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場：禮品就是人品。此人送我的鼻煙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錯

官場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這一規則，是不可能混好官場的。這一規則是什麼？

制度化送禮

明朝中後期，一位官員到某地方擔任縣令，第二天就貼出了一張告示。這告示跟工作無關，而是一份通知書。告示說：明天是本老爺的生日，本老爺非常喜歡熱鬧，所以衙門上下的人一定要來，但前提是不許送禮。

告示一貼出，衙門裡的書吏、雜役紛紛聚在一起猜測這告示背後的含義。一些初入官場的人簡直就想拍案稱快，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場呆得久的一個書吏微笑著說：「這禮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讓送為何還要出告示，告訴我們他的生日？」

書吏、雜役這才醒悟過來，點頭稱是。於是大家湊錢鑄了一個金鼠送給了這位縣官。

果然，這位縣官大喜，說：「我夫人小我一歲，是屬牛的。」

大家聽了心裡全都明白，看來過不了幾天就得給縣官送一頭金牛了。

在會心一笑的同時，我們應該明白這個笑話背後其實隱藏了官場的一項規則。官場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這一規則，是不可能混好官場的。這一規則就是：絕大多數上司大都喜歡收禮。其實，自從有了官場，就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下屬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員饋送錢財禮物。平時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逢年過節，或者上司舉辦什麼喜慶事，如賀壽、迎娶、生子等。禮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在中國帝制時代，官場上的一些小人物每個月都要給上司送禮，此外還有一些「突發」的禮要送，比如上面那個縣官的生日。年節時就更要送了。不過這個時候的饋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確定數目。

《官場現形記》有下面的記載：向來州、縣衙門，凡遇過年、過節，以及督、撫、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慶等事，做屬員的孝敬都有一定數目；甚麼缺應該多少，一任任相沿下來，都不敢增減毫分。此外，還有上司衙門裡的幕賓，以及什麼監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節，或是到任，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

在按規矩送禮這件事上，《官場現形記》中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於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當中的應酬，並沒有少人一個，而且筆筆都是照著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屬的為了逢迎討好上司，必須要有孝敬上司這筆開支，即使勒緊腰帶，四處借貸，也要按時如數奉上。

官場上有句話叫：「做官的俸銀，不夠上司節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清時有一個官員說他在陝西糧道任內饋送上司的詳細情況：將軍三節兩壽，糧道每次送銀八百兩，又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一次；兩都統每節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八旗協領八員，每節每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將軍、都統又薦家人在倉，或掛名在署，按節分賬；撫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兩，節壽但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制台按三節致送，每節一千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

當然，不僅僅是上司的禮要送，同輩份之間送禮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壽，明天他家死人，每個月總要有幾宗，這就要大家一起湊份子，湊的錢稱為「份金」、「份子」。這些同寅間的應酬被認為是「禮不可廢」的規矩。

《春曹儀式》記有清代禮部衙門中關於此項規矩的一些內容，如：「終歲，同舊僚公會。儀司約舊僚官尊者，斂分舉行。同僚及舊僚，遇有慶弔，禮不可廢，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輕重，斂分舉行。」

表面上看，「湊份子」是人情往來，但在官場中，這種人情有著權力因素，所以漸漸地就形成了一種規矩，很多人都認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當然的事。

一首主題為「湊份子」的詩這樣寫道：

「同官同鄉請份子，兩吊四吊分彼此。

為奠為祝為告幫，五百飯資先去矣。

都門流落君莫哀，急濟會人鬮資財。

從古長安居不易，再到長安好運來。

重請份子原應該。」

由此可見，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場之中朋友情誼的深淺。

在帝制社會，既然官場應酬如此之多，禮之厚重不言而喻，那麼，官場應酬的開銷有多大呢？

清朝官員張集馨在福建當汀漳龍道台（汀漳龍地區一把手）時，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帶著家眷、兵役、隨從等三千多人浩浩蕩蕩打道回鄉，途經漳城，當地為了招待這位前上司，既備酒席，又請戲班，還送上「程敬」（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共花去一萬兩銀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經不是官員了，居然還受到如此優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員如果下一次基層，基層官員該拿出多少錢來。

最典型的就是欽差出巡過境，相對於朝廷派來的特派員，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決定一個地方官的進退，所以無論你在地方多麼位高權重，都成了小人物。欽差一來，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時候了。張集馨曾就此記過一筆賬：欽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門駐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單，到布政使衙門請借接待費二萬兩銀，事畢之後再將經費分攤給各州縣，大約每次的攤派總額為三五萬兩銀。欽差出於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禮金，於是，地方官還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欽差的私宅，向來如此。

