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

彭龜年是南宋中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歷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為官長達三十七年。乾道五年（1169）年，彭龜年中進士及第，從此步入仕途。他從一名基層的縣丞做起，但並沒有因為官職低微而有絲毫懈怠。在近三十年的地方從政生涯中，彭龜年經常接觸百姓，了解人民疾苦，這也養成了其忠直、愛民的為政特點。

初入仕途

宋代科舉打破門第限制，許多寒門出身的讀書人，通過科舉取士，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成為留名青史的政治家、文學家等。故「中進士甲科」成為寒門讀書人的共同目標，同時，這也形成了士大夫，兼官僚、學者、詩人的三重身份。彭龜年也不例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彭龜年發奮讀書，很快脫穎而出。

紹興二十九年（1159），參加鄉試。乾道五年（1169），與陸九齡、黃裳、楊簡、江默等同中進士，授袁州宜春縣尉，這是他涉足政壇的第一步。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權，自建立之日始就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政策，取民無藝，無止境地榨擠人民的血汗，賦稅年復一年的猛增，幾乎是以直線上升的。孝宗朝時，為了維持巨大的財政支出，孝宗大幅度提高賦稅徵收額。百姓苦不堪言。

彭龜年並沒有因為官職的卑微而有絲毫的懈怠，他說：

並時刻以「吏無德於民，民不能一日安之」為準繩，鞭策自己。故史贊其「自初筮仕，憂國愛民」。對於茶榷，彭龜年說：「變稅為榷，奪民之利，天下怨之」他認為：

「榷茶並非自古就有，唐朝『初稅天下茶以為常平，請儲以備水旱』，卻被後世利用，成為朝廷斂財的工具。宋初，先用禁榷法，後『好事者始複議取。』宋徽宗朝實行『茶賈買茶於商戶，輸錢於官場』，致使負販失業之民，往往犯法。唐朝雖徵稅茶，「每歲得錢四十萬貫」，但孝宗時期的榷茶收入是唐朝的十倍之多。

尤其南宋朝廷敗退南方後，加重了對東南諸地的掠奪，東南諸路稅賦成為維持統治的主要經濟來源。而江西人口較多，土地較為肥沃，成為了南宋朝廷重點搜刮地區之一。生於普通農家的彭龜年，深知百姓疾苦，又加之他自幼深受儒家「仁政"、「愛民」思想的熏陶，彭龜年主張以民為本，採取安撫的方法，妥善處理，以防激起民變。但是彭龜年的這些建議未被採納。

相反，為了制止私販，南宋官府加大了力度，設巡防巡卒。但巡卒多作威作福，濫用職權擾民，「是至獄戶填滿，嚴冬盛夏死損者常有之。」彭龜年嘗上書州府「宮庭治囚失體」。彭龜年說：「巡不足以懼惡者，反以懼善者。」加之，受其恩師張栻主張招降茶商軍思想的影響，彭龜年極力反對剿滅茶商軍，主張「多方存撫」。

隨著官府和茶商之間矛盾的惡化，私販者反抗情緒也越來越激烈，多結成武裝集團，以對抗官府。接著南宋朝廷在江西對茶商軍的剿殺再一次失敗。兩戰皆敗，宋孝宗大怒，罷免了諸多陣前將領。又由於茶商軍在江西勢力的擴大，官軍的屢次失敗，這已嚴重威脅了南宋政權，必須立即重派主帥前往江西，領導剿殺茶商軍的行動。

但面對這一燙手的芋頭，南宋朝廷無人敢接。這時辛棄疾挺身而出，願前往江西，解決茶商軍叛亂。同年七月，辛棄疾被任命為江西提點刑獄。辛棄疾的為人、為官及軍事才能，早已美名遠揚，他的到來給江西戰場帶來了希望。隨著茶商軍規模的擴大，彭龜年對茶商軍的態度也開始轉變，由原來的「安撫」也逐漸轉變為「剿殺」，以致後來親自參與圍剿。

彭龜年認為，剝削過重使「民日有不贍之憂」，則百姓一遇饑寒交迫，定還會再次起紛爭。正如其師張栻所言：「一有饑寒交迫，則利慾動而恆心亡。恆心既亡，則將何所部至？無足怪也。以至陷於罪戻,則又從而行之，是豈不民之罪哉？」這樣往複循環，必然動搖南宋朝廷的統治。

