比上年同期下降２．５％，全國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減少５億元，支出增加２５億元。出現了工業生產萎縮甚至倒退的嚴峻局面。

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讓主席忍無可忍。７月１７日晚，他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併當眾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主席還批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搞幫派活動，批評他們搞「上海幫」。他用手指著江青說：「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四人幫」的問題。此舉挫敗了「四人幫」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另搞一套的圖謀，為後來徹底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堅實有力的基礎。

(本文作者離休前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