即使不是皇帝的特派員，就是過往的要員，地方官也是不少出血的。還是那位張集馨，曾在其著作中記錄了一份詳盡的日常應酬情況。當時他擔任陝西督糧道（相當於財政廳長）一職，由於督糧道這個差事很肥，所以，陝西的官場接待經費也由他來負責。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他做了哪些行政工作，篇篇都是官員、官場規則的文字。

下面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張大人記錄的迎送要員情景：但遇有要員到境，督糧道便跟隨將軍（大軍區首長）、巡撫（省長）等上司到官廳迎接，送至公館休息，然後張燈結綵，請戲班、備酒席。每次都要請兩班戲，酒席備五桌上席，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備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

陝西西安由於氣候原因，活魚很難得，一尾大活魚值四五千文錢（約三兩銀，400多元人民幣），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都是貴重難得的東西，亦必設法求購，否則客人就會認為這個督糧道太摳門。這樣的聚會是非常熱鬧的，一直要折騰到深夜兩三點鐘才散。散後，主人將喝得搖晃的客人送出登轎，逐次揖送，還要派下人持著主人名帖，到各公館道乏，表示辛苦。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並饋贈盤纏，盤纏之多少，依客人官職尊卑而定。每次宴會，連戲價、賞金、酒席雜支，一般都要二百餘兩銀，當然，這還沒有包括送給客人們的路費。

張大人在其著作中寫道，一年當中，大宴會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春秋年節，還要請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員看戲喝酒。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沒有過往的客人，他就必須主動邀請人家了，被邀請的人包括兩司（布政使與按察使）、鹽道（相當於省財政廳副廳長）等等，不如此，則不足以聯絡感情。

這樣算下來，張大人一年的開銷（包括每年送給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員的禮金）一般都在五萬兩銀上下，這還不包括送給同僚朋友的經濟援助金。

名目繁多的迎來送往已成為中國古代官場中的一大陋規，雖然很多官場中人很無奈，但不得不承認，通過送禮，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而且，最為重要的是，所以要送禮，就是因為有人喜歡收禮。明朝有位可惡的官員就特別喜歡收禮，他叫鄢懋卿，其生性奢移，甚至用彩錦裝飾廁所，用白銀裝飾便溺器皿。這樣的生活當然不是基本工資可以支撐的，所以他必須要收禮，有時候還發揮主觀能動性，對下級官員進行敲詐。如果有哪個官員沒有伺候好他，並孝敬他一大筆銀子，就會遭到報復。他外出視察時，經常與妻子同行，專製成五彩輿，讓十二個女子抬著，道路上人們看到無不驚駭。鄢懋卿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員紛紛竭力逢迎。在一次視察山東時，山東歷城縣令薛禮勤，因不肯屈從其淫威，竟被他借故當場砍了腦袋。

中國歷史上如鄢懋卿這樣強行收禮的上司多如牛毛，更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有些官員特別奇怪的禮都會收。唐朝有位叫元載的宰相，可能是小時候窮怕了，當他成為宰相後，拚命地收禮要禮。在他被絞殺滅門之後，朝廷從他家中抄出大量的金銀珠寶、鑽石瑪瑙、古董玩意，房產多處，可是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八百石胡椒。

在今人眼中，這不過是一種調味品，可在唐朝，這可是高級消費品，唐朝不產這個東西，只能靠進口。有人計算過，唐時一石重為現在的79320克，那麼八百石就是現在64噸。任何人都知道，這些胡椒肯定不是一日之功能積蓄起來的。是哪些人物源源不斷地給元載送這麼多的高級胡椒呢？當然是那些官場小人物了。

宋朝時的權臣蔡京很喜歡吃一種腌的食品，於是抄家後，朝廷發現他家中有三間房子里放的滿滿的都是此物。這個東西怕是比胡椒更難存放，但是依然有滿滿的三大間房子里放滿了這種食品。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錢買的，他不會買這麼多守著。

明朝的大貪官嚴嵩和他的兒子嚴世蕃特別喜歡女色與金銀。家中所用的器物，可以用金銀鑄造均不用其他材料，最變態的就是用黃金澆注裸女，用白銀澆灌女性的生殖器狀的恭桶。能用黃金做器，可以說黃金不是一般的多，而這麼多的黃金肯定也是當作禮品收到的，因為皇上發給嚴嵩父子的工資絕對打造不了金人。

