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松：論年羹堯之死

一

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太保、一等公年羹堯在清朝歷史上算得上有名人物。年羹堯之死頗有些傳奇色彩。雍正二年冬，已經定他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有些一款就該處死。但因他曾立大功，雍正帝顧慮有「狡兔死，走狗烹」的議論，遲遲下不了決心。這時，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雍正帝作出了處死年羹堯的決定，這就是「虎入年家」。

事情的經過是：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有野虎至京城朝陽門外，夜間從東便門上城，至前門，下馬道，直入西江米巷年羹堯家。咬傷數人，上房。至初四日天明，九門提督率兵至，放槍驅下，入年遐齡家花園中，官兵追到，用槍扎死。相傳，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因此，雍正帝稱野虎死年家為「一大奇事」。在署直隸總督蔡璉奏摺上硃批：年羹堯之誅否，朕意實未決。四、五日前朕寬意已定。」「有此奇事乎！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如此明彰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奇，從古罕聞之事也。」[1]

當時，京畿、直隸地區確實虎多，而雍正帝又是崇信「天人感應」的，既然年羹堯是白虎托生，現在老虎又死在他家，可見「天意」亡年，於是處死年羹堯就是「順乎天意」，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帝下了處死年羹堯的諭旨。

二

年羹堯頗有才，文武雙全。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貝子允禵，任撫遠大將軍西征，以年羹堯努力供應軍需可嘉，升任四川總督，仍管巡撫事。康熙六十年又任川陝總督。這時，他雖然在漢軍旗人中已嶄露頭角，以「辦事明敏」著稱，但主要是為西征軍辦理後勤事務。

雍正帝即位後，年羹堯的地位和權勢才迅速上升。元年正月，有旨命年羹堯來京「商酌地方情形」。當時，西邊形勢嚴竣而複雜。主持西路軍務的前任大將軍允禵、現任大將軍延信，在雍正帝看來，都是對皇權有威脅的極不可靠之人。因此，西邊情形必須同年羹堯「商酌」，並賦以重任。是年三月，敘年羹堯以前功績，加太保官銜，封三等公。五月，命年羹堯調度西路軍事，凡調遣軍兵、動用糧餉等「一切事務」均交年羹堯辦理。九月，羅卜藏丹津公開叛亂，命年羹堯出兵征討。十月，授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晉二等公。二年三月，因青海平定，晉一等公。硃諭稱：「十年以來，從未立此奇功」；「總之皆你一人的好處」。這時，雍正帝對年羹堯的恩遇、寵信，年羹堯的地位、權勢，都達到了頂點。

年羹堯在頂峰上僅呆了六、七個月。雍正二年的秋冬之交是年羹堯從頂峰上跌落下來的轉折點。這年九月，年羹堯奉命來京。十月十一日入宮陛見。在京一月有餘。這期間，雍正帝與年羹堯的關係發生了巨變。年羹堯剛離京，雍正帝就在四川巡撫王景源奏摺上硃批：「年羹堯今來陛見，不知精神不加，不知功高自滿，有許多朕不取處。」現已「被朕看破」，「非無瑕之器」，「奏對之間錯亂悖謬，舉止乖張，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攬權情狀。」[2]十二月，年羹堯抵西安後，摺奏：「」奔走御座之前三十餘日，毫無裨益於高深，祇自增其愆謬。返己捫心，惶汗交集。」對此，雍正帝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硃批：「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為仇。」「」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致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機在爾箸功臣自招感也。」讀此硃批，年羹堯回奏稱：「寢食不寧，自怨自責，幾無地自容。」[3]

雍正帝為人果決，既對年羹堯已經「看破」，就決不猶豫。三年二月，他命人口傳諭旨：「你下旨與年羹堯，怎麼連他也不知道朕呢？著他回矣。」這段諭旨有些費解，總之是對年羹堯表示失望。年羹堯故意裝胡塗，回奏；「驚聞傳諭，恐懼汗流。請明白指示。」硃批：「還要如何指示明白」！[4]