命運轉折

彭龜年幼年的經歷，使他深知民生之艱，故為官後，更多地致力於廢除各種無理的加耗和雜稅。淳熙四年(1177),這一年是彭龜年人生轉折期，張枃調職袁州，彭龜年對張枃早已仰慕許久，對其十分敬佩，並希望其在袁州能有一番大的作為，使民生凋敝的袁州現狀能有所改善。

他先後寫出《上袁守論苗倉收土米耗書》、《代臨江軍乞減上供留支用書》、《乞蠲積欠以安縣令書》，字字句句皆是為朝廷、百姓著想。彭龜年還上州府《論火備書》，提出修水池和組織百姓家備大水桶，以防火災發生的建議。南宋的火災較多，京城和州府時有大火發生。

南宋中後期，江西成為人口比較密集的區域之一，袁州府的人口密度又為江西較高區域之一。故頻繁的火災發生，還給百姓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淳熙十二年（1185），彭龜年遷宣教郎。同年，彭龜年以母年事已高，無人奉養為由，請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期滿後，再請辭。

未等期滿，母楊氏死。服滿後，彭龜年受吏部尚書鄭僑和兵部尚書張枃的推薦，得光宗召見，成為其仕途道路上最為重要的轉折點。

大體而言，從乾道五年進士（1169）及第至淳熙十六（1189)年,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彭龜年主要為縣尉、縣丞等比較低級的職位，但是彭龜年憂國愛民的情操，也使他得到了諸如張枃、趙汝愚、周必大、留正等人的賞識，這為其日後任職朝廷得到重用，逐漸步入政權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任職中央

北宋末年，宋徽宗「將御筆手詔，變亂舊章」，後又為姦邪所用，最終導致「北狩之禍」故樓鑰嘗言：「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此時，彭龜年任太學博士。彭龜年認為直言君過是臣子應盡的首要職責，且「天下之事，紛紜淆雜，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以陛下一人之聰明酬之，可不謂難哉。」故上《論正始之道》，光宗「首肯久之」，認為是「當世急務」。

見到光宗如此知言納諫，彭龜年大受鼓舞，針對光宗自登大位以來，宮掖之間，宴飲爽節極盡奢華一事，彭龜年繼續上諫，真實講述了南渡後宋統治集團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面貌。對於彭龜年的這些諫言，光宗「始悅而終違，面從而心拒」，「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聞」。

退朝後「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爾，唯有逸豫爾，唯聞某處教習樂舞以備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娛聲爾。」彭龜年作為士大夫中少數的精英，憂國愛民，滿腔壯志，渴望收復失地民族意識頗強。在南宋士大夫多無恥的大環境下，更能突顯彭龜年的可貴之處。

光宗下詔求言納諫，招攬人才，只不過是其慣用的裝點門面的手段而已。諸如彭龜年、劉光祖之類的正直臣子，在光宗的「倡導」下，紛紛上書，直言其弊。光宗為裝點門面，任用正直的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誤認為光宗是好言從諫之主，連上數疏論諫。

這時，光宗想授予東宮舊人吳端以帶御器械的頭銜。劉光祖認為吳端本為巫醫，只是因善於逢迎，而得光宗和皇后李氏歡心，沒有資格授予這樣的榮銜。劉光祖進言此事，言此舉「輕名器、壞綱紀、瀆主權，一舉三失」光宗極為氣惱。

同年四月，光宗借故罷免了劉光祖的言職。時任太學博士的彭龜年得知劉光祖因論吳端而遭罷免，彭龜年冒「越位」之險，上疏光宗。上疏兩日後，不見光宗答覆，彭龜年寫信給丞相留正，希望其能出面，諫止光宗罷斥劉光祖。故宋魏了翁贊其「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

紹熙二年（1191）二月，針對光宗獨斷、貶斥台諫，彭龜年委婉地批評光宗濫用封樁錢，彭龜年的忠心直諫，換來的卻是光宗的敷衍了事。

觀光宗行為，應該三者皆有。清代學者王夫之亦說：「君拒諫以宣欲」。光宗拒言玩諫，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註定了紹熙初政的求言納諫，只不過是應景文章過場戲。所以說，一切忠言之被採納，不論來自任何人，必須基於君主賢明。

結語

他雖稱不上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卻也並非碌碌無為之輩。生於風雨飄搖的南宋初年，加上年少時的艱難生活，使他對南宋王朝國弱、民貧、財乏之狀況有更為清楚的認識。作為封建時代的士大夫，他忠君愛國，一直為實現國富民強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