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2024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的50位富豪名單,若提及與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最有關聯的、但功過評價不一的新加坡企業家,當屬坐擁22億美元身家的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了。
在海外華人世界中,新加坡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卻是卧虎藏龍之地,有「股市金手指」之稱的黃鴻年,就是當中佼佼者之一。
曾到山西下鄉插隊,黃鴻年與頗受爭議的「中策現象」
黃鴻年與家人合影
2024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新加坡知名金融家、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Oei Hong Leong),身家22億美元,在50位上榜富豪中排名第25名。
改革開放40餘年來,若說到與中國經濟改革最有關聯的新加坡企業家,黃鴻年一定是「榜上有名」,但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
有人稱讚黃鴻年開創了外商大規模收購中國國企之先河,是中國資本運作的第一導師,對中國企業家有著啟迪示範效應之影響;也有人認為,黃鴻年所創造的「中策現象」,曾給國企改革蒙上一層陰影,其中有不少方面的做法值得商榷。
金融時報社原總編輯楊其廣先生所撰寫的文章《為了捍衛祖國的國有資產》,裡面就是評論「中策現象」。《一波說》也注意到,香港媒體《星島日報》後來在1996年6月28日曾刊登「中策告官方《金融時報》」的新聞報道,副標題用的是「指『空手套利』報道誹謗索償一千萬」。
泉州羅溪的「黃奕聰故居」
黃鴻年,1948年出生於印尼蘇拉威西島望加錫,祖籍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後溪村,他的父親是旅居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始人黃奕聰。
在泉州家鄉,有一座其父親黃奕聰1969年返鄉修建的「黃奕聰故居」,如今被打造成羅溪鎮「僑情會客廳」,此座二進五開間的閩南大厝里,內有一副柱聯:「南國經商榮中策,西疇發軔燦金光。」由此可見,中策集團與金光集團對於黃氏家族而言,均具有相當高的歷史意義。
黃鴻年的父親黃奕聰,是與林紹良齊名的印尼四大華人財團領袖之一。「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接見黃奕聰時建議他送孩子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後於1960年,時年12歲的黃鴻年被父親送到北京讀書,就讀於當時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26中。
黃鴻年到北京讀書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作為富家子弟,他也餓過。後來,「文化大革命」來了,「熱血沸騰」的黃鴻年投身「紅衛兵」不成,又趕上知青「上山下鄉」浪潮,儘管他屬於華僑子弟「照顧對象」,他卻甘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北京知青一起到山西農村插隊下鄉。
1970年,在中國生活時年的黃鴻年返回印尼後,在家族旗下一家鋼鐵廠擔任總裁,其後自創貿易公司,直接與日本鋼鐵商合作,後來還從事棕櫚油出口等業務。1980年,在將父親交予的生意做到頂峰時,黃鴻年辭去家族企業職務,自行到新加坡發展。
此後,黃鴻年因在新加坡收購「聯合工業」而「一炮而紅」,他掌舵「聯合工業」11年期間,通過炒賣企業、房地產、股票等方式,令企業資產凈增長230多倍,成為擁有40億新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也獲得「股市金手指」、「過江猛龍」之名號。其中,黃鴻年於1990年完成新加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收購戰,一舉將「新加坡置地」(註:當時稱「新加坡土地」)收入囊中。
中策集團原主席黃鴻年
1991年2月,在此前脫售手上「聯合工業」大部分持股後,黃鴻年轉戰香港,他收購處於虧損狀態的日資上市公司「紅寶石」,後於同年12月更名為「香港中國策略投資公司」,即有名的「中策」,此後,他以「中策」為基地,利用內地國企改革契機,展開大規模收購,「中策現象」應運而生。
從1991年9月開始,黃鴻年將大量資本投向內地,與山西、遼寧、福建、浙江等20個省市的200多家國有企業,通過收購、合資等方式組成近百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在家鄉泉州,黃鴻年於1992年一舉收購41家國企,共同成立「泉州中僑」;收購北京啤酒、杭州啤酒等8家啤酒廠後組建的「中策啤酒」,還有在杭州組建的「中策橡膠」等,到2000年他出讓「中策」所有股權,從香港回到新加坡,此期間就是許多人熟悉的「中策現象」之資本經營期間。
說起《中策現象》,最早報道的官媒文章,可能是《中國化工報》1995年9月30日編印的《化工內參》,題目是《「雙喜公司」中外雙方矛盾仍未解決,中方中高級職員辭職,迄今至今停產》;當時說的是當年7月香港中策與太原橡膠廠的合資企業——太原雙喜輪胎所發生的停產事件。
當然了,《金融時報》作為金融戰線上的重要「喉舌」,其於1996年5月18日一篇僅是千字文的報道——《控股投資:警惕外商甩個連環套》,公開披露了「中策現象」,且指出港商做法是「空手套利」,並提醒中國經濟金融界,曾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得知此報道後,「中策」當即在香港召開記者會,指責「該篇報道失實,有造謠之嫌」,並稱要採取法律行動,要求報社「賠償名譽損失1000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策現象」當時會受到廣泛關注,也有一個外資「買買買」、國企「賣賣賣」之大背景,那時泰國正大收購杭州青春寶葯業,美國柯達收購汕頭公元、廈門福達等3家感光廠。
