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行健：從大遏制到戰略競爭——美蘇冷戰經驗如何影響中美格局｜戰略與安全

目前，中美的戰略競爭已經到了新的階段，雙方在多個領域的角逐愈發激烈。部分學者已經對中美關係作出新的判斷。例如，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認為，當下中美關係已經進入「衝突-合作」的複合形態。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針對二十一世紀兩個最大規模經濟、軍事實體的戰略競爭，美國人有著深刻的冷戰記憶和思維慣性。因此，對於中國人而言，深入研究美國人的這種記憶和思維慣性，在當前的中美競爭背景下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在研究冷戰的眾多成果中，加迪斯的《遏制戰略》是系統闡釋美國冷戰期間的戰略競爭思想的一本綱領性著作。加迪斯的《遏制戰略》具有系統性強、結合理論與實際、評價公允、學術影響力大等優點，在一眾冷戰研究當中脫穎而出。此書不僅講述了遏制戰略本身，還提供了一個解釋冷戰中大國政策演變的分析範式，兼具歷史價值與戰略思維，對學術界和政策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通過《遏制戰略》，我們能得到關於美國人冷戰記憶和思維的重要啟示，並從新的視角出發解讀當前我們面臨的戰略競爭。

歷史，或者說，對歷史的研究，總是存在一種慣常的做法，即將某種理念、發明、歷史事件完全歸功或歸咎於一個個體，稱其為「……之父」或「……之母」。這一做法似乎同樣被用於冷戰研究，而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就是承擔「遏制戰略之父」名號的人。然而，歷史地看，早在凱南進行正式闡發之前，遏制戰略的雛形其實已經存在於美國的戰略選擇之中了。因此，嚴格來說，凱南並不是遏制戰略的發明人，而是繼承者和完善者。

在凱南之前，遏制戰略的雛形就已蘊藏在羅斯福政府的戰略思考之中。加迪斯在書中指出，雖然凱南於1947年7月首次正式定義了「遏制戰略」，但實際上從1941年起，華盛頓的領導層就開始使用遏制的思路去研究國際局勢了。然而，當時的世界局勢並不允許美國徹底地執行遏制思想。一方面，美國不能接受任何單一國家在歐洲和太平洋一家獨大，因此必須打擊德國和日本。但假若前蘇聯戰勝德國並在戰後秩序中稱霸歐洲，美國同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兩種戰後秩序對於美國而言都是噩夢一般的景象。當時的美國處於這樣一個困境：既需要前蘇聯參戰抗擊軸心國，又必須杜絕前蘇聯戰後稱霸歐洲的可能性。簡單來說，1941年的美國高層雖然抱有遏制的思路和雛形，但囿於反法西斯戰爭的艱難境地，「遏制」戰略難以像在凱南時代那樣系統性地呈現。換句話說，平衡前蘇聯和德國，讓二者相互消耗，這本身就是遏制思想的初步顯現。

無論如何，種種跡象均表明羅斯福政府沒有真正放棄遏制的思路。例如，面對上述的兩難困境，某些華盛頓官員曾經提出建議，稱美國應派出兵力到歐洲作戰。這部分兵力和作戰的目的一方面要打擊德國，另一方面爭取讓前蘇聯的兵力持續在歐洲消耗。同時，這部分兵力要全力防止前蘇聯在歐洲擴張。加迪斯寫道，羅斯福本人的確思考過這一戰略的可行性，但最終並未採納。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政府曾經短暫地嘗試施行「等價交換」戰略。然而，出於種種原因，直至1946年，「等價交換」非但沒有產生杜魯門政府預想的結果，更是美國社會用以詬病杜魯門政府的敗筆。

可以看到，在凱南之前，「遏制」至多可以被看作是美國政府戰略思考的一種傾向、一種路徑，受困於現實條件以及領導人自身的判斷，並沒有作為一個完整的、明確的戰略綱領而存在。加之隨後的「等價交換」戰略屢屢受挫，實際上美國政府在凱南正式提出遏制戰略前，基本處於對前蘇聯無可奈何的境地。這也側面說明了凱南的遏制戰略為何能夠受到美國戰略高層的重視乃至執行。

