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私下問周總理對大包干怎麼看？總理一番話讓陳永貴心服口服

周恩來對自己一貫秉持著極高的標準與嚴苛的要求，這種自律有時甚至達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在生活層面，他展現出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艱苦樸素精神，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驕奢淫逸。新中國成立後，他定居於中南海西花廳，儘管地位顯赫，卻始終保持著功高不驕、勤儉持家的本色。有一塊浴巾，因長期使用而磨損，他竟細心地縫補了多達14塊補丁，繼續使用。

這一幕深深觸動了日本友人岡崎嘉平先生，當他發現周總理的襯衣袖口已磨破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回國後，岡崎先生每當提及此事，總是情緒激動，泣不成聲地感慨：「周總理不僅是我人生的導師，更是我此生唯一尊為師長的人。」

在工作領域，周恩來更是堅決反對特殊化與以權謀私的行為。建國前夕，面對兄嫂希望他能幫忙安排職位的請求，他毅然在回信中寫道：「人生需靠奮鬥而立。」擔任總理後，他更是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充分彰顯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與無私奉獻。有一年，淮安人民為了表達對總理的敬仰之情，特意託人給他捎去了一些蓮子、藕粉等家鄉特產。總理雖不便直接退回，但卻讓工作人員寫信給淮安縣委，嚴肅批評了這種做法，並隨信附上了遠遠超出特產價值的一百元錢，以此作為對家鄉人民的深刻教育與引導。

在家庭生活方面，周恩來對親屬及子女同樣採取了嚴格的教育與管理方式。他為晚輩立下了三條鐵律：首先是「自立自強，不靠關係」。他曾語重心長地告誡來京求學的侄兒周爾輝，無論在何種場合，都不可透露與總理的親屬關係。爾輝深受教誨，自強不息，最終憑藉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學，並留校任教。直到黨組織發展他入黨，進行社會關係調查時，人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他竟是周總理的侄兒。

其次是「不搞特殊化」，他反覆叮囑晚輩，真正的特殊應該體現在工作中的卓越表現上。最後是「艱苦奮鬥，永不止步」，他要求子女們將艱苦樸素視為美德，將全部身心投入到共產主義事業中，以人民的疾苦為己任，以世界的前途為牽掛。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侄兒侄女們紛紛選擇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周恩來以嚴治家，為共產黨人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周恩來，自始至終都是一位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誠信之士。抗日戰爭初期，他就將「重信義」作為統戰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並在實踐中始終如一地貫徹這一原則，贏得了天下的信賴與尊重。他的誠信，不僅體現在大是大非上，更滲透於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1964年，當周恩來應迦納總統恩克瑪魯之邀，準備從阿爾巴尼亞前往迦納訪問時，突聞迦納國內發生政變，局勢動蕩不安。連恩克瑪魯本人也不得不躲進戒備森嚴的城堡中，以為周恩來會因此取消訪問。

然而，周恩來卻毅然決然地飛赴迦納，給迦納政府帶來了最堅定的支持與鼓勵。這一壯舉在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周恩來的大信昭告天下，即便是小事，他也從不食言。如國學造詣深厚、書法詩詞皆有所成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因故未能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當眾對中國作協負責人說：「作家協會應該吸收他為會員。」

後來，在一次宴會上，周恩來再次詢問趙朴初是否已加入作協，得知尚未加入後，他立即對在場的作協同志說：「你們拿表來，我作介紹人。」就這樣，在周恩來的親自介紹下，趙朴初加入了作協。趙朴初對此深感感動，但更令他動容的是，周總理日理萬機，卻能將這件小事牢記於心，言出必行，這份誠信與關懷讓他銘記終生。

周恩來從不追求個人的名位與榮耀，這是他高尚品質的自然流露與崇高人格的外在體現。他始終將自己視為黨的普通一員，無論黨將他安排在哪個崗位上，他都全力以赴、兢兢業業地工作，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與名位。他內心深處始終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應盡的職責，都是黨的領導和人民支持的結果，所有的榮譽都應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在他看來，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成績與貢獻也是有限的，而這些成績與貢獻的智慧都是來源於群眾，而非個人。

困難時期，陳永貴曾私下問周總理對包產到戶怎麼看？周總理的一番話讓陳永貴心服口服。當時對包產到戶的看法存在分歧。 一種意見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幹或者說必然要滑向單幹，因而反對。對已經搞了的，態度是不提倡、不宣傳、不強扭、不批不鬥，但要做好工作逐步引導扭轉。另一種意見，認為包產到戶是農 業集體經濟內部的一種責任制形式，只要本地條件適合，群眾願意，就可以搞。對群眾已經 搞起來了的，要採取熱情支持態度，加強領導，積極幫助搞好。

當陳永貴提出自己的疑問時，周總理私下回答：多打糧食犯什麼法？搞了這麼多年革命，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好日子嗎？再好的制度也是為人服務的，再好的理想也得吃飽肚子才能去實現。

作為一位國家領導人，他謙遜地將自己定位為「一位服務員」，只是在這個位置上多做了一些工作而已。他從不將自己所做的工作和發揮的作用視為高人一等的資本，而是堅信革命同志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之分，大家應平等相待。因此，他從不宣揚自己，也不希望別人宣揚他。

