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觀察一個人的人品，不要看他說什麼，要看他怎麼做。
由此可見，胡適是讚賞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不僅如此，胡適還在自己的日記中辱罵抗議不平等條約的學生為「理智失常」的「愛國癲」，反而稱讚竊權復辟的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的「偉大英雄」。在胡適眼裡，愛國主義是一種病，對日本妥協投降才有光明的前途。而在老胡眼裡，愛國主義或許也是一種病，對美西方妥協投降才是光明的前途。在這方面，老胡和胡適可謂是心心相惜，畢竟老胡是說過：「美國不是我們的敵人。」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三省迅速淪陷。此時身為北大文學院院長兼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的胡適對頂頭上司宋子文說：「深覺中國既無外援，又無充實軍力，足御強寇，故主張放棄東三省，以換和平。」
這番話翻譯過來就是，反正東北都丟了，我們打不過日本人，不如順水推舟，把東北送給日本，換取和平.......
在對日問題上，胡適一貫主張不抵抗，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情願亡國，絕不能對日作戰」。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軍蠶食華北；在這個時候，胡適卻主張放棄東北三省，他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胡適給出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
胡適對「賣東北」有著極強的執念。他寫道：「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並求得中日兩國關係的徹底調整！」
「日本人對於滿州之承認，真是夢寐求之。彼應知我國必不肯放棄，故造出不需要承認之說，其實彼萬分重視此一點，因為彼應知我不承認則國聯會員國與美國皆不肯承認，故彼四年來在華北的種種暴行，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種種之局勢以逼迫我國之承認滿州也」。
1936年，胡適還在談不該「仇恨日本」，他說：「這個仇恨的心理一天不解除，中日關係一日得不到調整，合作和親善更談不上……」
上述內容在台灣省國史檔案館都有歷史文獻記載。可笑的是，老胡拿不出任何實據，睜眼說瞎話地打一段文字就妄圖給漢奸、主張投降日本人的胡適洗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魯迅先生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痛罵胡適不愧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軍師」！（見下圖）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不再妥協，發出了「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抗日號召。
而胡適呢？卻參加了大漢奸周佛海組織的「低調俱樂部」，鼓吹容日防共，反對抗戰。他甚至公開說道：「我情願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
1937年8月6日這一天，蔣介石在廬山召集會議，胡適專程委託陳布雷送上條陳，繼續鼓吹媾和投降：
「我所欲陳說者，只有一句話，就是在應戰之前，還應該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徹底調整中日關係，為國家謀五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機會。至於外交的方針，鄙見以為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並求得中日兩國關係的徹底調整。」
時任參謀總長的程潛為此大罵胡適：「提出此意者當為漢奸」。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1938年針對胡適和汪精衛曾說：「在敵沒撤出國土前，和談即漢奸。」
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在陪都重慶開幕，身在新加坡的陳嘉庚以電報的方式向大會提交了自己的提案：
議長、秘書公鑒，東電悉，庚因事未能赴會甚歉。茲有提案三宗，擬代徵求參政員足數同意並提請公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大中學校在抗戰期間禁放暑假；長衣馬褂限期廢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陳嘉庚叩首。
大會秘書處將陳嘉庚提案的第一條濃縮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短短一句卻震動了大會，震動了民心。鄒韜奮在日後的回憶中提到「這寥寥11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而更具諷刺的是，進入大會表決流程的提案需由大會議長當眾宣讀。時任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在讀到這句時「面色突變蒼白，在傾聽激烈辯論時，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蔣介石後來對胡適的評價是：「（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乃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乃危害國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後來，胡適卸任大使職務，又躲進美國的大學，一邊研究《水經注》，一邊坐看國內烽火連天。還大言不慚說：「做學問不光是為了救國，學問是要給我們一生一點無上的愉快享受」。
胡適雖然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但無論是其學問，還是其人格，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以言以人，兩無可取」。說他是一個奉行精緻利己主義的買辦文人，一點都不為過。這一點在長達十四年的中國抗日時期可謂是表現的淋漓盡致，堪稱一路投降，一路賣國的典範。
某類中國文人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還在吹捧胡適的，是因為要麼同是買辦文人，或者想當買辦文人卻還沒當上，所以正在努力成為買辦文人。
與胡適同時代的國共兩黨重要領導人都給予了極其嚴厲的批評，這是極為罕見的。
「蔣反動派最多算半個賣國賊，但胡則是徹頭徹尾的。」-----毛主席
「胡適直到生命的了結」，始終是「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摘選自《周總理選集》下冊第358頁
「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乃危害國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摘選自《蔣介石日記》1960年10月13日篇。
胡適是中國文人「沽名釣譽」的典型。我們從這些歷史文獻記載，以及同時代人對胡適的評價，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真實的胡適從不愛國，只愛他自己，他為了個人利益可以出賣一切。他所推崇的「民主自由」只是他掛在嘴上的工具，以此獲取金錢利益才是其最終目的。甚至連他的主子、美西方的大買辦蔣介石都看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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