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貪」的清朝官員和坤，窮苦人家出身，最後位居人極。在乾隆這個號稱是最聖明的「十全老人」的庇護下，家資豪富天下。嘉慶上台後抄了他的家，其家產摺合白銀約八億兩，相當於當時朝廷11年的財政收入，所以才有「和坤跌倒，熹慶吃飽」的話。八億兩，到底有多少官場小人物給和坤送禮，才能聚集起這富可敵國的資財呢？

很多人都覺得奇怪，為什麼在中國古代會有那麼多貪官，倘若換個角度思考，如果沒有送禮的，貪官的數量還會這麼多嗎？事實上，送禮在多年的官場中已經成了世襲制度。

所以，不止小人物在送禮，古代整個官場都在忙著送禮，就連官場上權力最大的皇帝也會忙著送禮。

唐朝開創者李淵能打下江山，創業成功，大半歸功於「送禮」。如果有人去投奔他，就送給一個州的一把手噹噹。僧多粥少，來的人太多，而州縣太少，於是，李淵就把一個州劃分成幾個州，然後分送給人。這樣，李淵送的「禮」越多，聚集在他手下的人就越多。

當送禮已成為一種官場制度，那進入官場的人就沒有不送禮的。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禮尚往來」，有「回報」，你去給他送禮，他必定會來給你送禮。小人物在官場上要敢於、也要捨得送禮，因為禮尚往來的回報就很可能是自己想要的陞官之職位。

禮品就是人品

我們都知道戚繼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卻不知道戚繼光把送禮和收禮研究得順溜。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張德信在說到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繼光時，指出戚繼光的好朋友王世貞記述過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為了取得上司張居正的歡心，戚繼光曾不惜重金購買「千金姬」的美女作為禮品奉進；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則說戚繼光為了討好張居正，把家鄉蓬萊出產的海狗腎給張居正送去了許多。

戚繼光家雖世代官宦，但並不富有。作為一品武將，年薪也不過一百多兩銀子，哪裡有財力時時購「千金姬」？雖無史料證明他怎麼拿錢，但他既會向上司進貢，下級也不會不向他進貢，照收就是了。

戚繼光來義烏招兵時，正好在西門戚宅里碰到義烏戚姓戚孟滿，敘起族誼，說戚繼光上祖從義烏遷安徽定遠已13代了。臨別時，戚繼光贈給戚孟滿古銅五事一副，雲鑼一面，玉杯一隻，金百兩，並命建戚氏族祠。當時戚繼光還是個參將，年薪肯定不到一百兩銀，但他贊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兩白銀。

戚繼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時，俞大猷遭嚴嵩、趙文華誣陷，說他「追擊不力，縱寇南奔」，要下獄處死。戚繼光籌集了三千兩銀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有錢好辦事，無錢寸步難行。戚繼光想實行「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繼光正直，但屢次被罷官，甚至下獄，就是例子。

戚繼光為了同身居要職的頂頭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關係，保住自己的兵權，不能不犧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張居正等貪財色的高官。戚繼光是十分講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滅倭寇，保國家的平安？如果戚繼光不這樣做行嗎？要駕馭時勢，左右逢源，必須講究策略，按照當時的遊戲規則來運作，這就是戚繼光的過人之處。

官場上，上司有所好，下屬沒有不辦到的，禮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語說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對上司還一無所知，只要把禮品先送上，保證沒有辦不成的事。

唐朝的張固寫了一本叫《幽閑鼓吹》書，其中卷五十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中唐時期，京城發生一件大案，牽扯到不少官員，但因為有人暗中活動，所以遲遲不能結案。有一天，宰相張延賞想起此事，非常憤怒，便召見司法官吏，當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內審結。」第二天上午，張延賞來到自己辦公的地方，發現書案上壓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錢三萬貫，請不要過問此案。」張延賞大怒，當即把紙條撕了，又下令下屬督促審理此案。可隔天去辦公，見書案上又出現了一張條子，上面寫著：「錢五萬貫」。張延賞更是氣憤，下令限在兩日內審結。又過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張紙條，寫著：「錢十萬貫。」張延賞搖搖頭，嘆了口氣說：「錢至十萬，已經可以通神了，沒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禍，只能不去管這樁案件了。」

