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

2025年03月17日01:52:04 歷史 1394

胡適，1922

編者引言

1922年2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夜到西城倫敦會Hayes牧師家吃飯，飯後在平民中學演說「學生與社會」。內中有幾句警句，如「教育的功效在給我們帶上一副眼鏡，使我們看的遠些，看的清楚些。平時看不出毛病來［的］地方，現在看出毛病來了。這便［是］教育收功的證據。若受了教育之後，仍舊覺得事事滿意，你就上了當了，你只帶上了一副平光眼鏡，只可擺樣子，不配用！」（《胡適日記全集》，聯經，2004，第3冊，第443頁）

胡適1922年2月19日的日記手稿，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第16冊，第122頁。

這次演講由「半塵」節記，刊載於1922年3月10日《共進》半月刊第11期：

既為「節記」，自然與胡適所講有出入，胡適日記所記的大概也只是他事後的追憶所及。我們期待有關這次演講更為詳盡的記錄，也希望方家學者考究出「半塵」究竟姓甚名誰、何方神聖。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讓更多人初見或重溫胡適說過的這些平平常常但歷久彌新的話，所以我們以《胡適全集》的排印本為底本，據原刊校對編輯，推送這篇一百多年前的問世、一百多年後仍能掀起波瀾的演講稿。

學生與社會

胡適講演 / 半塵節記

今天我同諸君所談的題目是「學生與社會」。這個題目可以分兩層講：（一）個人與社會，（二）學生與社會。

現在先說第一層。

個人與社會

（一）個人與社會有密切的關係，個人就是社會的出產品。我們雖然常說「人有個性」，並且提倡發展個性，其實個性於人，不過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會的。我們的說話，是照社會的習慣發音；我們的衣服，是按社會的風尚為式樣；就是我們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受社會的影響。

六年前我作過一首《朋友篇》，在這篇詩里我說：「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如今想來，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演算法是錯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屬於廣義的朋友的。我們現在雖在此地，而幾千里外的人，不少的同我們發生關係。我們不能不穿衣，不能不點燈，這衣服與燈，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這許多為我們制衣造燈的人，都是我們不認識的朋友，這衣與燈就是這許多不認識的朋友給與我們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的思想、習慣、信仰⋯⋯等等都是社會的出產品，社會上都說「吃飯」，我們不能改轉來說「飯吃」。我們所以為我們，就是這些思想、信仰、習慣，⋯⋯，這些既都是社會的，那末除掉社會，還能有我嗎?

這第一點內要義：我之所以為我，在物質方面，是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會的，所謂「個人」差不多完全是社會的出產品。

（二）個人——我——雖僅是千分之一，但是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寶貴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會的，思想、舉動、言語、服食都是跟著社會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個性，於跟著社會跑的時候，要另外創作，說人家未說的話，做人家不做的事。社會一班人就給他一個渾號，叫他「怪物」。

怪物原有兩種：一種是發瘋，一種是個性的表現。這種個性表現的怪物，是社會進化的種子，因為人類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照，不有變更，那就沒有進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獨行，作人不作的事，說人未說的話，雖有人罵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漸漸的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數的怪，變為多數，更變而為大多數，社會的風尚從此改變，把先前所怪的反視為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穌就是一個大怪物。當時的人都以為有人打我一掌，我就應該還他一掌。耶穌偏要說：「有人打我左臉一掌，我應該把右邊的臉轉送給他。」他的言語、行為，處處與當時的習尚相反，所以當時的人就以為他是一個怪物，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雖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後就有人尊敬他，愛慕、模仿他的言行，成為一個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轟動一時，凡轟動一時的事，起先無不是可怪異的。比如纏足，當時一定是很可怪異的，而後來風行了幾百年。近來把纏小的足放為天足，起先社會上同樣以為可怪，而現在也漸風行了。可見不是可怪，就不能轟動一時。社會的進化，純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犧牲名譽、性命，而作可怪的事，說可怪的話以演成的。

社會的習尚，本來是革不盡，而也不能夠革盡的，但是改革一次，雖不能達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習。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個大改革，以現在的政治社會情況看，固不能說是完全成功，而社會的弊習——如北京的男風，官家廳的公門，⋯⋯等等——附帶革除的，實在不少。所以在實際上說，總算是進化的多了。

這第二點的要義：個人的成分，雖僅佔千分之一，而這千分之一的個人，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的一切發明，都是由個人一點一點改良而成功的。惟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

學生與社會

由上一層推到這一層，其關係已很明白。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這是因為學生是受過教育的人，中國現在受過完全教育的人，真不足千分之一，這千分之一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在社會上所負的改良責任，豈不是比全數受過教育的國家的學生，特別重大嗎？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不是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他爸爸，給他爸爸制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穫，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這是一個比喻，眼鏡就是知識，學生應當求知識，並應當求其所要的知識。

戴上眼鏡，往往容易招人家厭惡。從前是近視眼，看不見人家臉上的麻子，戴上眼鏡，看見人家臉上的麻子，就要說：「你是個麻子臉。」有麻子的人，多不願意別人說他的麻子。要聽見你說他是麻子，他一定要罵你，甚而或許打你。這一個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為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於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了，應該返回去審查一審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適的才好。

從前伽利略因人家造的望遠鏡不適用，他自己造了一個擴大幾百倍的望遠鏡，能看木星現象。他請人來看，而社會上的人反以為他是魔術迷人，罵他為怪物、革命黨，幾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撓，不可拋棄他的學說，停止他的研究，而望遠鏡竟為今日學問上、社會上重要的東西了。

總之，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圖書。若是沒骨子便在社會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奮鬥精神，認為是真理，雖死不畏，都要去說去做。不以我看見我知道而已，還要使一班人都認識，都知道。由少數變為多數，由多數變為大多數，使一班人都承認這個真理。譬如現在有人反對修鐵路，鐵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會的，你們應該站在房上喊叫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修鐵路的好處。若是有人厭惡你們，阻擋你們，你們就要拿出奮鬥的精神，與他抵抗，非把你們的目的達到不止。你們的喊叫宣傳，這種奮鬥的精神，是改造社會絕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現在哪裡去了？他們的消滅不外兩個原因：（1）眼鏡不適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為是一個出風頭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漢子。現在人都笑他為守舊、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適用的眼鏡換一換的緣故。（2）無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軟了，人家給他些錢，或給他一個差事，教他不要干，他就不敢幹了。沒有一種奮鬥精神，不能拿出「你不干我干，我偏要干」的決心，所以都消滅了。

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戴；摸著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葯。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作結。易卜生所作的《國民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司鐸門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裡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為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和一般股東因為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拚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為國民公敵。他憤氣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迫逼之下還是不少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