三

年羹堯確有功勞。他的功勞正如前文簡述，主要在軍事方面。

與此同時，年羹堯的貪婪也是一貫的。他早就利用巡撫、總督職權侵蝕軍需、勒索屬員、私占鹽窩、擅增鹽引、賣茶販木，不擇手段地貪財謀利。例如，在青海平叛戰爭期間，郭莽寺被剿滅，總兵黃喜林奉命將所得金佛、珠寶、金銀、狐皮、綢緞等裝載四十餘車，交與年府管家魏之耀。[5]十餘年間，他聚集起巨大的財富。當他被迫離開西安赴杭州將軍任時，知道已經失寵，大禍即將臨頭，急忙疏散隱匿資財，用載重一千三百斤的騾車二百三十三輛裝滿財物，分赴京城、直隸、湖廣、江南、四川、寧夏、山西、山東、蘭州等地。[6]他在直隸各州縣還置有田地二百九十七頃、房屋一千二百餘間。僅在保定房產中，就藏有銀五萬餘兩、金首飾三十四斤、銀首飾二百八十六斤，及箱、匣、綑包等四百三十一件。[7]僅隱匿在西安知府趙世朗家中的，就有皮箱二百五十件、板箱等二百三十一件。[8]應該說，象年羹堯這樣貪婪的方面大員，在康熙朝後期比比皆是。但在雍正帝即位後大力整頓吏治、懲辦貪污之時，作為「藩邸舊人」對主子的思想作風頗為了解的年羹堯，仍然如此肆無忌憚，只能說是恃功驕縱，利令智昏。

年羹堯是恃功驕縱，還表現在借口循允禵「大將軍王」舊例，擺排場，耍威風，「僭越」「狂悖」。如：轅門鼓廳、公館牆壁俱畫四爪龍。西安同城各官俱不許打鑼放炮。出署時令百姓黃土填道。以御前侍衛擺隊，前引後隨，執鞭墜凳。屬員送禮稱「恭進」，與人物品曰「賜」，各屬稟謝稱「謝恩」，新到屬官由舊員領參曰「引見」。行文督撫書官書名，與內閣公文封套大書「右仰內閣」。令蒙古郡王額駙下跪。曾任布政使、同是「藩邸舊人」的戴鐸等進見時，俱令在地上坐。等等。確實是大將軍八面威風，有些忘乎所以。

從雍正二年春季起，隨著功高爵顯，權威愈重，年羹堯的野心也急劇膨脹。當時，朝廷親貴。都很迷信，星相、算命、占卜、堪輿、圖讖一類頗有市場。在康熙後期和雍正初年，常有一些道士、喇嘛、術士、巫師、看相者、算命人出入有政治野心的王公貴族府中，講預言，說天意，製造出一起又一起危害皇朝穩定的政治事件。年羹堯處也豢養著靜一道人曹濤安和術士鄒魯。他們找到一條「圖讖碑記」：「赤雲飛上隴頭山，此日江分九鼎逢。紀歲木火，畢當承運。」解釋說：分九鼎者，天下大亂也。紀歲為年，年羹堯當承運為帝。木火為乙丙，歲在丙午（雍正四年），正宜起手。三月初一日發動，「萬方俱利」。年羹堯對此深信不疑。他還宣稱自己住房上有「王氣」出現，出生時「金光滿室」。還認為，如果天下大亂，他「據天下上流，更兼兵強馬壯，誰人敢當。」[9]這時，年羹堯的「狂悖」已發展到「謀為不軌」。他已從皇權的支柱，國家的棟樑變成了朝廷的威脅。這當然是雍正帝絕對不能容忍的。