加迪斯寫道，對於存在於國際事務中的國家利益的認知，構成了凱南的遏制戰略的基礎和起點。對於凱南而言，國家利益放置於國際社會的背景，無外乎兩項原則：一是，國家利益在於保障國家的安全，不允許外部力量干涉內部事務；二是，國家利益在於創造一個有利於本國人民福祉的國際秩序。

關於如何達成這兩項國家利益的基本原則，凱南認為美國政府一般從兩條路徑中進行選擇：凱南稱第一條路徑為「普遍主義/普世主義（universalism）」。這一路徑試圖將所有的國家納入一套統一的行為準則之下。這種「普世主義」預設的前提是，在國際社會的尺度上，和平是可能的。具體的實現方法是，創立類似聯合國這樣的組織，並要求所有國家妥協讓步自己的安全訴求，服從於統一的國際社會的安排。第二條路徑，凱南稱其為「特殊主義/特例主義（particularism）」。第二條路徑與第一條截然相反，它否認任何將國際社會統一於一套法治理念之下的嘗試，認為大多數國家不可避免地渴望權力，而這種渴望只能用對等的力道或渴望去抵消。

在兩條路之間，凱南選擇了第二條，也就是「特殊主義」。凱南對世界的總體性認知是悲觀的，他在國際事務中看到的更多是世界的參差不齊和多元，而不是統一。因此，他不相信世界和平存在，不相信國家可以統一於一套理念，不相信武裝衝突可以避免，即不相信「普世主義」。凱南認為，真正有效的行動，並非按照「普世主義」的要求重建國際秩序，而是在現存的秩序中維持權力的平衡，以至於沒有任何國家，尤其是前蘇聯，可以主導國際秩序。由此，凱南於1948年底基本確立了遏制戰略的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重建權力平衡，特別是在受到前蘇聯擴張主義威脅的地區。二是利用前蘇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矛盾削弱前蘇聯的影響力。第三個目標是，循序漸進地修正前蘇聯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最後美蘇談判處理分歧。簡而言之，遏制前蘇聯要求美國在世界各地扶持獨立於前蘇聯控制的勢力，建立權力平衡/均勢（balance of power）。這是凱南遏制思想的基礎及核心，他的其他觀點、建議，基本圍繞這些目標展開。

凱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都對美國戰略和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這種影響主要在於提供了一種思想、思考的氣質，凱南在戰略和政策的具體執行方面，從來沒有一槌定音的話語權。因此，遏制戰略自從正式誕生，其實就已經脫離了凱南本人的意志而存在、演變。在後續歷屆美國政府的理解和使用下，遏制戰略衍生出各種變體，它們時而貼近凱南原初的設想，時而有所偏離。

以杜魯門政府為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應該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遏制戰略變體之一。加迪斯認為，這份文件儘管繼承了部分凱南遏制思想的內涵，但也演變出許多不同的認知和判斷。例如，凱南認為，美國只需要保護世界上個別重點戰略地區免遭前蘇聯控制，即可遏制前蘇聯的擴張。這些重點戰略地區一般蘊藏強大的軍工潛能。nsc-68文件泛化了凱南的判斷，認為任何前蘇聯的擴張，不論是否針對戰略要地，均絕對不可容忍。再有，凱南十分注重目標與手段的匹配：一個國家可支配的資源和手段是有限的，必須謹慎設定目標，保持目標與手段匹配。這要求區分核心利益與邊緣利益，並做出取捨。nsc-68文件則認為，不妨以目標為導向，擴充資源和手段去適配目標。具體表現為，文件倡議美國政府增加軍費開支，應對前蘇聯擴張。

總之，凱南的遏制戰略在隨後的歷屆美國政府手中不斷變化，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多樣的呈現形式。

