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小序

2024年06月17日13:50:13 歷史 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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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札記》書影

我與同事合作,在北京大學開設一門公共課「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制度」,把古代皇帝制度、法律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監察考課制度、軍事制度、選官制度、官學制度、俸祿制度、品位制度、王朝禮樂制度等,一樣一樣地講給學生聽。此外還有一門「中國古代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逐一講授歷代王朝的各種爵秩品階。多年來,兩門課程的內容一直在不斷打磨。師生交流時,若遇到了知識、方法和評價等問題,就會隨即對講稿作補充修訂。閱讀時發現了相關的資料,就隨時拷貝到講稿中來。某一論題上的資料積累,又引發繼續檢索的興趣,滾雪球似的不斷擴充。於是就想到,不妨把某些資料梳理編排,作為課下閱讀材料,提供給學生。

本書中的很多文章,最初就是這麼來的,所以其選題並不新穎,並非學術前沿;所提供的學術信息也僅限於視線所及,並沒有全面檢索、一網打盡;內容大多是陳述羅列,偶雜己見而已,視之為「課餘參考材料」比較好。雖然我行將告別教職,學習古代政治制度的學生卻綿綿不絕,這樣一份「課餘參考材料」,對學生也許有用。

在「政體類型」問題上,近年出現了若干彼此矛盾的看法。曾在一個討論會上,聽到一位學者評價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專制定義,說它有很多漏洞,隨即有聽眾提問,那為什麼孟氏的定義如此流行呢?我便順口插了一句:那是因為人類史上有那種政權,所以就需要一個概念來指稱它們。事後想來,自己的那句即興插話是可以繼續深化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不妨從「分類原理」的視角加以破解。隨即就利用既往積累,再做檢索,編寫了《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一文。此文另闢蹊徑,從「分類便利」概念出發觀察「專制主義」,問題是這樣提出的:人類史上有一些政權,其國君可以獨攬大權,令萬民臣服,此種政權的分類命名將涉及哪些問題呢?怎麼樣才能實現「分類便利最大化」呢?

此文發表後,若干政治學者、思想史學者予以肯定。還聽到了一個讚揚,「閻老師邏輯好」。我寫作此文的動機之一,確實也是想在考證之餘再試試理論文章,打磨自己的邏輯能力。當然在各種回應中,也偶遇了方法論的隔閡。所以仍須說明,我所討論的不是「實然」(what it was),而是「應然」(ought to be),也可以說是「理想類型」(ideal type)。而且我覺得,辨識「專制政體」不能只看理論定義,更好的做法應是「兩路出擊」,一路是學人的理論定義,一路是現實中的「政體譜系」,也就是世界上哪些政權被時人視為「專制政體」。而清末朝野人士的腦海里,明明已有一套「政體譜系」了,如古希臘是民主制,古羅馬是共和制,後來變成了元首制,當今的美國、法國是民主共和制,英國、德國、日本是君主立憲制,奧斯曼、沙俄、大清三大帝國是君主專制,等等。所以在當時,清帝國在這個「譜系」中的位置,至為清晰,無人質疑。百年後忽而有人否認傳統政體之為「專制」了,這本身倒挺值得研究的。而晚清時人們還很單純, 「專制」「共和」的區分是明快清晰的。

因篇幅關係,此文發表時有刪略。隨後我就刪略內容加以擴充增補,又編寫了一篇《「中國專制主義」問題續談》(發表時應命改為《中國傳統政體問題續談》,今恢復原題)。其大部分內容涉及孟德斯鳩。其所具體討論的,首先是我個人的一個心得,我認為,孟氏是從政治機構、政治勢力兩點來區分政體的。從政治機構上說,若實行三權分立,則國君難以專制;從政治勢力上說,若存在強大的「中間階層」,則國君難以專制。這個心得,也貫徹到拙著《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之中了,這部書就是圍繞政治制度、政治集團而展開敘述的。《續談》隨後討論了孟氏理論的兩點不足。一是因時代關係,孟氏無法預知「官僚制」的政體意義,因此他對此後官僚制的政體意義無所發明,而在當代政體研究中,「官僚統治」「官僚帝國」等概念已不可或缺。二是孟氏的「專制政體既無法律又無規章」這句話,雖然廣為人知,但不宜機械搬用,事實上專制政體是可以「既有法律又有規章」的,系統化的法律規章可以更有效地維護專制。自嬴秦始,中國皇帝一直都是「以法治國」的,也就是以系統化的法律規章為手段,來治理這片土地和這群臣民。