四

雍正帝在全國是遍置耳目的。各省主要官員有義務將所見所聞隨時密奏。陝西是八旗文武官比較集中的地方。西安是西路軍的後方，是有名的是非之地。年羹堯的所作所為，雍正帝當有耳聞。二年九月命年羹堯入京陛見之舉，意在當面考察。

年羹堯亳不醒悟。進京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路墊道鋪橋，鑿石平路。行台相望，堂官幕賓皆設公館。勞民傷財，怨聲載道。其轅門行走之人俱恃公府之名欺壓平民，甚至逼死。」[10]在保定時，故意向李維鈞透露；「明年三、四月間，朝內必然有事，你是漢人不知道。」又攻擊怡親王允祥，說：怡親王第宅外觀宏廠而內草率不堪，「矯情違意，其志可見」。[11]至京師，行絕馳道。王大臣郊迎，不為禮。見雍正帝時，「御前箕坐，無人臣禮」；「奏對錯亂，舉止乖張」。又舉薦非人，引起雍正帝極大不滿，認定年羹堯「逞奸納賄」「攬權施勢」。這其中有一個岳周事件。

岳周，時任工部郎中，拖欠工部錢糧。廉親王允祀管工部，幫以銀數千兩，使其免受處分。岳周又以銀二萬兩請託年羹堯薦伊為布政使。這時，雍正帝同允祀集團的鬥爭已進入最後階段。雍正帝認為，允祀支持岳周，幫銀完欠，意在收買人心，「沽名邀譽」。如將岳周升任布政使，豈不證明允祀寬仁愛才，「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之於朕」。[12]年羹堯是舉世公認最受寵信的朝廷柱石，為了區區二萬兩銀子竟然分不清大是大非，幫助皇帝政敵。如此行徑，無怪乎雍正帝斥之為「悖謬乖張」、昏憒之極」，以致雍正帝不能不懷疑，年羹堯是真誠忠於自己，還是利用皇室內部鬥爭投機，為自己的政治野心服務。更何況雍正帝是個猜忌心很強的人！

康熙帝的皇十四子允禵同雍正帝本是一母同胞，很早就同允祀等結成一黨，進行了多年的奪嫡謀皇位的鬥爭。此人的特點，據雍正帝說是「胡塗急暴」「行事狂妄」。康熙晚年，因為當了大將軍，受重視，曾私以皇儲自居。雍正帝即位後，雖對他嚴加防範，究因是同母兄弟，處置時與對允祀、允禟不同。雍正帝對其回心轉意、效法怡親王允祥，還寄以期望。而年羹堯為了迎合、投機，對允禵曾編造罪狀，落井下石。當時，雍正帝是相信的。出了岳周事件，雍正帝不能不懷疑年羹堯的用心了。皇親國戚法海也有類似誣陷允禵的事情，四年十二月被治罪，雍正帝稱其「居心奸險，邪惡顯然」。[13]這八個字大概同樣也適用於年羹堯。

五

年羹堯在京月余，雍正帝給了他一個「不純」的總評。這說明，對年羹堯種種「悖逆」行為，雍正帝早有所聞，當面考察，證明傳聞不虛。年羹堯既已成為皇權的威脅，就必須認真對待，予以剷除。有的材料證明，年羹堯在京時，雍正帝就對年羹堯可能「妄動」一事有所估量，對是否將其留在京城不放回陝西作了認真的考慮。五年四月，雍正帝的政敵允祀集團已經清除，隆科多、年羹堯對皇權的威脅已不復存在，「朋黨」清除，政局穩定，他頗為得意地回顧雍正二年冬季的形勢，諭稱：「朕之不提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14]事實正與此相反，為了對付年羹堯，他很費了一番心思。在雍正二年冬，同允祀集團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雍正帝可以放手對付年羹堯。可能，雍正帝已了解年羹堯所定「起手」時間是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還有一年多時間，可以從容部署。

