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是王鐸一生關鍵的轉折口。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鐸在洪武門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場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鐸接受了尊嚴掃地的現實。但這只是面上的辱,內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個女兒、二個兒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繼離世,則是無人可抵擋的悲和無人可分解的憂。國破家亡,與王鐸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現實人生,滿腔愛恨,滄桑無言。
正因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鐸還是被乾隆扣上了「貳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謚號,徹底身敗名裂。約從那時起,「王鐸」成為了一個無限悲情的名字。王鐸自己,或許也覺得這一生很失敗吧,否則也不會在死後立下遺囑:用布素殮,壟上無得封樹。
回溯降清後的第二年,某日,內心苦悶的王鐸一口氣草書了十首唐詩,長卷末端,他寫下這樣一段話:
丙戌三月十五日,戲書於北畿,為天政賢坦。吾書學之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於愛吾書者。不知者則謂為高閑、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鐸五十五。
不服,不服!是說書,亦指命,但終為紙上牢騷,清風不識,甚為奈何。
讀懂了王鐸悲情的人生,才會明白王鐸卓絕的書藝。
悲情人生
早年的王鐸,絕對是勵志青年的好楷模。
1592年,王鐸生於河南孟津縣雙槐村。祖父王作,終生未仕,父親王本仁,以農耕讀書為業,教子甚嚴。家中原有二百畝田,但在明晚期瘋狂的土地兼并中縮減到十幾畝,家境愈下,王鐸的母親曾變賣陪嫁之物以作周濟。苦難的生活並沒有壓垮王鐸,反而養成了其倔強又獨立的性格。「余少年貧,衣食為艱,鮮有掖者。余復壓然,不求人憐」。
12歲,王鐸始臨王羲之《聖教序》帖,三年後便字字逼真。14歲,王鐸的舅舅組織辦學,王鐸跟隨開始習文。18歲就學于山西蒲州河東書院,學業優秀。29歲中鄉試,兩年後殿試名列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後考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一路晉陞。過程當然艱辛,但足夠勵志。
為人,王鐸絕非軟弱之徒,相反,他能文能武,體格健壯。從流傳下來的王鐸像中清楚可見他鬍鬚濃密。當時,王鐸便以美髯著稱,綽號「王鬍子」。為官,王鐸經歷兩朝,即有榮光,又有傾軋,更有亂世艱辛與懷才不遇。初涉政壇的王鐸曾躊躇滿志,直言勸君、彈劾權貴。如當時「東林黨」與「閹黨」的政治角逐日炙,他與文震孟、黃道周、倪元璐等人多次表現出鮮明「東林黨」人傾向。時局動蕩,他依然同情勞苦大眾,主張減免賦稅,並在災荒之年開倉放糧,後來,面對陰險狡詐的內閣首輔溫體仁,政見不和的王鐸自請調離京師。
後清兵大舉攻明,內部李自成起軍,明朝風雨飄搖。此時兵部尚書楊嗣昌主張議和,王鐸極力反對,使主和派大怒,要求施以「廷杖」。當時的廷杖等同死刑,但王鐸毫不畏懼,好在皇上未加追究,但數日後王鐸又直言朝廷賦稅太重,清軍入侵,致使白骨滿野、民不堪命等,再次觸怒皇帝。於是這份剛直,換來的了政治上的失意及生活上的流離。伴隨戰事緊張,京師開始戒嚴,王鐸受命守護大明門,但幼女與次女在此時相繼離世。深受打擊的王鐸上疏乞歸省親,皇帝准,遂返孟津。隨後,王鐸老父、老母亦病故,加上孟津一帶農民起義軍聲勢浩大,王鐸不得不率家人流落各地。然而二年後,結髮妻子馬氏病故。次年,三妹和幼子無爭、四子無技先後死於逃難途中。
此時的王鐸,可謂貧困潦倒、漂泊無依。然而此時,一個「意外」的任命降臨了。
1644年,崇禎帝自縊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王鐸昔日曾對朱由崧有救助之恩,因此被任命為東閣大學士,入閣為次輔。作為一名「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士,王鐸一定是願意最後一搏的。錢謙益所作墓志銘這樣稱讚王鐸:「事弘光皇帝於南,獎護忠直,疏解禁錮,侃侃有以自處」。王鐸對福王真的赤膽忠心,但沒過多久,南明還是被清軍攻破,明朝終滅。
生活在王朝更替時期的王鐸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死,要麼降。
王鐸選了後者。
需知,「忠臣不事二主」是封建政治倫理綱常的底線,「捨生取義」更是孔孟教義的要旨。王鐸背叛了這兩個信條,以中國傳統對官員的評價標準來看,「一臣事過二主」是不可原諒的污點,而好友黃道周、倪元璐的「殉國」更將其推上風口浪尖。先是倪元璐自縊,為國殉節,而後黃道周被俘,從容赴難。或許,當時境遇里,死易,而活著更難?
