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7年正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坐在汴梁皇宮的龍椅上,望著殿外瑟瑟發抖的後晉百官,得意地將國號改為"大遼"。這位草原霸主不會想到,僅僅半年後,他精心布置的中原統治網就被一個沙陀漢子撕得粉碎。
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太原城頭升起漢旗的消息傳來時,耶律德光正蜷縮在回師的氈帳里。這個沙陀人出身的梟雄,早年曾兩次救過石敬瑭的命。此刻他望著地圖上星羅棋布的契丹駐軍,嘴角泛起冷笑:"契丹人搶得了中原,卻守不住人心。"
劉知遠的算盤打得精準。他一面派使者向耶律德光稱臣納貢,一面暗中聯絡中原豪強。當契丹軍隊因劫掠引發民變時,他果斷出兵,打著"驅逐胡虜"的旗號一路南下。沿途州縣紛紛倒戈,連契丹扶植的傀儡李從益也被百姓殺死。
六月的汴梁城,劉知遠在群臣勸進中登上皇位。他望著宮殿上斑駁的血跡,或許想起了二十年前那個在戰場上為石敬瑭斷後的沙陀少年。此刻他改名劉暠,以漢朝後裔自居,卻不知這個國號將在四年後成為歷史的笑柄。
暴政治國:從省耗到族誅的死亡循環
後漢的朝堂從一開始就充滿血腥味。宰相蘇逢吉在皇帝生日時"靜獄祈福",將監獄裡的囚犯不分罪行全部處死,美其名曰"獄靜"。這種嗜殺的風氣很快蔓延到地方,衛州刺史葉仁魯為抓捕盜賊,竟將協助追捕的平民砍斷腳筋遺棄山中,任其哀嚎而死。
財政大臣王章的斂財手段更是登峰造極。原本每斛田稅附加二升的"雀鼠耗",被他提高到二斗;官府支付錢幣時,每百文只給七十七文,卻要求百姓按八十文繳納,稱為"省陌"。更絕的是,他規定私販鹽、礬、酒麴者無論數量多少一律處死,連百姓日常用鹽都成了死罪。
這些暴政在《舊五代史》中留下了冰冷的記載:"王章督稅苛急,民有蓄十錢者,盡沒入之"。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甚至出現"父子相食"的慘劇。但劉知遠對此視而不見,他更關心的是如何用嚴刑峻法鞏固統治。
權力絞殺:四代託孤的致命棋局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劉知遠在病榻上握住託孤大臣的手,目光掃過楊邠、郭威、史弘肇、王章四人。這個沙陀皇帝或許意識到,自己留下的不是帝國,而是一顆隨時會爆炸的權力炸彈。
他死後僅三個月,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就聯合鳳翔、永興三鎮叛亂。十七歲的漢隱帝劉承祐慌了手腳,只能依賴郭威平叛。這位日後的後周太祖展現出驚人的軍事才能,他採用"圍而不攻"的策略,耗得李守貞糧草斷絕,最終自焚而死。
但勝利的果實被權臣們瓜分。楊邠把持朝政,連皇帝的詔書都要經他過目;史弘肇掌管禁軍,在京城隨意殺人立威;王章則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脂民膏。當劉承祐想提拔幾個親信時,楊邠公然頂撞:"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
年輕的皇帝在寢殿里徹夜難眠。他想起父親臨終前的叮囑:"杜重威反覆無常,必殺之。"卻發現自己連誅殺一個叛將都要看權臣臉色。這種無力感最終演變成瘋狂的報復——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劉承祐在殿門埋伏甲士,將楊邠、史弘肇、王章當場斬殺,並滅其族。
澶州兵變:黃袍加身的死亡預言
當密使帶著誅殺郭威的詔書來到鄴都時,這個五代最具傳奇色彩的將領正在校場練兵。他拆開詔書的瞬間,敏銳地察覺到了其中的破綻——這份以皇帝名義頒布的詔書,竟然沒有加蓋玉璽。
郭威的部下們群情激憤。他們跟著這位統帥南征北戰,如今卻要被朝廷卸磨殺驢。更讓他們恐懼的是,劉承祐已經殺光了郭威在京城的家人,連尚在襁褓中的嬰兒都不放過。
十二月的澶州城,士兵們突然將一面黃旗披在郭威身上。這個比趙匡胤早十年的"黃袍加身",揭開了後漢滅亡的序幕。郭威望著城下黑壓壓的軍隊,想起了二十年前那個在潞州街頭殺屠戶的少年。命運的輪迴中,他從殺人犯變成了開國皇帝。
劉承祐在逃亡路上被亂軍殺死時,或許終於明白:當皇帝的權威只剩下誅殺權臣的利刃時,這把刀最終會反噬自己。郭威進入汴梁後,並沒有急於稱帝,而是導演了一場"迎立劉贇"的好戲。當這位後漢宗室在宋州被囚禁時,後漢的最後一絲血脈也斷絕了。
速亡密碼:五代政治的致命基因
後漢的四年國祚,是五代亂世的一個縮影。這個由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從一開始就帶著先天的致命缺陷:
- 軍事寡頭政治:劉知遠依靠河東軍事集團起家,卻無法建立有效的文官體系。楊邠、史弘肇等權臣既是開國功臣,也是帝國的掘墓人。
- 合法性困境:沙陀人以"漢"為國號,卻無法真正獲得漢族士大夫的認同。劉知遠稱帝不稱汗的策略,反而加劇了胡漢矛盾。
- 繼承危機:劉知遠倉促傳位給未成年的劉承祐,導致權力真空。這種五代常見的"父業子承"模式,在缺乏制度保障時必然引發內亂。
- 經濟崩潰:王章的重稅政策和蘇逢吉的酷法,將百姓推向絕境。正如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指出:"後漢延續了前朝的暴虐統治,與時代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馳"。
當郭威在廣順元年(951年)正月正式稱帝時,後漢的宮殿已被戰火熏黑。這個存在僅四年的王朝,留給歷史的不僅是血腥的記憶,更是一個深刻的教訓:當權力失去制約,當法律淪為暴政的工具,再強大的軍事機器也終將崩塌。
結語
後漢的故事,是五代亂世的一個註腳。這個由沙陀鐵騎建立的王朝,如同流星般划過歷史的天空,留下一道血色軌跡。它的速亡不僅是劉知遠、劉承祐父子的悲劇,更是整個五代時期政治生態的必然結果。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看到的不僅是權力的遊戲,更是一個時代的集體沉淪。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感嘆:"得國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劉氏者也"。這個教訓告訴我們:真正的長治久安,從來不是依靠鐵腕和酷法,而是建立在民心與制度的基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