對雍正帝來說，年羹堯問題的必須解決，不僅因為年羹堯有頗大的政治野心，還在於他擁有不可小視的實力。作為大將軍，年羹堯有權調動西路八旗官兵。作為川陝總督，他統率著川、陝、甘號稱綠營精銳的十萬大軍。年羹堯經營川陝已十餘年。他控制部分鹽、茶、木材的生產和貿易，建立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因為皇帝信任，川陝的巡撫、提督、總兵官多由他保舉，文官司道以下、武官副將以下，由他就近題補，不需引見，致有「年選」之稱，使其親信黨羽、門生故舊布滿川陝。所以，他敢說：「我有川陝之權，牢不可破」。[15]

為對付年羹堯，雍正帝首先做了兩件事：造輿論，打招呼。

鑒於自己曾對年羹堯寵信無比，言聽計從，已為舉國共知，雍正帝要逐步改變人們的印象。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還在京，雍正帝故意諭責誇大年羹堯權勢的種種「浮言」，說：近日賞兵，有謠言稱系年羹堯所請；前有諭旨發阿靈阿、揆敘之奸，亦有疑係年羹堯所奏。」夫朕豈動沖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乎？」「加年羹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者。妄謬悖亂，一至於此，深可痛恨！」[16]三年正月，因被革職議罪之四川巡撫蔡璉原系年羹堯參劾，特意將其免罪，升授左都御史，諭稱：「若將蔡璉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為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璉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冇此理乎？」[17]同月，年羹堯參劾驛傳道金南瑛，以金南瑛曾經怡親王允祥奏薦，年羹堯「遽行題參，必有錯誤」，不許。[18]二月間，因青海蒙古部落受災，諭責年羹堯賑濟不力，如該部落有人流入準噶爾部，「朕必重治爾罪」。[19]以上，都是公開發布的諭旨，目的是向全國傳達一個信息：年羹堯已經失寵。風向變了。

與此同時，雍正帝還通過在地方大員的密折硃批，向他們打招呼。二年十一月間，諭直隸總督李維鈞：「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朕今既少疑年羹堯，亦明示朕意，卿知道了，當遠者，不必令覺，漸漸遠些好。」諭四川巡撫王景灝：年羹堯來陛見，「有許多朕不取處」，「你雖系他薦舉，乃你自勉與朕恩之所致」。「既為相等之封疆大臣，應同者同之，當異者異之。」又明確告誡：爾宜「幡然醒悟」，毋「首鼠兩端。」李維鈞、王景灝都是同年羹堯關係密切，被認為是「年黨」的，所以最先打招呼，意在分化瓦解。三年三月，諭鎮海將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年羹堯作威作福，深負朕恩，爾當絕跡遠之。否則，不特無益，而僅受其害也。」[20]限於篇幅，似此事例不再列舉。

作好了準備，只待尋找機會。年羹堯在本章上的一個文字錯誤，為雍正帝提供了整治的借口。

雍正三年二月間，雍正帝曾命陝西巡撫石文焯向年羹堯口傳諭旨：若在軍前辦理軍務，自當照大將軍體統行事。今既在省城，你到去仍照督撫平行。[21]這樣，年羹堯在西安實際上被免去了大將軍。到四月十二日，因有本章錯誤，又有妄舉胡期恆、妄參金南瑛、於青海蒙古賑災不力等錯誤，諭責其「怠玩」「昏憒」，免其川陝總督之任，調補杭州將軍。

年羹堯調離西安，雍正帝一方面命新任總督岳鍾琪等促其速行，如有官民具呈保留年羹堯者，嚴拿治罪；命河南巡撫田文鏡等密訪年羹堯疏散財物情形；另方面又在硃批中對年羹堯諷刺、調侃，有意使其進退兩難。當年羹堯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折到京。雍正帝硃批：「朕聞得阜有謠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為，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22]年羹堯果然奏言：既不敢久居陝西，亦不敢遽赴浙江。有旨責其：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23]與此同時，雍正帝還發動群臣檢舉，對年黨更是嚴令迫促。

