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劫掠糧食奇缺，他摘樹葉抗餓被批，縣委說幹部不能與群眾爭食

八路軍在進食

卜憲祚，卜永錫，1921年7月出生，山東省日照縣絲山鄉大卜家庵村人。

卜大卜家庵村離海邊2里路，離石白鎮5里路，百來戶人家，大部分種小租田。卜憲祚8歲時，父親兄弟分家。分家前卜家生活比較富裕，靠其父務農、伯父和堂哥二人教書維持生活，每年尚有餘糧出售，僱傭一個勞力看牛，但卜憲祚三叔和伯父經常吵架，於是分了家。

三叔去了青島，伯父也在青島合股開了一家彈棉廠，收入很好。而卜憲祚家只靠父親一人種田，沒有別的收入，加上物價不斷上漲，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豐年尚能維持生活，歉年要借債，全靠他父親冬季農閑推車運輸，掙點副業收入。

到抗戰時期，家鄉被日軍佔領，苛捐雜稅和出工拉夫促使家庭破產，不得不出賣田地，但為了生活又不得不租人田地。

卜憲祚父親深感沒有文化之苦，任憑家裡困難，還是下決心讓卜憲祚讀書。分家那年，卜憲祚入本村小學讀書，放假幫父親種田，直至13歲高小畢業。卜憲祚還想升中學，到城裡報了名，但受經濟條件限制，無法繼續升學。

14歲時，卜憲祚經父親同意，於正月去了青島，到伯父合辦的彈棉廠學彈棉花，年底回家後，伯父竟要卜憲祚父親交伙食費，白做了年工，還要付3元伙食費。第二年，卜憲祚仍去青島找出路，在中原興木器店學包沙發。

之後三四年間，卜憲祚在潤華盛和義合木器店做沙發，所掙工資僅能維持本人生計，而資本家除延長工時外，忙時還要通宵達旦，不僅不加工資，連夜餐費也不給一文。為此，卜憲祚在潤華盛木器店鬧過一天罷工，在義合木器店也罷過工，他也因此失業。

卜憲祚聽說濟南工資較高，容易就業，就和木匠戴芳廷、油漆工馬福廷同去濟南，在華興木器店做工。因在青島鬧過兩次罷工均被迫失業，深感少力無援。來到濟南，除了同來兩人，別的舉目無親，只怕失業。幾人明知資本家將計件工資改為計時工資，自己吃虧，也不得不幹。於是，幾個人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多認識幾個人，不受失業的威脅。

戴芳廷常去濟南大觀園附近小西菜店後面看病。大概是1942年9月，他聽說有個組織叫「三番子」，回來與卜憲祚、馬福廷商量參加「三番子」，並說「三番子」到處都有，能多交朋友，有困難互相幫助。卜憲祚和馬福廷有些猶豫，但戴芳廷說機會難得。馬福廷說先去看看，好就參加，不好就不參加。

晚飯後，三人一同進了小西菜店後面這戶人家，師父讓他們先坐著，自己和一個徒弟忙著擺香案，然後端來一盆清水，讓三人每人吸一口水漱漱口，接著磕頭。與卜憲祚他們同去還有幾個人。大家來自不同地方，磕頭方式也各不同，師父就教他們如何磕頭，從晚8點磕到晚12點，卜憲祚膝蓋痛了好幾天。

師父告知領到摺子（即三角底）和牌子後才算正式參加了「三番子」。磕頭結束後，一眾人等到飯館裡一起吃了一餐飯，當夜花費均由卜憲祚他們五六個人分擔。

參加「三番子」後，卜憲祚和倆夥伴感覺事與願違。首先是給師父拜壽，要送一份厚禮，三人每人均送二三元不等。後來又要給師娘拜壽，三人又送禮。以後經常送來莫名其妙的喜貼、喪貼，叫他們出錢，由師父代為賀喜送葬。

有一次，老闆派馬福廷去徐州包沙發，路上帶著許多包沙發用的布。鐵路警察查問，馬福廷即表示他是「三番子」，不僅沒有得到幫助，相反挨了狠狠的一頓毒打。馬福廷回濟南時，見到卜憲祚大哭不止。

從此，「三番子」帶來的美好幻想破滅了。參加「三番子」不僅不能解決困難，相反的要無休止地出錢，增加了經濟負擔。因此，卜憲祚等五六人商量，今後遷移住址就不告訴師父了，以免經濟上再受損失。

1943年春天，卜憲祚22歲。一天，他碰到從青島到濟南的木匠李言本。他曾在青島開了一家木匠鋪，做小板凳和木桶度日，這年包了濟南宮崎洋行一批木器，從青島找了近40名木匠，其中不少是卜憲祚在青島時熟悉的人，但缺少包沙發的，叫卜憲祚也去做工。

這時，華興木器店已經倒閉，卜憲祚等人就去了宮崎洋行做工。開始是計件工資，後來改為計時工資，每月60元。幾人遷移沒讓師父知道，從此與「三番子」脫離了關係。

解放後，卜憲祚參加了革命，到鎮反和取締反動會道門時，才知道「三番子」組織是反動的，心裡更感激黨解放了自己，挽救了自己。

濟南宮崎洋行是日本人所辦的大企業。開始時，洋行尚能按時發工資，後來不僅不計時，連生活費也不按時發給了。日本人很毒辣，用剋扣工資的辦法使工人沒路費走不了。在此情況下，卜憲祚等人就聯合從青島來的近40名木匠，平時少吃甚至不吃，積蓄去青島的路費。

