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宋希濂與胡宗南「退守滇緬」計劃獲批，西南決戰會否迎來轉機？

1949年8月4日，主政湖南的國民黨元老與第一兵團司令官兼湖南省主席的陳明仁在長沙通電起義，正式宣布脫離國民黨陣營。

這一令國民黨內部始料未及的突然行動，不僅打亂了白崇禧精心策劃的湖南衡寶決戰部署，更使盤踞在鄂西地區的國民黨「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主力部隊約18萬人全部暴露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強力攻勢面前。

宋希濂

作為被老蔣給予厚望的「得意門生」，宋希濂深知自己所部的兵力對老蔣和整個國民黨集團的重要戰略意義，畢竟放眼解放軍「秋風掃落葉」下的全國形勢，除了白崇禧的華中集團和胡宗南的西北集團，他這近20萬人的力量算得上是僅存的「碩果」了。思來想去，宋希濂決定聯合自己的「老學長」胡宗南，共同制定一個以退為進的計劃來保存國民黨軍為數不多的有生力量，以圖日後東山再起的反攻行動。

打定主意後，宋希濂於當月11日乘飛機飛赴漢中胡宗南的「大本營」，開始了對西南戰局的「長遠謀劃」。彼時的胡宗南剛剛經歷了西安之敗，近40萬大軍奉命退守漢中，依據秦嶺和大巴山構築阻擋解放軍由陝南下入川作戰防線。

雖是如此，但胡宗南本人深知這種權宜之計對大西南戰場形勢變化起不到什麼明顯的成效，最終的走向並不樂觀。這一點他和宋希濂的想法是一致的，即「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將無信心、兵無鬥志，戰爭打到最後不僅有生力量蕩然無存，自己到最後只怕也會淪落到杜聿明或黃百韜的結局。

胡宗南

相比之下，宋希濂提出的將二人所轄主力部隊盡數西撤至滇西以保存實力，依託滇緬邊境線伺機反攻這一主張，則顯得更為妥當些，也由此堅定宋希濂和胡宗南二人當面向老蔣陳述該作戰方略的決心。

只不過，他們能想到這一層，遠在北京的教員和周總理也早已料敵於先並提前籌劃好了應對的策略。而這個策略，正是周總理長期以來在統戰工作中經驗豐富和因勢利導的集中體現，簡單講就是利用老蔣對部屬將領的雙重猜忌心理，進一步安排人員以致信形式向老蔣挑明並坐實這種猜忌，讓其上下之間產生明顯的矛盾隔閡。

周總理先是將寫信人的目光瞄準了有著「和平將軍」之稱的張治中身上。為此，他在一次會客活動中著重向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和平民主人士介紹了此前曾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原以為是起義投誠的將領，不成想卻是「歸隊戰士」，張治中也因此頗有感觸。

「和平將軍」張治中

當然，除了以此為直接「話題」製造蔣、胡二人之間的信任危機，由張治中出面致信老蔣更能增加信件內容的可信度，繼而使老蔣信服。畢竟此前為和平談判不遺餘力奔走的他，曾是老蔣心中「既有忠心，又有能力」的得力幹將，信任程度可見一斑。

於是，一封帶有嘲諷和嘆息意味的信件便呈現在了老蔣的面前。老蔣讀罷後作何反應已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自己最信任的學生胡宗南身邊長期潛伏的諜報人員最終全身而退這樣重大消息竟然隱瞞不報，這無疑觸動了自己的逆鱗。

因此，當宋希濂和胡宗南二人滿懷期待的將所謂的「退守滇緬以圖反攻」計劃當面陳述給這位「蔣校長」時，迎來的卻是劈頭蓋臉的一頓訓斥怒罵。除卻對精心部署的大西南決戰計劃和西南大後方基地豐饒物產的戀戀不捨以及兩位高級將領不戰而退的怒火中燒外，二人或許怎麼也不會料到另外一個他們不願聯想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保老蔣不會將所謂的退守滇西計劃視作胡、宋二人與我黨私下達成撤軍協議的產物。

滇緬邊境地區

畢竟接連發生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起義行動，也讓這位曾經無限風光的統帥在重用軍事將領的同時，時刻伴隨著以特務為主體進行監視性的預防措施。

無論如何，宋希濂和胡宗南寄予厚望的軍事計劃就這樣無疾而終，等待他們的只有就地等待我軍的圍殲消滅，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助與無奈，雖然早已預料，但結局來臨之際，仍不免生出一絲唏噓。

敗退的國民黨軍殘部

1949年12月19日，接連潰敗的宋希濂率殘部在大渡河沙坪地區被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包圍並俘虜；1950年3月26日，大勢已去的胡宗南由西昌機場起飛倉皇返回台灣，終生未能踏足大陸一步。

話又說回來了，假使老蔣同意了二人的軍事計劃，數十萬國民党參軍退守滇緬邊境線，對我軍解放大業和邊境的穩定和諧將會是一個不可估量的威脅，畢竟此後以國民黨將領李彌殘部為主體的國民黨敗退士兵曾讓緬甸政府苦不堪言，並在金三角地帶崛起並擁有一席之地，僅憑這一點，也可以預料到這一計劃實施後帶來的潛在危險。

位於滇緬交界處的金三角地帶

這就好比在邊境線地區安放了一顆定時炸彈，雖然威力不大，但總會引發恐慌並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就這點而言，還是應該感謝老蔣，感謝他提供了一次可供我人民解放軍集中力量消滅其所有殘部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