金融時報原總編輯楊其廣後來在《為了捍衛祖國的國有資產》文章中,提及他當年給高層寫了一封近萬言信,其中提到幾個看法及建議。比如「『中策』輸出的不是產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中策』作為一種『現象』,正在被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肯定其『所顯示的方向是正確的』,認為這是『中國利用外資進入了新層次』,要作為一種『模式』加以推廣。這可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等。
據楊其廣在文章中透露,此信得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重視,以文件形式報送各相關部門研究。「中央最後作出的利用外資決策,給『中策』結束在大陸『投資控股』畫上了句號」。
《一波說》注意到,有關「中策現象」功過,眾說紛紜,其收購活動也在包括黃鴻年祖籍地泉州,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贊成者認為,此為改革開放之必經途徑,有助於解放生產力等說法。有的如此評價黃鴻年,說「他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和示範效應的民間人物之一,也是中國企業界『資本運作』的開山導師之一。」
從山西知青變新加坡金融家之傳奇歷程
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業董事長黃奕聰(1922—2019年)
黃鴻年是印尼愛國僑領、金光集團創業董事長黃奕聰(1922—2019年)之次子,目前,掌舵金光集團的是比他大3歲的兄長黃志源。
黃奕聰,1922年出生於泉州市洛江區羅溪鎮後溪坂上自然村,譜籍記載,他是金谿紫雲黃氏家族的第十九世裔孫。1930年,他隨母親「過番」南下,與此前在印尼蘇拉威西望加錫(Makassar)經營小食雜店的父親黃則在一家人團聚。
在印尼,黃奕聰接受5年的華校教育,後因日軍入侵東南亞,被迫輟學,早早走上社會,起初他騎著腳踏車在街上賣花生糖等小食品,後來見到市面物資奇缺,拿出自己多年積蓄,自營一家食雜店。1945年,他創辦長春麵包車,後於1950年春創辦「長興」商號,專營批發生意。1955年,他還從事椰干生意,成了當地有名的椰干商人。到了1956年,已經移居印尼泗水的他,投資了橡膠及咖啡園,但因社會罷工而生意失利。
此後,黃奕聰於1960年再次搬遷,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創辦金光集團,此後成就印尼「油品大王」、「造紙大王」之號,最興盛之時,金光集團曾為印尼四大華人財團之一。「金光燦爛、譽滿天下!」多年來,黃奕聰及其家族後人,始終懷有愛國愛鄉精神,心繫故土家園,慷慨慈善,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
黃鴻年
有一段歷史,對黃奕聰的傳奇人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也改變了他的二個兒子黃志源、黃鴻年的命運。
1955年,周總理在赴印尼萬隆出席亞非會議,在會見當地華僑代表時,操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黃奕聰,引起了周總理的注意。周總理鼓勵他「普通話說得很好嘛,以後要繼續學好中文,弘揚中華文化。」當時,周總理還建議他將孩子送到中國學中文。
周總理的關懷,讓黃奕聰備受感動,也深深地體會祖國的溫暖,回到家裡,當即將當時尚在當地華校讀小學的兩個兒子黃志源、黃鴻年叫過來,交代他們隨時準備到中國讀書。1960年,當黃奕聰搬遷到雅加達之時,也將兩個兒子送到北京讀書,「送到中國讓毛主席管教他」,黃鴻年當時僅有12歲。
1970年,時年22歲的黃鴻年返回印尼之前,他在中國學習、生活整整十年,期間經歷過「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還主動要求到山西農村「上山下鄉」。在山西知青激情燃燒的歲月中,他掏大糞、種莊稼,還與一位山西體操隊的女孩有過3個月的短暫戀情。值得一提的是,在祖國生活這十年,他很投入地讀毛主席著作,也讀過《資本論》、《紅樓夢》、《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對他影響頗多。
黃鴻年曾說:「那個時代的人,人人都很有朝氣,有理想,有鬥志,雖然日子過得窮,穿得爛衣爛褲的人民群眾,都在討論怎樣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怎樣為人民服務,沒有人考慮個人的利益,更沒有人想過要發財。」看來,十年經歷、還有那些報刊、書籍,使黃鴻年心中充滿了遠大的理想;他也曾表示,他曾用「馬克思的語言同中國方面溝通」,去談諸如股份制、股票上市等方面問題。
黃鴻年
2002年後,黃鴻年在售出香港中策集團控股權後,在新加坡創辦了集年集團,中策雖成了歷史,但「中策現象」作為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曾被國外多所大學視為經典案例,且寫入MBA教材中。
對於「中策現象」,其評價褒貶不一,也有人認為,要用開放視角來看待。另外,作為被業內稱為「股市金手指」的黃鴻年,其資本運作也多少帶有「見好就收」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持有香港中策股份的股東,除了黃鴻年,還有個個不同凡響的角色,比如李嘉誠家族的和黃集團,美國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還有日本伊藤忠商社等。
近幾年來,黃鴻年在新加坡的集年集團,似乎「雄風猶在」,旗下企業遍布新加坡、印尼、澳洲、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從福布斯上榜身家也可見其實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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