8月的一個晚上，深夜11時許，工人們趁日本人去天津的機會，集體逃跑了。回青島後，卜憲祚仍由李言本介紹到日本人辦的日輪公司做工近半年。這時候物價飛漲，工資下跌，卜憲祚連番薯也吃不上，還時常挨日本工頭的打罵。別無辦法，卜憲祚等人就消極怠工，結果被日本人發現，他挨了耳光還被迫失業，最後賣衣被換路費，於這年秋天回了家。

絲山鄉一帶是日軍統治區，保長、漢奸一天數次催逼苛捐雜稅，家庭經濟急趨破產。卜憲祚父親是農業生產能手，再加上有卜憲祚的幫助，地里收貨不算少，但仍是吃不飽，以糠菜充饑。為了吃幾餐飽飯，卜憲祚還給地主做散工，但心裡對現實已滋生極大不滿。

1944年6、7月間，絲山鄉一帶來了共產黨的隊伍，趕走了漢奸隊伍，村裡立即來了工作同志，萬民歡騰。卜憲祚聽了反奸訴苦、減租減息的道理，覺得合情合理，就積极參加農會和反霸鬥爭，鬥倒了偽保長，成立了新政權，被選為村文書。

9月的一個下午，在村東邊的田頭，區農會會長王凡津問卜憲祚：「共產黨好不好？」卜憲祚說：「好！」王問他願意不願意參加，他說願意。王又告訴他要保守秘密，不能對任何人講，就是對父母、妻子也不能講。

第二天晚飯後，卜憲祚在滕子明家的廚房間填了表，候補期半年。第二年9月轉為正式黨員。

卜憲祚入了黨工作更加積極了，但他這時所想的主要還是打倒偽保長，減租減息，讓窮人翻身，對黨的最終奮鬥目標認識不清，怎樣使窮人徹底翻身不清楚。在黨的不斷教育和不斷鬥爭中，卜憲祚的覺悟不斷提高，前途方向漸漸明確了。

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卜憲祚在本村先後擔任農會委員、區聯防減租委員會主任、村團部指導員（黨內文書）等職務。

大卜家庵村是區委的基點村，村委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組織民兵，鞏固和擴大農會，開展反奸訴苦、雙減運動，參加三區聯合的減租鬥爭大會，鬥倒了50多名大地主、惡霸。

卜憲祚第一次當大會主席，會後任算賬委員會主任，算回了大批的糧食、鈔票和土地，分給了農民，他家也分到了一份。

但卜憲祚的工作自一開始就遇到了阻力。鬥爭會結束後，他曾被父親趕出門，母親經常不給留飯，妻子要麼不說話，要麼說風涼話。他會上斗得轟轟烈烈，回到家裡冷冷清清，有時到工作組吃飯，有時去鄰居家吃飯，有時不得不餓著肚子照常工作。同志們看不下去，到他家勸說過家人，效果甚微。直至減租後家人情緒才逐步好轉。

1946年9月至1949年I月，卜憲祚先後在本區任文書、區委組織幹事、副區長、區長等職。他調到區公所做文書工作3個月後改為區委組織幹事，投入參軍支前運動，被評過三次小功。1947年6、7月支前時，被四區評過兩次小功。

這時，國民黨軍向日照縣發起進攻，卜憲祚和同志們堅持了7個月的對敵鬥爭，日夜堅持在三朱山前哨，時刻準備著犧牲，總有一個手榴彈捆在腰裡，確保被敵人包圍時不被活捉。

因為敵人太過兇殘，卜憲祚被氣憤沖昏頭腦，曾存有報復思想，曾抓捕過人，拷打逼供。他對群眾紀律的界線有時還模糊不清。

有一次，武工隊第一班在剛打完仗的村莊邊的山坡上捉了群眾的羊當菜吃了。區委書記立即召開會議討論，卜憲祚所在班雖然沒有拿群眾的東西，但討論時卜憲祚傾向於第一班的觀點，認為我們不吃被敵人捉去吃了不是可惜嗎？經過辯論，他才明確了道理，緊急混亂狀態是考驗每個同志的試金石。

日照第二次解放後，由於敵人的破壞和戰爭的摧殘，敵占區樹木一棵不剩，糧食一點沒有。縣委指示以生產救濟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不準餓死一個人，按級負責，與群眾同甘共苦。

一天，卜憲祚也去摘樹葉拿到區里吃，並向別人介紹這是解決糧食不足的好辦法。這事被縣領導知道了，後來縣委批評脫產幹部吃樹葉是與民爭食。

卜憲祚任副區長、區長時，參與了支援濟南戰役、淮海戰役，一切服從戰爭，連日連夜不睡。1949年1月，學習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了解放全中國，向組織要求南調。還有個原因，就是夫妻關係不和睦，兩人時常爭吵，他也很願意脫離家庭。

1949年6月到達日照南下的幹部來到溫嶺，卜憲祚任秘書科科長。工作難度大，特別是聽不懂方言，總感覺有勁使不上，他曾一度出現畏難情緒，希望北調，直到重新學習了共產黨員的標準，才安下心來。

後來玉環縣被調到玉環縣工作，工作至離休。他一個北方人最終在南方深深扎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