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塵埃——「貞觀之治」的含金量,其實非常有限

2024年04月14日20:05:06 歷史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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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九林



☄ 對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

先來看一串數字: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志》)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串數字背後,是一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再來看另一串數字:


秦滅六國後,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志》)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志》)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


這串數字背後,是另一串名詞:秦末流民、綠林赤眉流民、黃巾流民、隋末流民……


歷史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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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在作著殊死搏鬥。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數人口,長期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農作物畝產也一直沒有質的改進。無論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漢末年的流民問題,未必全是暴政的結果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隨著生殖力的提升,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幾乎沒有提升。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大規模的流民問題再次出現(也並不是說宦官專權與外戚干政是無辜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論述,並不是說沒有暴政,也不是說完全與暴政無關——事實上,暴政是秦制下的一種常態。秦制下的太平盛世,乃是一種「暴政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須量≈土地出產總量」的狀態。一旦「暴政汲取量」激增(比如漢武帝要實踐自己的「雄才大略」),或者人口增長至一個較高的水準,「盛世」就要出問題。


所以,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新農作物的引進、南方山地的開發,都可以提升這一上限。但更多的時候,因為朝廷的暴政,歷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也等不到上限的到來。譬如秦、隋兩代。


在傳統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是成正比的。朝廷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徵用,等同於變相地壓低生產力的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就是流民的大量出現。


在中國傳統歷史敘述中,但凡社會安定,執政者實行的必是「仁政」。這實際上是從結果去定義前因。事實上,當人口銳減至1000多萬,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只要他沒有喪心病狂,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實現所謂的「光武中興」。貞觀之治也是同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盛世」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


一切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偉大的「貞觀之治」,與「偉大」的太宗皇帝並沒有什麼必然關係(不是說完全沒有關係,畢竟李世民少折騰一點,對民生的恢復是有好處的)。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執政者擁有正常智力,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之治」都不會爽約。


而且,這些「××之治」不過是一種相對而言的東西,在民生層面,它們的含金量往往相當有限,多數停留在「餓不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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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貞觀之治」。


唐代的戶籍制度,民眾有「課戶」和「不課戶」兩類。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擔賦役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後者主要指享有免賦役特權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飽吃好自然不成問題,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財產,也不會隨隨便便就被餓死。


所以,判斷「貞觀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那些自耕農和半自耕農活得怎麼樣。


這方面,史學界有很充分的研究可供參考。比如,晏金銘的考據結論是,貞觀民眾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給朝廷:


「一家『課戶』,如能擁有耕地五十畝,全年生產糧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須無償地將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貢納給國家,占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二強,再加上各種雜徭、附加等稅,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這是就正常年景而說的,如遇水旱蟲蝗等自然災害,糧食歉收,那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五了。至於那些『受田』二三十畝乃至十畝五畝的貧下戶,……他們的賦役負擔,則不是全年糧食生產收入的百分二十幾,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這樣苛重的賦役剝削,顯然遠遠地超過了農民的實際負擔能力。……貞觀年間『課戶』的負擔竟高達全年農業生產收穫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難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它朝代就更不用說了。」


另一位學者王士立也得出了相近的數據,且認為餘糧只夠民眾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和最簡單的再生產需求:


「貞觀時期……寬鄉農民受田百畝,如都種糧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這百石的收穫物,約有四分之一要交給國家。……以一家五口計算,歲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糧尚余栗十五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大致可維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購置炊具、農具、送往迎來和養生送死等費用。這只是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維持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若遇豐稔,其境況可能要好一點;如遇凶歉,則境況還要差些。受田三十畝的狹鄉農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它副業收人,除去租調,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糧的生活了。」


亦即: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百姓終於過上了餓不死的日子。當然,較之隋末亂世遍地流民餓殍,已經好了很多。


學者韓國磐通過研究敦煌吐魯番的出土文件,得出結論:


天寶時的農民生活,並不像舊史所渲染的那樣美滿,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物價資料的探討,好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差的必至破產流亡。所謂『開元盛世』尚且如此……」


中國賦稅史》(2003)中的計算,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當時「好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差的必至破產流亡」的民生實況:


「均田、租庸調製下農民負擔和農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如何呢?貞觀年間唐太宗到靈口時,見到這裡農民一丁授田三十畝,敦煌戶籍殘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數,也在三十畝左右或略多,我們按一丁授田三十畝計算。當時的糧食產量,……畝產一般為一石,三十畝共收三十石。丁男為戶主的一夫一婦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這三十石來生活的。這三十石中,……按唐代規定,……所繳租庸調戶稅地稅共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穫物在上繳這些租稅外,還餘二十二石二斗五升。