當年羹堯的罪行接連暴露後，雍正帝即於雍正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削去其太保官銜。七月二十日，降為二等公。二十五日，降為三等公。二十七日，革退杭州將軍，降為閑散章京。八月初十日，降為一等子。二十四日，降為一等男。二十六日，降為一等輕車都尉。九月二十二日，將其所有職銜俱革去，鎖拿進京治罪。年羹堯自一等公遞降為庶民，凡六十二天。這時，距年羹堯就任大將軍時整二年。

七月間，內閣九卿等在朝官員合詞劾奏年羹堯諸般罪款，應加誅以正國法。雍正帝考慮到，「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命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各抒己見」，以求「僉謀畫一」。至十二月，各地官員陸續回奏，「眾議皆同」。於是定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黷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應「立正典刑」。但雍正帝心中有數：年羹堯曾有大功，其謀反叛逆之事尚屬密室議論，並未付諾行動。仍有重要官員對處死年羹堯有不同意見，被他視為「漢人領袖」的雲貴總督楊名時就奏請「保全」。所以，他還在猶豫。據其自稱是「寬意已定」。這時，「虎入年家」的事情發生了，「天意」促使他作出了決定。於是，年羹堯從寬令其自裁。其子年富處斬，其餘十五步以上者發邊衛充軍。父、兄免連坐。

六

年羹堯被處死，可謂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他從功臣到罪人，確系「恃功驕縱」所致。對此，雍正帝也並非沒有責任。

年羹堯確實有才，可任繁劇，但身兼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二要職，集西北軍政財經大權於一身，權勢太重，必致尾大不掉。

年羹堯有功，應該獎賞，但獎賞未免太多太過。在一年多時間裡，加太保銜，任大將軍，封一等公，加一等子世職，又加一等男世職；賜雙眼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金幣；其他各種賞賜絡繹不絕。接二連三的硃諭誇讚，有的到了肉麻的程度。元年九月，年羹堯奏報陝西豐收，硃批：「真正可喜之事。有你這樣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蒼如此之佑，但朕福薄，不能得如你之十來人也。」[24]二年正月，年羹堯奏謝賜四團龍貂掛，硃批：「朕不為出色皇帝，不能酬謝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25]青海平定，雍正帝發誓：「朕此生若負了你，從開闢以來未有如朕之負心之人也。」「朕一切賞罰，若有一點作用籠絡，將人作犬馬待的心，自己亦成犬馬之主矣。」[26]又說：「爾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之功。據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據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將，凡實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27]聽了皇帝的這些甜言蜜語，年羹堯那得不飄飄然。

在飄飄然中，年羹堯忘記了雍正帝的為人。

雍正帝有他的人才觀和一整套用人標準。他重才，要求官員皆精明能幹，反對沽名邀譽的「巧宦」「清官」和無所作為的「木偶」。但也更重德，即要求臣下絕對忠於自己，「必誠必敬」「毋隱毋欺」。所謂「君臣一心」，「為人臣者當唯知有君」，「以君之好惡為好惡」，「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這就是「守較才尤當為要」的道理。他表彰怡親王允祥的八個字：「忠敬誠直，勤慎廉明」，代表了他的人才觀。

為了整頓康熙晚年腐敗因循的吏治，雍正帝對臣下的要求是嚴格的。從自己的威望考慮，他對「藩邸舊人」和親自破格提升的官員，要求更為嚴格。元年二月，命科道官留心察訪，如有「舊人」在外招搖，生事不法者，隨時密奏。他也親自告誡這些人要維護「舊人體面」，「莫負朕恩，莫奪朕之顏面」。否則，嚴加治罪。