《家長主義與儒家的家國一體論》的寫作動機,是早先某個時候檢閱康德(immanuel kant)時觸發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云:「一個政權可以建立在對人民仁愛的原則上,像是父親對自己的孩子那樣,這就是父權政治」,「這樣一種政權乃是可能想像的最大的專制主義」。大家都知道,「愛民如子」、實行「仁政」,系中國文化推崇的最高政治境界,而在康德眼中,這卻是最大的專制主義。中西觀念之異,於是格外凸顯了。我以為以此深化學生的東西比較,效果想必不錯,就在課上把康德這段話提供給了學生,後來又花時間編成此文。此文從真實的家長制述起,進及作為政治理想的父權政治,隨後集中闡述了中國儒家的「家國忠孝一體論」,輔以中西對比。其中有兩節也許稍有新意:「家國一體論:父、母之間」一節,認為「為民父母」的重心在「母」不在「父」;「近代挑戰:『子民』還是『公民』」一節,論及「民主vs專制」理念上事涉「成人vs兒童」。

畢業留校後,我承擔了本系魏晉南北朝史的教學。這個歷史時期的民族衝突特別尖銳,胡化與漢化交織,最終南統於北,由北朝進入隋唐。在授課時,我是從南北兩方的政治集團、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幾個維度,綜合觀察南北朝政治走向的。而《北方部族武力如何影響華夏制度史:「南北朝」現象的一個政治學思考》一文,嘗試借用政治學方法,把次要因素盡量剔除,努力在繁多因果關係中,發現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核心機制。為此,此文揭舉「部族武力的體制化」概念,以期擊破九連環的關鍵一環,為中國史上異族政權強化專制官僚制的現象,增加一條解釋。

在這篇文章中,我的歷史觀也有所調整。回想當年,畢業任教後匆匆備課,講稿中的很多評述未經深思熟慮,承襲了很多流行認知。有一種久已有之的看法:搞歷史就是要研究「治亂興衰」。進一步便可能衍生出一種史觀:能強國的就好,否則就不好。拙著《波峰與波谷》系由任教之初的講稿改編而來,「治亂興衰」套路仍是比較濃厚的。回頭反省其對南北朝的敘述,容有抑南揚北之失(當然,這類敘述也很受了「新生的希望在北朝」「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之類論述的影響)。倒不是說「治亂興衰」的套路不好,那也算是一種可選擇的史觀吧。問題是我已另有所取了,簡單說來,就是越到晚年,越覺得應把文化、文明的評價尺度,置於「治亂興衰」之上。業師田餘慶也有「主流在北不在南」一語,不過那只是一個客觀陳述,田師的主觀評價尺度並不是「治亂興衰」——「真正有價值的歷史遺產,是江南廣闊的土地開發和精緻的文化創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進步和宏偉的民族融合」(《東晉門閥政治·後論》)。在《北方部族武力》這篇文章中,我多少開始調整史觀了,參照業師,嘗試中性化,把「馬上天下」,視為一種通過軍事活動、軍事組織、軍事集團來振作專制官僚制的特定機制,而把「部族武力的體制化」視為「馬上天下」的一種特殊形式,那體制有如一隻巨大的「利維坦」,它是以「暴力」為養料,而強壯起來的。