「一夫一婦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糧,據《唐六典·尚書刑部》所載,……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糧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糧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繳納租稅後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還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說每年還缺少一個月以上的口糧。何況農民除吃飯以外,還需要種子、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和衣物往來等日常必不可少的開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於像敦煌戶籍殘卷中所記述的那樣,貧苦農民授田數額還要低予三十畝這個平均數,如果一戶只能授田十畝、五畝,那是連租調也繳不起的。」


亦即: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日子,自「貞觀之治」一直延續到了「開元盛世」。


台灣學者吳章銓對唐初民生的研究結論,也大體如此:


「(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餘畝,可以養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飢耐寒了。如果所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產力好,那就寬裕些,如果是貧瘠田,就很難支持。」


其實,貞觀君臣也很清楚,自己造出的「貞觀之治」的含金量。


貞觀四年,李世民「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襤褸」,發現很多窮人連衣服都穿不起。


貞觀五年,李世民擬修造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上奏,批評朝廷賦役繁重,沉痛說道:


「九成作役,余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


大意是:陛下修築九成宮,把徵兵役後剩餘的民間壯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個人去服役,全家生計就要陷入困頓。服兵役要自己準備器具,服徭役要自己準備糧食,舉全家之力,也沒法置辦齊備。


貞觀六年,李世民心癢難耐想要去泰山封禪,魏徵勸阻他不要搞事,理由是:從伊水洛水往東,一直到泰山東海,「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遠不是什麼天下大治的景象。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往懷州遊獵。有人上奏,批評朝廷長期勒令「山東眾丁」營造宮苑,還說如今的徭役「不下隋時」,可與暴隋相比,懷州、洛陽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太宗對著侍臣發怒,說這種批評是在詆毀君王,「有似咒詛」,與詛咒一個性質。


同年,還有侍御史馬周上奏說,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徵發徭役卻不遑多讓,「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來,「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我下基層調查,底層百姓對朝廷怨聲載道,認為陛下你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死活。


貞觀十三年,李世民執意發兵攻打高昌河西百姓全都遭了秧,「飛芻挽栗,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百姓或死於徭役,或為逃避徭役而成為流民,總之是被朝廷逼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也是在這一年,魏徵上奏批評李世民的愛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終,「頃年以來,天下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百姓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精疲力盡,關中百姓尤其慘,「脫因水旱,谷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如果遇上水旱之災,作物歉收,吃不上飯,恐怕會有人起來造反。


也是在這一年,史書記載,「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八州飢,人相食」。


貞觀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路上遇到少府少監竇德素,詢問為什麼又在修太極宮北門。竇把二人的詢問上報給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對著房玄齡,高士廉大罵「關你屁事」(何預君事),此後,「朝臣都不論事」,眾人緘默不言。


貞觀十六年,李世民下發詔書:「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肢體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大意是:自今往後,再有百姓膽敢弄斷自己的手足,以求逃避朝廷的賦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賦役也不能因為殘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詔書里把民眾自殘手足歸咎於「隋末遺風」,當然純屬狡辯,如呂思勉所言:


「是時役苟不重,民安肯自傷殘?」


如果不是朝廷的賦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誰會狠得下心來自殘手足?如果不是民間自殘手足的現象已經很嚴重,李世民也不至於下這樣的詔書。


貞觀二十二年,李世民準備二次進攻高麗,徵發劍南道民眾造船,民眾欲用錢來代替勞役,結果「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賣房子賣田產賣兒女,也沒法繳足朝廷所定的役錢,只有外逃一途,民眾外逃,無人耕種,糧價隨之暴漲,社會遂陷入騷亂動蕩,同年,因不堪賦役,「眉、邛、雅三州」民眾起來造反。


貞觀二十三年夏,李世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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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言之,終貞觀之世,民眾始終處於一種餓不死、活不起的困頓境遇。而這,又與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的理念直接相關——貞觀十三年,魏徵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麼'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麼歪理!」


他的這種理念,是對自商鞅韓非而下的法家愚民、弱民思想的直接繼承。


商鞅的原話是——「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想要求學、經商;民眾有多餘的追求,對國家不是好事,是害國的「虱子」。要讓國家富有,就得讓民眾始終保持在貧困線上。


韓非子的原話是——「凡人之生性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人的本性,是財富充裕後就會想要別的東西,在生產上變得懶惰。君主再如何滿足民眾的慾望,也不能讓他們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樣的人,做了皇帝也未必滿足,所以,滿足民眾的慾望,不是治國的正確路徑。