在重慶時，他堅決拒絕《新華日報》刊登他的照片；出國訪問時，發現駐外使館掛有他的照片，便懇切地要求取下；他不同意將延安、淮安的故居闢為紀念館；參觀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時，看到自己的照片比其他教員大，便要求換成小一些的，並說：「那幾位同志都為革命犧牲了，我的像不應超過他們。」他到工廠、農村、部隊視察工作時，總是反覆叮囑隨行的攝影記者：「少拍我，多拍其他領導同志，多拍人民群眾。」周恩來就是這樣一位謙虛謹慎、淡泊名利、珍視名譽，尤其是黨的名譽的人。

周恩來的一生，不僅經歷了大風大浪的考驗，更在艱苦的環境中錘鍊了筋骨、磨練了意志，養成了吃苦耐勞的品質與一絲不苟、嚴謹高效的作風。正是這種嚴謹的態度，使他達到了人生修養的慎獨境界。

周恩來有一顆不斷追求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心，他始終在堅定而崇高的信念支配下，無論是在激烈的對敵鬥爭中，還是遠離中央到敵人統治區工作，或是在複雜紛繁的政務生涯中，都時時警惕，及時排除各種有違理想信念的私心雜念。無論人前人後，特別是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他仍然嚴格按黨性原則要求自己，處處展現出共產黨人的風采，矢志不渝地追求公而無私的最高境界。

周恩來對自己的親屬周爾萃、周秉建等人嚴格要求和教育，不允許他們及其他親屬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搞特殊化。1943年周恩來在重慶紅岩整風學習時，就將遵守紀律作為自己的「修養要則之一」。上世紀60年代初，當我國試驗原子彈時，周恩來曾說：「這件事同鄧穎超沒關係，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講。」雖然他們夫妻恩愛，但周恩來從不講黨紀不允許講的話，也不做黨紀不允許做的事，是「君子慎其獨」的典範。正因為他這種「嚴」，維護了黨的光輝形象；正因為他這種「嚴」，使他成為了全黨楷模，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不斷前行。

更令人欽佩的是，周恩來一生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則，從不越雷池一步，其人格魅力熠熠生輝。他常言：「身為總理，我的一言一行皆為萬眾矚目，帶好頭，則民風正；帶壞頭，則國將不國。因此，我必須嚴於律己，以身作則。」

1961年的一個事例，生動詮釋了這一點。龍飛虎，這位曾長期伴隨周總理左右的忠誠幹部，調任福州軍區後勤部部長後，出於對領導的關懷，特意將兩部由部隊工廠精製的樟木箱運至北京，一以贈予總理，一以贈予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意在保護衣物免受蟲蛀之擾。然而，周恩來得知此事後，非但沒有接受這份好意，反而嚴厲批評了龍飛虎，堅持認為此舉有違紀律，不容姑息。即便童小鵬提議按市價購買，也被總理斷然拒絕。最終，這兩隻承載著深情厚意的樟木箱，只能被原路運回福州，而周恩來則親筆書信，告誡龍飛虎今後切勿再有此類舉動。

周恩來對於身邊工作人員及秘書的要求，嚴格中不失溫情，他堅持「親而有度，疏而有禮」，時常提醒他們，在這裡工作，不是為了個人的仕途升遷，而是要成為真正服務人民的公僕。對於親屬，他更是以身作則，絕不因私廢公，對侄子、侄女等晚輩既給予深沉的愛護，又嚴格要求他們腳踏實地，深入基層，成為普通勞動者，拒絕任何形式的特殊待遇。同時，他也對黨內領導幹部提出殷切期望，要求他們正確對待子女教育，防止其成為脫離群眾的「八旗子弟」或紈絝子弟，強調艱苦奮鬥精神的重要性，警醒人們勿忘初心，繼續前行。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是革命伴侶的典範，他們既是生活中的知心愛人，也是黨和國家事業上的堅強後盾。在保守國家機密的問題上，周恩來更是展現出了極高的紀律性。無論是我國首次核試驗的成功，還是處理林彪「九·一三」事件的敏感時期，他都嚴守秘密，即便面對最親近的伴侶，也未曾提前透露半分，這種高度的責任感與紀律性，讓鄧穎超在驚喜之餘，更深感敬佩。

周恩來的文化人格中，儒家思想的積極元素不容忽視。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激發了他投身革命、改造世界的熱情；儉以養德的理念，塑造了他勤儉治國、清廉為政的道德風範；而儒家的中庸之道，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使他在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能夠保持冷靜與理智，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周恩來對於人格發展的追求，是全面、和諧與均衡的典範。他強調個人應在德、智、體、美等多方面均衡發展，認為任何偏廢都將導致缺陷，既影響個人潛能的發揮，也不利於國家的整體利益。他的政治人格、道德人格、志向人格、心理人格、智慧人格、審美人格等，各方面都達到了高度的優秀與和諧，這些人格特質相互融合，共同構成了他那獨一無二、和諧統一的整體人格魅力，成為了後人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