冷戰思維的另一種體現是「管制和禁運」。在美蘇冷戰期間，名為「巴統（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組織承擔了管制和禁運的角色。「巴統」於1949年由美國主導成立，是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科技與戰略物資出口管制的多邊機制。其核心目標是限制前蘇聯及其盟友獲得先進技術與軍事裝備，從而削弱對西方的威脅。巴統實行嚴格的出口清單制度，涵蓋軍事物資、關鍵工業設備和高科技產品，成員國間採取「一票否決」方式，任何一國反對即可禁止出口。對中國而言，巴統的制裁在20世紀50年代尤為嚴厲，使新中國在工業化和國防建設上遭遇極大阻礙。由於無法引進關鍵設備與技術，中國被迫依靠前蘇聯援助以及自主研發，推動「156項重點工程」和「兩彈一星」等戰略項目。到了今天，「巴統」的思維依舊存在於美國的戰略和外交之中。例如，針對中國進行晶元的管制和禁運，本質上同樣是通過管制來遏制中國在相關領域的發展。

美國除了採取具體行動遏制中國，在戰略與政策層面也馬不停蹄地謀劃新形態的遏制戰略，例如國家防務戰略（nds）。該戰略是美國國防部每隔若干年制定的戰略性文件，用來把國家安全戰略的廣泛目標，轉化為國防層面的優先事項、軍隊建設方向與行動框架。國家防務戰略是美國國防政策的「綱領文檔」之一，與nuclear posture review（核態勢審議）和missile defense review（導彈防禦審議)等其他戰略文件相輔相成。

2022年的國家防務戰略是最新的公開的國家防務戰略文件。在這份文件中，美國的國防優先事項：一是保護美國本土，針對中國的「多域威脅」進行防禦及節奏匹配 ；二是用威懾應對針對美國、盟友、夥伴的戰略性攻擊；三是用威懾應對侵略，並在必要時做好取勝的準備，特別優先在印太地區應對中國挑戰，其次是在歐洲應對俄羅斯的挑戰；四是構建一個有韌性的聯合作戰力量與防務生態系統。在文件中，中國被明確定位成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另外，該文件所展現出的思想依舊充滿濃厚的冷戰氣息，例如威懾、聯盟、圍堵等等。目前，特朗普2.0的國家防務戰略還沒有公開。但是可以料想的是，2.0時期的防務戰略在總體方向上不會與2022年的文件有本質區別。新的防務戰略大概率僅會在具體的威懾、遏制方式上有不同的側重。例如，特朗普偏好使用關稅等經貿方面的政策工具，這一點很可能反映在2.0的防務戰略中。

總的來看，美國現在對中國使用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仍是冷戰時遏制戰略的變體。從1950年nsc-68文件發布到現在，遏制戰略或許早已偏離凱南最初的設想，但是底層的對立、制衡、威懾的本質基本沒有變化。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冷戰也為後世帶來一些相對積極的正面的經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所倡導的「緩和政策」。緩和政策基於這樣的邏輯：國際社會可以實現多極的平衡，美國的利益就是維護那種平衡。同時，要嘗試突破權力平衡的邏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穩定不是利益衝突制衡的結果，而是源於克制、合作和共存。這是基辛格所相信的「緩和政策」。在「緩和政策」的指引下，尼克松政府與前蘇聯和新中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談判、斡旋。歷史地看，「緩和政策」的確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避免美蘇直接衝突、促成中美關係取得突破、推動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alt i）和《反彈道導彈條約》（1972）、支持《赫爾辛基協議》進程並加強與西歐盟友合作等等。這都是緩和政策的標誌性成果。

緩和政策階段後，中美關係迎來了「接觸政策（engagement）」的時代。這一政策，如其名稱一樣，旨在與中國進行接觸：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並在政治、軍事、經濟、學術、貿易、對外援助等各方面接觸而非對抗。接觸政策時期，應該是中美關係相對而言最融洽的時期。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中美就滑入了戰略性競爭的新關係形態，衝突和對抗隨之增加。中美關係似乎走完了一個循環，再次籠罩在冷戰初期的對立氛圍之中。