故國樓台在,無奈朱顏改。仕清後的王鐸悲情更甚,不僅政治上幾乎無所作為,精神世界地震般的巨變更是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錢謙益作《墓志銘》中清楚記載了此時王鐸的狀態:「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王鐸內心的矛盾與糾結難以排遣,便醉情酗酒,「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飾,病亦不肯服藥,久之更得愈,則縱飲,頹墮益甚」。晚年更是到了幾乎自殘的境地:「吾自知壽命不長,出則召歌童數十人為曼聲歌娛取醉或宵夜不分以為常,間召青樓姬奏琵琶月下,其聲噪泣涼蜿輒凄凄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飾,病亦不願服藥,久之更得愈,愈則縱飲,頹墮益甚!」降清七年,身為「貳臣」的他已無任何政治前途而言。順治九年,王鐸在鄉里病逝,至此走完悲劇一生。
沉寂許久後,一位日本老人助力了王鐸的再次「興起」。1981年,年近七旬的村上三島帶領弟子以朝聖之心來到了破敗不堪的孟津,在王家祠堂中找到了堆放著的《琅華館帖》。村上三島是日本書法界大神級人物,在他的大力助推下,王鐸在日本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與王羲之並列,甚至有「後王勝先王」之說。隨後,此風尚逐漸傳入國內。2010年,北京匡時秋季拍賣會上,村上三島舊藏王鐸《雒州香山作》以4536萬元(人民幣)成交,創造王鐸書法作品的世界拍賣紀錄。
卓絕書藝
2017年9月2日—10月15日,「健筆蟠龍——王鐸作品展」呈現於浙江美術館7、8號廳內,展覽以「健筆蟠龍」為名,萃自吳昌碩跋文之「眼前突兀山險巇,文安健筆蟠蛟螭」句。此跋附於王鐸所作草書卷後,已然點明王鐸草書之「險」「健」勢態。展覽共展出王鐸書畫作品50餘件,基本反映了王鐸的藝術面貌。展品則來自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學院、廣東省博物館、西泠印社、天一閣博物館、溫州博物館、紹興博物館等,以書法為多數,草書又居多。
雖世人多知王鐸書法,但他也作畫,清人張庚稱王鐸山水「沉沉豐蔚,意趣自別」,又褒其花草「超脫名貴」。此次展覽,山水、花卉亦在列。展覽分三版塊:一是王鐸的臨帖,有軸、卷、扇面形制;二是王鐸的創作,內容上涵蓋了自作詩、他人詩、手札;三是其繪畫,山水、花卉等題材皆備。
這是一個全面認識王鐸的上佳機會。
王鐸(1592—1652),字覺斯,又字覺之,號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有「神筆」之譽。抓住《閣帖》中「二王」這一文人書法流派的源頭,王鐸深人鑽研,再廣博歷代諸家法書並刻意求新。沙孟海風趣地稱其「一生吃著『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夠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頗、董其昌的末流之失,於明季書壇可謂中興之主」。無論是偉岸豪遒的大楷閣書、高古樸厚的小楷書,還是飛騰跳躍的行草書,置之於晚明清初的書苑中,王鐸的書法都是當仁不讓的精品。
青年時代的王鐸受到明末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很早就表露出驚世駭俗的審美意識。其美學著作《文丹》雖非專門探討書風的著作,然提出作字的審美標準在當時則是最有個性的。他認為創新應立足於繼承古法,否則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後作《險王羲之修載帖》,仍以學習博覽為主。40歲書寫《手啟》時已稍有個人面目,後行書《鄭谷華山作》條幅則鋒芒畢露。正如傅山謂「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悵四十年後,無意合拍,遂成大家。」正是在此基礎上,王鐸方能完成「五十自化」(黃道周語),鑄成自己面貌。54歲降清後,雖被世人輕視,但王鐸書譽未減。