「貞觀之治」有兩個重要的標籤——民生豐足與從諫如流。民生豐足的含金量,已如前述,其實很低;從諫如流的含金量,實際上也好不到哪裡去。


貞觀二年,秋雨已至,暑熱未去。宮中炎熱潮濕,大臣們聯名上奏李世民,請求營建一座乾燥避暑的閣樓。李世民說:「朕呼吸系統有病(氣疾),確實不適合長期住在潮濕的地方。不過若答應你們的請求,耗費恐怕會很多。當年漢文帝珍惜十戶中人之家的資產,而放棄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漢文帝,如果耗費卻比漢文帝還多,又哪裡有資格做百姓們的父母?」


貞觀四年,李世民又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決於朕。但朕能夠自我控制,只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願。」魏徵在邊上接話:「吾皇英明,隋煬帝是個慘痛的教訓。」


但是,李世民並不是一個真的能夠自我控制的人。


同樣是在貞觀四年,就在說這番自誇之言的前後,他曾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對此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給拆了,以示節儉,天下人交口稱頌。如今又去重建,這算什麼?陛下天天說巡幸不是什麼要緊事,只會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什麼?當日太上皇要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可以賜給貧民,雖然太上皇沒採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陛下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陛下卻又要大興土木,這又算什麼?」


張玄素的擠兌沒留餘地,李世民很尷尬,只好回頭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如今玄素既然這麼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房玄齡當然知道「方便朝貢」是個很蹩腳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聖明」。


知識分子希望君王寡私慾而好仁德。李世民善於納諫、勇於改過的事迹史不絕書,其「鏡鑒理論」和「水舟關係論」深入人心,看起來也很符合寡私慾而好仁德的聖君標準。不過,如何說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贊張玄素阻止李世民營建洛陽宮、實有「回天之力」的同時,貞觀五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李世民,突然又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了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李世民稱讚了戴胄的直言並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時也沒忘了將洛陽宮修成,且極為奢華,「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徘徊在個體慾望與仁德表演之間,李世民深受煎熬。出於私慾,他一心想要修築洛陽宮;為了那眾人稱頌的仁德,他又屢次接受大臣們的勸諫,放棄了修築。當屈從於個體私慾而不顧一切把洛陽宮華麗地修築起來之後,他似乎又受不了滿朝士大夫們打量他的異樣目光。最終,洛陽宮問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狠下心,把負責工程的建設部部長(將作大匠)找來痛罵了一頓,指責他營造得過於奢華,免了他的官,然後把剛剛落成的宮殿,又給拆毀了。


這種煎熬一直伴隨著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他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裡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裡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於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他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氣疾」,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拿「氣疾」辯護,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因「氣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當時還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於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他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裡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來了,實在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李世民與他的臣僚們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李世民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了諫臣之後,他想去遊獵,仍然會去;他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同樣的遊戲玩久了,是會煩的。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 李世民聽了大怒,對著房玄齡發飆:「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 李世民還曾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也是在貞觀八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正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追溯起來,這場納諫遊戲,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李世民,急於重塑自己的帝位合法性,遂與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知識分子們一拍即合,開啟了一場「從諫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於執行進諫的內容,一直興趣索然。


隨著在位時間的久長,帝位的合法性問題漸漸變得不是問題(至少已經弱化),李世民開始不想玩這種遊戲了。貞觀十一年,他對魏徵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遊獵過於頻繁,但朕以為如今天下雖然無事,武備還是不能鬆弛,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後苑狩獵,又沒有勞民傷財,這有什麼錯呢?」魏徵無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勵進諫,應該讓人暢所欲言。說得對,陛下採納,對國家自然有好處;說得不對,陛下不理會,也沒什麼損失。」李世民聞言大悅:「愛卿說得很對!」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李世民的牢騷里清晰地傳達出一種不想將遊戲進行下去的情緒。這種情緒,也凸顯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這年十月,御史柳范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遊獵。結果李恪遭罰。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范梗著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們在這一年裡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遊獵,李世民則借遊獵一事屢屢向臣僚們發難,抵觸情緒至為明顯。


內心深處,李世民不想再玩從諫如流的遊戲,但同時他又很在乎自己的歷史形像,多次違制向史官索求關於自己的歷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最終,他如願以償從房玄齡手裡看到了國史,並對撰史工作給出了「重要指示」。

歷史的塵埃——「貞觀之治」的含金量,其實非常有限 - 天天要聞


這種糾結,將貞觀時代的李世民變成了一位演員。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後,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動工。九成宮被輿論指責修建得過於華麗,他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原因卻是修出來後不合自己的心意。


貞觀二十餘年,李世民接受了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


對李世民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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