今年,也就是2023年春夏,偶見互聯網上圍繞「牽連制度」發生了爭論,質疑「牽連制度」的學者被一些網民指責「論證過程純西化」。為此我寫了一篇《周秦漢連坐制與東西文化衝突》,指出「無罪不罰」「罪責自負」思想並非西方所獨有,早在中華文明初曙之時,周族已萌生了「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主張,而連坐制興盛於西方的秦國。連坐制上的周秦之異,在春秋以降就成了東西之別——「東西」分指關東社會與關西的秦政權——及儒法之爭。至清末法律改革,「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止及一身』與中華古文明的『罪人不孥』,並肩挽手、會師合流了」。此文約七千字。隨後改題《周秦漢的反連坐主張與東西文化衝突》,繼續對周秦漢之「反連坐」予以詳考,擴充到三萬字,首發於本書。

文章有意超出「治亂興亡」史觀,轉取「民本主義」「文化主義」立場,申述面對連坐制時,「秦人與東方士民的看法有異,統治者與讀書人的看法有別,法家與儒墨道迥然不同,國家主義者與民本主義者的態度,註定形同水火,至今猶然」。作此申述時,我視野中羅列著幾種不同價值觀:在啟蒙思想家看來,能最大限度保障每個人權利的制度就是最好的;法家是國家主義者,認定最能強國強軍、最便於管控編戶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孔子崇禮樂,這意味著最有利於繁榮文化、發展文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孟子講民本,這意味著最尊重民意、最保障民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各人會傾向哪一判斷尺度呢?為什麼傾向這個而不是那個呢?事關環境、職業、階級、利益等,甚至事關與生俱來的個人天性,比如說,權威人格與自由人格就會有不同抉擇,你喜歡什麼制度,很可能就是你人格的投射。

之所以站在「反連坐」一方,說到底,就是覺得這樣的主張更溫暖,更親近,更合於自己的性情。真是這樣的,不必拿「家國天下」的大道理來聒噪我。再度反思對南北朝的評價,捫心自問,假設身處那個時代,是選擇生活在南朝呢,還是選擇生活在北朝呢?這時候我發現,自己將選擇南朝,那裡有精緻優雅的文化氛圍,武人尚武鬥狠的「叢林」不是我的精神家園。既天性如此,且與生俱來、物性難奪,就應該讓一己的歷史評價適合一己心靈。作為讀書人,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表達就最開心。統治者可以選擇最有利於他占有權力的制度,微渺如我,也有權利嚮往最讓我個人開心的制度,而且我確信每個人都有嚮往與選擇的權利。與田餘慶師把經濟開發、文化創造與民族融合看成歷史進步相似,一個意識越發明確了:我心中的人類歷史進步,最終是文化的進步、文明的進步。最終是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科學、技術等文化成果,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由、平等、友愛、和平、理性,讓人類遠離了弱肉強食的動物界,從而證明了自己是萬物之靈。在南北朝評價上,南朝比北朝更有文化;在連坐問題上,華夏古族的「罪人不孥」與近代西人的「罪責自負」,比搞株連的秦制更文明。

隨後的《揭示古代政治制度的「技術原理」:以「組織二重性」為例》《一般與個別:略談中外歷史的會通》兩篇,都是會議論文,也就是應景之作。以往在方法打磨、理論建構上略有心得,就拿那些心得去應付會議了。再後的《結構功能化的制度史研究的一個嘗試》,則是一篇應邀之作。受邀為《國學季刊》寫一篇「學術自述」,盛情難卻,只好應命。

自己早年有理工經歷,服兵役時學習過雷達技術,觀察思考歷史時便容易帶上「技術」眼光,不由自主地想發現結構、功能、機制什麼的。這三篇都涉及了個人的學術風格、思維方式,主要是對「技術原理」的偏好。我一向的寫作都帶有這個特點,儘力提煉歸納。比如把察舉制變遷,歸結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等因子的此起彼伏。敘述「士大夫政治」,把「士大夫」視作「學者+官僚」二元角色,把「禮治」模式視為「君道」「父道」「師道」的三位一體。解析傳統服飾等級,擬制了「自然分類」「職事分類」「級別分等」「場合分等」等概念,以凸顯其歷代變遷。從章數、旒數、玉數的不同組合樣式,探討「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近年考察酒爵與封爵的關係時,也是如此,從「稱謂原理」層面,揭示爵、觚、觶、角、散等「五爵」其實是一種「容量化器名」,分別系一二三四五升的容量之稱,一套史上絕無僅有的「容量化」酒器等級禮制,由此得見天日。

