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早八點,北京南苑機場,主席微笑著沖我招手:『文白先生,咱們起飛啦!』」——張治中後來在日記里提到,這一句輕描淡寫的問候,讓他緊張的心立刻鬆了三分。
飛機抵武漢時已近中午。驕陽熾烈,江面像一條閃光的銀帶。張治中知道,主席昨夜又幾乎沒合眼:五個會、一場接見、一疊文件,硬是把凌晨拖到了天亮。這種高強度,他早已見怪不怪,卻依舊心疼。剛下舷梯,他低聲勸:「先歇一歇?」主席擺手:「天熱,趁水溫好,去江里轉轉。」接著哈哈一笑,「你要是怕浪,就做個觀潮派吧。」一句玩笑,把隨行的幹部逗得直樂。
翻閱張治中整理的四萬字隨行筆記,那趟長江之行節奏緊得像一首急促的鼓點:武漢、安慶、合肥、馬鞍山、南京、上海、杭州——七站一線貫通,七晝夜幾乎不眠。很多人只看到「七次橫渡長江」的壯舉,忽略了沿途那些「細枝末節」。可張治中偏愛寫小事,他覺得,小事才最顯人心。
武漢重型機床廠的那一幕,就很能說明問題。主席進門沒看進口設備,卻在兩台國產龍門刨床前停了足足三分鐘。「能再放大一倍嗎?」「有難度,但理論上行。」工人回答得乾脆。主席點頭,語速不快卻擲地:「那就做,給自己定一條更長的杠。」旁邊有人擔心數據,張治中卻在心裡暗叫痛快——這股子自信,正是他最佩服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主席對吃並不講究,卻偏愛在地方小店「抖機靈」。武漢的豆皮店「老通成」只備了青菜、黃瓜肉片、冬瓜湯三樣。服務員遞毛巾時,主席道謝,很輕,卻真。席間他忽然講起陝北的饃饃笑話:「某位南方學者到了延安,抱怨入黨後連米飯都沒得吃。」眾人轟然。張治中用鉛筆飛快記下,旁邊王任重看他,眼裡都是驚嘆:這位「和平將軍」,記錄比記者還勤快。
同行十二日,張治中最在意的是兩件事。一是主席讀書。每到一地,必借當地誌書、詩文集。《安徽省志》《朱熹注楚辭》都是臨時調來,翻得滿頁摺痕;在火車上,他還抽空與張治中討論朱子籍貫,「婺源划到江西,祖籍仍是徽州人嘛。」語氣像閑聊,邏輯卻縝密。二是主席對他這個「前國民黨將軍」的禮遇:合影時要等他,座次上給靠前位置,就連船上談長江規劃,也特意把張治中拉上,「你不是黨員,卻是老朋友」。這種平等相待,讓張治中數度動容。
時間線拉回到1949年,兩人真正親近,始於北平和談。那時張治中兵符尚握,蔣介石懷疑他「必通共匪」。可他寧可交出軍權,也不願再打內戰。毛主席在雙清別墅設宴,「小米不好,卻是自己種的」。一句玩笑,卸下對方全部戒備。七年後在北戴河,主席忽然問:「文白先生,可願意到江南走走?」張治中原本準備回北京,便把行程拖了又拖,直到接到正式邀請,這才恍然:原來主席一直等他說「願意」。
馬鞍山鋼鐵廠那天,車還未停穩,主席已推門下去。鍊鋼爐火光撲面,一陣熱浪。有人遞上一件薄外套,他擺手:「熱潮里,穿這個反倒難受。」隨後挽袖,湊近爐前看鋼胚流動。廠領導彙報:「若今年再上兩座高爐,產量能翻番。」主席笑看張治中,「他說翻番,你信不信?」張治中回以一句半玩笑:「主席點頭,我就信。」爐火映著兩人側臉,汗珠閃得厲害。
20日南京。坐在火車包廂里,主席忽問江渭清:「那三千塊,欠條可還在?」江渭清一時沒反應。張治中忙擺手,「舊事舊賬,別提了。」原來,當年江為籌抗日費,寫信向他借款,他痛快批給。主席聽完這段往事,樂不可支,「借錢不打欠條,更顯信任。」一句話,車廂里氣氛立刻活絡起來。
次日凌晨一點,列車駛入上海郊區。張治中剛合眼,又被秘書輕拍:「主席請您過去。」他披衣前往,主席正看文件,風扇嗡嗡。見他來了,放下筆,「想去上鋼一廠看看,夜裡進廠,工人也能少受干擾。」話音很輕,卻透出對基層的體貼。張治中默默點頭,心想:如此日夜兼程,他這個老紅軍的身體到底靠什麼支撐?答案或許很簡單:信念。
杭州是終點。西湖邊桂花初放,空氣里甜膩膩的。張治中提議:「這一站多歇幾日吧。」主席半開玩笑,「三天就夠,我睡得快,醒得也快。」說罷自去樓上,依舊是四五個小時的短眠。張治中原想好好整理隨行記錄,卻發現主席白天仍批閱電報,晚上還翻史書。他第一次真切體會到,什麼叫做「不遺餘力」。
隨行筆記寫成後,他抱著厚厚稿紙想請主席審定並發表。主席搖頭:「你若全寫實事,無所謂。但要把我誇成聖人,恐懼之極。」張治中笑了,「主席,我這篇沒有一句頌詞。」主席望著他,眼中含笑,「說服可以,壓服不行。」又是一句輕輕的幽默,把氣氛拉得很松。
十年後,張治中病重。主席派人送來東北人蔘,並囑咐:「把葯全部交給文白先生,別客氣。」1969年4月6日下午,他在北京醫院病逝。遺體告別那天,周總理到場,主席送來花圈。悼詞極簡,只一句:「老朋友,一路走好。」簡潔,卻沉甸甸。
有人說,毛張之交是統戰的範例;也有人說,那更是一份跨越陣營的朋友情。張治中曾對女兒話語哽咽:「主席待我如兄,如師,又如友。」他沒說出口的那半句,或許是——此情此義,值得用一生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