雍正帝很自負，他承認自己雖然「才德遠不及我皇考」，但他中年登基，「在藩邸閱歷四十餘年，人情世態無不周知，亦非可以欺隱蒙蔽。」[28]所以，他自認：「朕雖不謂上等聖明之君，亦不為庸愚下流之主」。由於實行密折制度，他的耳目甚多，想要矇騙他很難，也是他深痛惡絕的，雍正帝的自尊心極強，很講究「顏面」「體面」。這是他性格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如果有人既不法，又欺隱，而這人又是極受寵信的「舊人」，使他大傷「顏面」，他在氣惱憤恨之時，就會「返恩為仇」。對年羹堯就是如此。

雍正帝的「藩邸舊人」並不多，年羹堯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他是科舉正途，翰林出身既能從政、理財，又能治軍。他於康熙四十八年胤禛封雍親王時即歸屬門下，[29]同雍正帝多年相處，又是郎舅至親，年齡相當，[30]彼此相知。按理，他應同雍正帝一心―德，永作朝廷柱石。雍正帝也曾這樣期許，以能有這樣出色的「舊人」而自豪。接二連三的高官厚祿，不計其數的賞賜和硃諭中的誇讚，不僅為了拉攏年羹堯，也是做給滿朝文武看的，還有點向政敵允祀集團示威的意味。當突然發現年羹堯完全不是期望的那樣，雍正帝上當受騙的感覺。愛極轉化為恨極。於是在一連串的硃諭中，時而罵他「禽獸不如」「狗彘之類」，氣極敗壞；時而說自己「愧而下泣」、「心寒之極」，痛心疾首。他又一次同年羹堯發誓：「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31]雍正帝情緒激動，年羹堯是非死不可了。即使年羹堯「伏地哀鳴」，「求主子饒了臣」，「留下這一個犬馬」，[32]也無濟於事。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帝就隆科多、年羹堯問題對滿朝文武有一長篇諭旨，頗能表明他的心情：「朕視為一體，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殊榮，伊等乃倖為邀結，招權納賄，擅作成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陷朕於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唯有自咎而已。」[33]這段話里，承認「辨之早，寵之太過」，算是雍正帝作的一點自我批評。

注釋：

[1]《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笫二十七輯，肖奭；《永憲錄》卷三。

[2] 同[1]，第三輯；《硃批諭旨》。「精神不加」，原文如此。

[3][4][21][22][31]《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四）。

[5][6][7] 同[3]，（五）。

[8][26]《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二十六輯。

[9][10][11] 肖奭：《永憲錄》卷三。

[12]《清世宗實錄》卷三十一。

[13][14]《上諭內閣》。

[15] 據《清世宗實錄》及《永憲錄》，當年羹堯治罪時，因「年黨」被奉連革職審擬的，有：直隸總督李維鈞、四川巡撫王景灝、甘肅巡撫胡期恆、河東運使金啟勛，長蘆運使宋師曾、內閣侍讀學士葛繼孔、蘭州布政使彭振翼，川、陝、甘之按察史劉之奇、黃焜、張適，任總兵官的有寧夏王蒿、興漢武正安、南贛黃起憲、襄陽張殿臣，任道員的有神木、川東、川南等處道員李世倬、金德蔚、周元勛，任知府以下官的更多。年羹堯的家人桑成鼎官升湖北按察使，魏之耀任職副將，各有數十萬家產。

[16]《上諭八旗》。

[17][18]《清世宗實錄》卷二十八，

[19]《清世宗實錄》卷二十九。

[23]《清世宗實錄》卷三十三。

[24]《掌故叢編》第十輯。

[25]《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三）。

[27]《掌故叢編》。

[28]《清世宗實錄》卷四十。

[29]《掌故叢編》，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年羹堯摺奏：「臣屬雍親王門下，八載於茲。」

[30] 按，雍正帝生於康熙十七年，年羹堯生於康熙十八年，雍正帝比年羹堯長一歲。見《上諭八旗》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及〔朝鮮〕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均見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四章）

[32]《掌故叢編》第九輯。

[33]《清世宗實錄》卷三十二。

——《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