清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雲「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此為中肯之詞。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與物質條件的改善,伴隨七年餘生,使王鐸得以有充裕的時間精力投入書法中,一系列氣吞千里、前無古人的巨幅立軸產生於此時,優秀的橫卷也不乏,並更酣暢、自如、精粹、超拔。王鐸用墨也具開拓性,濃、淡甚至宿墨靈活交錯,大膽製造線條與塊面的強烈對比,形成一種強烈的節奏,這類有意或無意的創舉是對書法形式誇張對比的一大功績。在他以前,還沒有人如此般主動地追求「漲墨」效果。
明清之交,社會劇烈動蕩、江山易幟。這個時代毀了王鐸,卻也造就了王鐸。仕清後,書畫詩文成為王鐸排遣內心糾結和壓抑的最好手段,特別是風行雨馳的狂草。他「每與詩友酒徒,招歌僮、設果餌,酒酣歌吳騷,按節迭和,每至雞鳴不寐,賓客潛散亦不顧……輒醉,取大筆迅掃千尺綾素,不復知世間有是非榮辱事」,如他所言「字畫詩文,吾輩之寄耶、愛耶、憎耶」。王鐸的人生浮沉,在狂草粗頭亂服、淋漓痛快的面貌中獲得映照,其「一筆書」往往纏綿十數字、尺幅長達兩三米,線條盤桓,連綿奔騰,左衝右突,氣勢豪放,猶如長江大河,浩浩蕩蕩不可遏制。如作於五十五歲的《唐詩十首》草書卷,筆力厚拙穩健,點畫遒勁婉轉,古意甚濃。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相互參差,書風奇崛,運鋒抑揚頓挫且極富變化。墨色濃淡多變,起伏跌宕,有很強的韻律感。明末清初的草書大都縱筆以取勢,可王鐸運筆卻縱而能斂。他的草書既痛快又沉著,以排山倒海之力、橫掃千軍之勢、雄強豪邁之書風,恣肆狂野,揮灑自如,用筆沉著痛快,縱橫跌宕,自然出奇,表現了撼人心魄的雄渾氣勢,極富感染力。馬宗霍稱「明人草,無不縱筆以取勢者,覺斯則擬而能斂,故不極勢而勢如不盡,非力有餘者未易語此。」
王鐸一生艱險動蕩,閱歷非常人可比,而明亡仕清的巨大變革,更是刺激了其拓落不羈、狂放恣肆的性格特徵。另外,他強大的朋友圈也出力不少。王鐸生平交遊廣泛,特別是書畫交遊,董其昌、黃道周、倪元璐、錢謙益、周亮工、孫承澤、郭宗昌等書畫、收藏界的精英都是王鐸的好友。這不僅擴大了王鐸的視野,同時也擴大了其書法的影響力。正如倪後瞻在《倪氏雜著筆法》中云:「其字以力為主,淋漓滿志,所謂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東、西、秦、豫五省,凡學書者以為宗主。」這是王鐸同時代書論家的客觀記錄。此外,從明天啟到明崇禎初年,王鐸任職翰林院,有機會看到皇家內府的庋藏,大量的晉唐真本書畫大大提高了他的藝術視野和鑒賞水平。這種博覽和鑒賞的機會是其他藝術家不可企求的,也是攀登藝術制高點的必不可缺的條件之一。此後,他遍游中原和蘇、杭、南京等地,留心書藝,見聞增長。「予跡江南北,幾遍天下!」遊歷與博覽,再次助力了王鐸格局的展開。
王鐸亦擅畫,山水宗荊(浩)、關(仝),丘壑偉俊,皴擦不多,以暈染作氣,傅以淡色,沉沉豐蘊,意趣自別。現關於王鐸的繪畫可見的有山水、蘭草、竹石諸類作品,既能從中汲取古人優長,又能不拘泥於前賢繩墨,敢於突破「形似」的羈絆,強調藉簡括樸拙的筆墨表現雄強高闊的萬千氣象。
作為書法史上傑出的革新人物,王鐸對中國書法產生了巨大影響,特別對日本書壇影響頗深。他靠自己天才的能力,扭轉董其昌以來帖學衰微的狀況。吳昌碩說王鐸:有明書法推第一;林散之評價其曰:覺斯書法,出於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懷素後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輩所能抗手;近代啟功也曾用七言絕句盛讚王鐸:「筆陣聲威四海聞,敢移舊句策殊勛。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
書法,其實是一個民族的鄉愁,而書者往往積聚了太深的情緒與感懷。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鐸輝煌的書法世界,而那無處安放的焦灼筆觸,或許正是他心底欲罷不能的一曲悲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