這個故事就是「錢能通神」的掌故。錢能通神，所以在官場上，各種小人物都忙著借各種名義給上司送禮。

明代萬曆年間，大臣張居正有一次回家奔喪，為了讓丞相大人旅途舒適，知府錢普早早就命人專門為張居正製作了一頂豪華的轎子：轎前有好幾重門，門後有考究的寢室以供休息；兩旁還各有一小亭子，裡面分別有一名童子，專門負責打扇焚香。就這樣，32名轎夫抬著張居正，浩浩蕩蕩一路南下。聽說張居正喜歡美食，每到一地，當地官員都會投其所好，將上百道珍饈美味呈送到飯桌上。錢普是無錫人，正好能燒得一手吳地菜肴。當張居正吃到錢普這個知府親自為他烹制的美味後，很是滿意地稱讚知府錢普：「我一路走到這兒，才算吃了一頓飽飯。」

在官場里，禮品還可以定人品。潘祖蔭是咸豐時期的進士，歷任工部、刑部、禮部尚書，最高時做到軍機大臣。一次在軍機大臣任上，是個節假日，諸多官僚到他家裡玩麻將，邊玩邊扯白話，扯到了某地方提督。

潘祖蔭對這人滿口稱讚，說此人忠肝義膽，德才兼備。

官員李文田聽了有些好奇，就問潘祖蔭：「此人有什麼功績？」

潘祖蔭說：「不太清楚。」

李文田又問：「此人的長相如何？」

潘祖蔭又說：「沒有見過。」

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見面，卻說這人德能勤績很高，潘祖蔭為何會讚美此提督呢？潘祖蔭自己說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煙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錯。」

就憑一個鼻煙，潘祖蔭就對沒有見過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這麼高的評價，而那個地方提督也就獲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蔭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見，鼻煙這個禮品在官場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對這一點，送鼻煙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禮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會選上等的禮品獻給潘祖蔭。

禮品定人品，這還只是禮品在官場上的作用之一。

以禮陞官=「政以禮成」

古代官場說「政以賄成」，其實這個「賄」就是「禮」，此話可以說成為「政以禮成」。誰懂得了「送禮」，誰就打開了升官發財的「竅門」。可以說，「送禮」是走向仕途的終南捷徑。

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酷愛樗蒲（chū pú）。樗蒲是古時的一種賭博遊戲，擲骰子決勝負，叫擲采。采有十種，盧、雉、犢、白為貴采，其餘的是雜采。

孝武帝每次賭博時都喜歡下大賭注，人家畢竟是皇帝嘛。陪他玩的人在賭博時都要讓他幾分，並且不敢下注。朝廷中有個叫顏師伯的人，知道孝武帝有這一愛好，馬上也精學樗蒲。當他和孝武帝玩這種賭博遊戲時，總是敢下大賭注，還故意輸給孝武帝。孝武帝也最喜歡和顏師伯玩這種遊戲。

有一次，孝武帝劉駿和顏師伯又賭了起來。劉駿先擲骰子，一下擲了個「雉」點，立刻高興不已，以為這一局穩操勝券，因為「雉」點為上乘，很不容易擲到。然而顏師伯輕輕一擲，得到一個最佳點「盧」點，級別在「雉」點之上。

孝武帝見狀大驚失色，因為這次的賭注是一百萬錢，暗想自己輸錢已成定局。然而，早有預謀的顏師伯卻鎮定自若，裝作不知道，迅速抓過骰子，平靜地說：「我差點得個『盧』點。」

這一來，顏師伯當場輸給孝武帝一百萬錢。機敏的孝武帝，對顏師伯的「作弊」心領神會，樂不可支地收下贏錢。不久之後，孝武帝就提拔顏師伯當了宰相。高官位一到手，顏師伯就更加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財物滾滾而來，把輸給孝武帝劉駿的錢十倍百倍地賺了回來。人們背地裡議論說，顏師伯以錢釣官，賺了大頭兒。

借著賭桌，以輸錢名義行賄賂收買之實，這種把戲一直上演到今日。人人都清楚，這種並不高明的手段和其他「送」一樣，其目的都是為了「取」。顏師伯之所以如此大方地「送」，一日之內，白「送」給皇帝上百萬錢，但他絕對不是做賠本買賣的。他「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大「送」特「送」是為了博得皇上的歡心與寵愛，自己能獲得更大官職，當然也就獲得更多的財源。