為《國學季刊》提供的那篇「學術自述」,主要敘述自己的爵秩品階研究。在這個課題上,我曾投入了很多時間。我利用「品位分等—職位分等」原理進行推演,對周以來三千年的品位結構變遷提出了一套新解,還嘗試超出歷史學,在「原理」層面進行建構,為解析人類社會中的品位現象提供一套概念工具。這些理論嘗試,匯聚在《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一書之中了。如果誰問我,你最滿意自己的哪一本書呢?我會說就是這一本。很多人都這麼想過吧:「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我,別人寫不出來。」這想法很誘人。我的很多考證,沒有我,總會有人走到那一點,而《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呢,沒有我就沒有這本書。我就是這麼認為的。在我之前的歷史學者,好像只有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是以體系建構為目的的,他聲明「與一般單純的歷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要求建立起來的」。當然也知道,歷史學者對純粹的概念推演不會有太多興趣,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爵秩品階那麼冷僻的知識,通常又所知無多,所以這書不會有多少讀者。不過沒關係,回味當年寫作時的興奮,回味「每一天的太陽都是新的」那種感覺,已足夠滿足了。

隨後的《古爵漫談:從爵本位到官本位》一篇,是為本系馬克垚先生賀壽之作。當時決定從手頭的講義中選擇一講,作為素材,完成此文。所選中的,是「中國古代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這門課程中的「歷代封爵」一講。前面提到,我每門課的講稿都在不斷增添充實。雖然這一講只用於兩三小時的課程,但講稿已積累到五六萬字了。在這一講中:我期望對歷代爵制建立一套通貫性的認識。為此我構建了一個框架,從八九個視點觀察爵制的歷代變遷,再加以綜合。這篇賀壽之文,就是其部分內容的選摘。

最後一篇附錄《通識教育與歷史教學答問錄》,其部分內容涉及了我與合作的同事們在歷史教學上的努力,也許可以給新入職的歷史老師提供參考。我們的教學視頻已經上網,人們都看得到,播放量不算低。很多年前也曾聽到一個消息:北京某大學的高校青年教師培訓班,把某女教師的課歸結為「誇張型」,把我的課歸結為「呆板型」。我想我講課確實不夠抑揚頓挫,缺乏動作表情,語氣和姿態過於平淡單調了,算是弱點吧。我與同事的主要致力處,是以「思辨」的力量吸引聽眾,把體系、線索、評述、知識點用最富啟迪性的方式組織起來,呈現給聽眾。不久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麗巍老師,對我們當年的課程有一番追憶:「似這樣體系完整、推進規律的本科課程是很少見到的。」蒙古麗巍老師之允,我把她的這段追憶附在本書之後,以追念當年為改進教學付出的努力。

《答問錄》的另一部分內容,是給歷史系新生的一些預備性知識。大致是就我所理解,闡述歷史學的意義、方法與特點,以及學歷史應先行具備的若干理念與意識。這些理念與意識,包括清晰區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清晰區分評價、理論與實證,理解認知的多元性、理論的層次性、模式的工具性,等等。希望對初學者多少有些幫助。

以上十篇文章,一篇是新作,九篇是舊作。在整理舊作時,對當年的寫法時時生髮不滿,忍不住增刪修訂。拖了很久未能交稿,然而到年底了,雖仍不愜意,還是「今年事今年畢」為好,只能草草收兵。所以各篇舊作,有的改動較大,連標題也調整了,有些不及修訂,仍是原貌。

最大的問題,當然是新意有限了。環顧世界,因各族群、各地區、各文化系統的此起彼伏,在幾百年的近代化歷程之後,歷史似已開啟了一個新輪迴,這個世界需要新的思考了。而微渺如我,此時霧裡看花,且無可如何。

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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