那麼，當前中美關係是否有走向相對緩和的階段的跡象？從美國的層面講，「緩和」政策出現主要是因為美國的高層對於利益的認知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點上，前文提到的基辛格是最好的例子。他意識到世界的多極，權力的多維；意識到美國一直追求壓制（superiority）蘇聯代價高昂。加迪斯指出，這種認知轉向其實與凱南的思想非常契合，也順理成章地孕育出了「緩和」政策。接觸政策出現，則是由於中蘇交惡，美國試圖聯合中國去對抗前蘇聯。當前，中美之間的競爭遠未觸及雙方能承受的底線，美國種種圍堵和打壓也說明其競爭欲並未減弱，美國目前也不可能聯合中國去對抗某個第三方勢力。第一，中國本身就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沒有之一。第二，美國雖然與俄羅斯同樣是對立衝突的關係，但考慮到中俄關係，美國不可能進行聯中抗俄的嘗試。對中國而言，中國也不可能甘願做美國的「打手」和「先頭部隊」，去施壓俄羅斯。因此，從滿足當年的歷史條件的角度看，眼前中美不太可能走向相對緩和的階段，兩國關係將繼續以戰略性競爭的形式僵持。

「緩和政策」與「接觸政策」自然有其局限性，比如未能終結冷戰。但是，這些政策背後蘊含的管控分歧、防止衝突升級、對話談判的思想，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依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價值和意義，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對於中國而言，一條非常顯著的教訓就是，遏制思想會長期存在於美國的戰略之中。現在，美國很大程度上仍在沿用遏制戰略應對中國。美國散布全球的盟友，構成了針對中國的制約系統。可以預見，未來美國會繼續在多個領域和節點消耗中國，例如南海，例如台灣，等等。這樣的企圖只會變本加厲，不太可能銷聲匿跡。中國必須找到方法應對各種具體的遏制形式，例如前文提到的管制、結盟等。美國實在太過於依賴這些手段，未來不可能輕易將它們放棄。

特朗普仍然在用實際行動告訴我們，美國的戰略沒有發生方向性的變化：關稅戰、貿易戰現在看來短期內都不會停止。本文成文之際，中美關稅戰雖然宣告「停火」，但化解分歧的進程相比於催生衝突的火花，實在是漫長得多。另外，類似「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等口號，在特朗普任內甚囂塵上。這些政策取向說明美國將愈發地以自身為中心。例如，尋求供應鏈安全、尋求產業迴流等等。總之，美國試圖維持住自身曾為全球霸主的自信，然而那份安全感開始鬆動了。這反而強化了美國的敏感心理，繼續將中國視作威脅霸主地位的頭號對手，持續遏制中國。

第二條經驗教訓是，堅持對話、談判、管控分歧。如前文所述，冷戰中相對積極正面的成果和遺產，例如中美關係發展，基本來自對話、交流、合作。當然，我們不能忽視建設自身的實力。沒有實力的國家，甚至沒有談判的籌碼。我們可以在保證自身擁有實力的同時，依舊營造好對話磋商的態度、機制。美國已經過度依賴陣營對抗的遏制邏輯去處理國際問題。如果中國步美國的後塵，同樣成為一支拉幫結派的力量，那麼最後國際秩序很可能真的會全面瓦解。這樣一來，全世界的人民都要跟著受苦受難。

但是，究竟應該怎麼去做，現在已經到了最嚴峻的時候。或許，《遏制戰略》給中國最深遠的思考是，我們能否如基辛格設想的那樣，超越基於制衡、威懾的穩定，邁向一個基於合作和共存的穩定。理由很簡單，遏制戰略，至少美國的遏制戰略，已經走向了自我矛盾、自我擊潰。加迪斯在書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論述：二戰後美國政府一直認為一個多元的世界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因此，美國應該促進多元世界的興盛。但自1950年起，一種觀點在美國被廣泛接納，即只有美國能捍衛世界的多元。諷刺的是，這種認知，結合上遏制戰略，將美國和世界推向了多元的對立面。美國認為自己在一個「危險」的世界裡捍衛多元，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後果，卻是一刀切的全球主義才會有的。也就是說，追求多元的道路恰恰將美國引向了病態的普世性（universalism），引向了反多元。

因此，中國現在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我們到底能夠為世界帶來什麼新的精神？我們能超越遏制嗎？我們壯大的結果是延續和升高對立對抗，還是給予對話與合作以空間？如果中國無法為世界帶去新的價值，那麼我們所建立的新秩序，又有何意義。而當務之急則是，在我們能夠真正給出答案前，必須或多或少地按照遏制的遊戲規則在國際社會中生存。只有生存到最後，我們才能作出回答。

校對 | 吳雨彤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伍子堯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