像顏師伯這樣大方地「送」禮的官場人物很多，但是很多時候，禮物並不能直接送到關鍵人物手上，特別是官場上的小人物，這時官場上生出一種「官場掮客」。晚清吏官劉坤一欲到江南當總督，因擔心慈禧太后不允許，便想走軍機處大臣榮祿的門路。但榮祿門不得而入，他只得拚命巴結榮祿的親信、軍機京章連文沖，但連文沖也不容易結識。劉坤一登門拜訪了兩次，都見不到人，不得已，又輾轉求連文沖的幕友某人代為牽線引見。結果這幕友以連文沖的名號，訛詐了劉坤一四萬兩賄銀。劉坤一面對這明擺的敲詐勒索，卻還大方地掏錢給這位「官場掮客」。

清末時，京城前門內有個庵子，當家的是一個法號叫「鏡空」的尼姑，因為結識了不少達官貴人，還有一位公主拜在她門下為徒，經常出入宮禁，所以頗有些勢力，能通過她影響皇室的意見，進而影響官員的仕途命運。她在京城的權力圈子內，算是一個「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人物。這個鏡空也恃著與權貴親近的關係，乾脆做了奔逐權門、替人打通關節的官場掮客。那些進京求官的、託人說項的，曉得她的來歷，大都走這個鏡空的門路，先把錢送到她手上。

以禮保官

以禮能陞官，當然也能以禮保官。我們來看清末左宗棠和他的親姻胡林翼一同如何用錢禮為自己保官的。

左宗棠一開始做巡撫駱秉章幕府里的師爺，這是一個不入國家編製的官職。心高氣傲的左宗棠倚仗自己的才能得罪了湖南布政使官文。官文參本參劾左宗棠，將控狀遞上都察院。

駱秉章很喜歡左宗棠，當然不可能見死不救。咸豐九年八月廿五日，駱秉章到朝廷為左宗棠辯解。這在皇帝看來，難免有護短的嫌疑，所以皇帝批複：「劣幕把持。」對駱秉章嚴加申飭。

眼看大禍臨頭，恃才傲物的左宗棠這才慌了神。巡撫衙門看來是不可呆下去的了，所以左宗棠決意出幕，以免累及駱秉章。他的打算是北上進京，一是，明年（咸豐十年）是大考之年，如果撈個進士回來也就可以正式入官；二是，既然有人告到京城，他要「願就刑部對質，一夕暴死」。

左宗棠致信好友兼姻親、時任湖北巡撫的胡林翼，胡林翼馬上對左宗棠說不可。胡林翼老謀深算，深諳官場上陰陽相濟之道。他任湖北巡撫之初，朝廷忌他手握重兵，特派官文總督湖廣，暗中監視。有識之士都為他擔慮，但胡林翼很聰明，極力討好官文，每月給總督府送上豐厚銀兩，又讓母親認了官文寵妾為乾女兒，從而與官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關係。現在親家左宗棠有難，胡林翼以他多年為官的經驗，自然曉得最為妥善、保險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他一方面給左宗棠寫信，設法阻止左北上——「刑部對質」的想法雖然光明磊落，卻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況且，官文已秘密得悉左宗棠北上的意圖，又給皇帝上了一道密折，說左宗棠潛身入都，營謀脫罪，請皇上命令步軍統領（首都公安局局長）將左擒獲送鄂。左宗棠進京，無疑是自投羅網。

另一方面，胡林翼又啟動了一系列私人關係網。胡林翼與官文的關係不錯，所以馬上又給官文寫信。胡林翼先給官文燒了一炷高香：「滌帥（對總督的尊稱）有宰相之度量，我等亦深服中堂大人（指官文）之德高望重，冠絕京官外臣、文武百僚。」然後，胡林翼才轉入正題，請官文對左宗棠開恩：

「此案中，樊燮與黃文琛等人，似乎都無好聲名，正案如何，林翼不敢預聞。只是案外的左生，實系林翼私親，自幼相處。這傢伙近年脾氣不好，林翼也拿他沒辦法。而且，駱公秉章與林翼已有兩年沒有通信，直至去臘月方有私函往來。假如樊案有牽連到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唯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同時到京城那邊，胡林翼也不閑著，馬上備「輦三千金結交朝貴」，替左宗棠打點關係。出面操辦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親家、翰林院編修（相當於中央政府智囊團教授）郭嵩燾。

郭嵩燾很早就從他的同鄉兼同僚、翰林院檢討（相當於中央政府智囊團副教授）王闓運那裡，獲悉皇帝密諭嚴查左宗棠的消息（消息其實是肅順有意透露出來的），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肅順求救。肅順權傾朝野，又非常賞識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漢臣，有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無虞。

郭嵩燾於是委託同鄉王闓運代為疏通。王闓運與肅順的關係還不是特別鐵，所以王闓運又托他的同僚、肅順親信高心夔說情，最後由高心夔將「保左」的信號傳給了肅順。

肅順答應搭救左宗棠，不過他又不想太著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燾：「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那麼由誰來奏摺保薦左宗棠？外臣好找，胡林翼、曾國藩都會保舉左宗棠。曾國藩與左宗棠也有姻親之誼，又是同鄉，當時「極相友善」，但是內臣卻不好找。郭嵩燾想到了一個合適的人選：與他同在南書房當值的潘祖蔭，一則自己與潘祖蔭有私交；二則潘祖蔭與皇帝親近，說得上話。但有一個問題：潘祖蔭與左宗棠素不相識，憑什麼要保舉他？郭嵩燾考慮再三，決定計賺潘祖蔭，首先第一步就是送錢。

潘祖蔭一直很信任郭嵩燾，又見到大把的銀票，很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絕，將銀票納入懷中，說：「我們且飲酒，再商量。」幾杯酒下肚，大家面熱耳赤，郭嵩燾趁熱打鐵，要潘祖蔭趕緊遞折。路上，潘祖蔭又問所保何人，郭嵩燾擔心潘祖蔭會有所變卦，仍不肯明說。到了奏事處門外，潘祖蔭說：「事已至此，必無悔理。只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則萬一皇上問起，將何詞以對？」郭嵩燾這才出示保折，潘祖蔭看了並無異言，於是簽上自己的大名，遞上奏事處。

這份將左宗棠個人安危與帝國命運聯繫起來的保折，對咸豐皇帝的觸動很大，促使皇帝開始考慮對左「亦應重用」。

後來左宗棠為報答潘祖蔭的保舉之恩，據說每年冬天送給潘祖蔭的「炭敬」（取暖費）照例是一千兩銀子（摺合人民幣約15萬元）。他還贈給潘祖蔭家一份價值連城的厚禮——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

為了保官，不但要用計，更重要的是用錢，但是有些官場人物卻捨不得大把的銀子出手。保官畢竟不同於陞官，這得下狠心出大價錢，一旦捨不得，不僅官位不保，命也會不保。

明朝大太監劉瑾，知人論官。給他送禮品者，他未必記得住，但沒給他送禮品者，他個個都記得牢。他對送禮品有個基本標準，上不封頂，下得保底，最低標準是：地方官如果上京朝覲，得送兩萬兩，方准放回；京官去地方去巡視去旅遊去考察幹部，得給上司帶禮物，無禮品者，得小心官品。

正德年間，給事中邵天和去海東盤查一樁鹽案。這人面子薄，很怕丑的，不敢向人索拿卡要，回得京來，兩手空空。上班時碰到劉瑾，劉瑾說了一句：「小邵，海東那地方有甚特產啊？」把個小邵嚇得尿了褲子，趕緊向人借了18300兩銀子。小邵大概人緣不錯，還能借到錢。兵科給事中周鑰去淮南公幹回來，視察索錢沒索到，回來借錢沒借到，計無所出，只好自認倒霉了。當年被劉瑾「橫索金錢，不應」而遭貶謫的還有學士吳儼、副都御史邵寶、南京都御史張泰等等。

清將熊廷弼在遼東守邊，「有遼事以來，再任經略，不取一金銀」，卻因遼東失事，坐牢房。劉瑾向熊廷弼傳話，說只要以大量禮金給劉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劉瑾向熊廷弼索要四萬兩，熊廷弼卻捨不得，沒禮品給劉瑾。劉瑾自然說熊廷弼沒人品，於是他反說熊廷弼向東林黨的楊漣、左光斗各行賄兩萬兩。東林黨是劉瑾的死敵，不但不向劉瑾送禮品，而且對劉瑾以禮品論人品的事情進行彈劾。劉瑾對他們恨得牙根癢。熊廷弼的事情一出，劉瑾將兩案併案處理。楊、左等六君子被殺，熊廷弼被「傳首九邊」。

小結：封建時代，「禮」不僅是一種美德，還是一種官場政術，更是一種秩序。這種秩序的本質是上級享有某種「福利」，這種「福利」包括物質性的「利」，比如禮品、禮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送禮必須要有藝術性與科學性。

資料來源：

官規則／晨未著．—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