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冒死向乾隆提出一項經濟戰略，若能實現，中國早已騰飛

從嘉慶年間開始，社會上就廣為流傳著一句諺語：「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這位近代史上最出名的貪官之一，在國人心中印象頗深。

曾經風靡全國的《鐵齒銅牙紀曉嵐》，更是將和珅的小人嘴臉體現的淋漓盡致。

而歷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呢？

能夠成為軍機大臣，肯定有其過人之處。

在另一部《乾隆王朝》中，有這樣一處情節：和珅向乾隆報上英使的通商條款，遭乾隆嚴詞拒絕。

現代人常回想清朝的閉關鎖國之令，如果當時通商條款能夠通過實現，或許現代中國又會是另一番樣子了吧。

大貪之人，功碌一生

和珅，又可以叫做鈕祜祿·和珅，是滿洲正紅旗人。

和珅的出身並非貧微，出身滿洲八旗，祖上還掙下過軍功，講究門當戶對的朝代里，和珅娶了太子太保英廉的孫女為妻，本家實力可見一斑。

和砷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最初在家塾中得到了啟蒙，後來考入了咸安宮官學，在那裡他受到了嚴格訓練。

成年後，除了承襲祖輩掙下的世職外，由於一個偶然機遇被乾隆帝賞識，從此備受恩寵，步步升遷。

乾隆三十七年，和珅被「授三等侍衛，挑補粘竿處」。

粘桿處，又叫血滴子，是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創立的清朝特務機關，掌握著生殺大權，能夠任職其中的人，都是皇帝信任之人。

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升為御前侍衛兼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從此便連年官運亨通，先後任職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內務府職務，及至太子太保，被賜一等忠襄公。

涉及管人的、管事的、管錢的、管建築的、管吃食的、管武器準備的、管醫藥的……

這就是說多年來他集政治、經濟、文化等權於一身，在乾隆晚年時權勢赫赫，名噪一時。

和珅生活的時代為十八世紀後半期，這個時期是清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封建社會的各種弊病層出不窮。

貪默是封建官吏的普遍現象，而和珅正是一個貪官中最典型的代表。

他對上善於奉迎拍馬，對下善於傾軋、陷害，手腕多端，花樣百出，陰險毒辣。

和珅為官首先抓權，同時抓錢，最主要的還是抓錢。

在他掌政之時，除了貪污中飽外，就是打著乾隆帝的大旗，結黨營私，傾陷異己。

和珅長期掌握著整個清政府的財政收支，極盡聚斂之能事。他採取的措施是多進少出，許多費用叫屬下自行解決，對上百般奉承，對下則十分苛刻。

和珅和他的妻妾兒女過著極端奢侈生活，他家裡眾多使女、傭人和奴僕連粗茶淡飯，都不許吃飽，凡出入他家的銀兩，他都要一一過目，親自稱量。

但是人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和珅是個貪官，但回顧其一生職業生涯，也有大功幾件。

正因為和珅在理財、斂財方面有一套本事，故他不但能滿足乾隆的無度消費，而且每年全國的財政收支還略有節餘。

特別是在嘉慶初年為對付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花去大量軍費的情況下，國庫還有少量庫銀，這確實是不易的，這也是乾隆帝對和珅寵信的原因之一。

和珅雖身居首輔要職，位在百官之上，但他不像大多數傳統的中國封建官員那樣重農抑商，輕視商業和商人，恪守「文不經商、仕不理財」的說教。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多數官吏有錢願置房買地，而不願從事工商業。

和珅會自己出資讓家人、太監等在京畿一帶經營店鋪、作坊和礦場。

雖身居高官，但他不顧傳統觀念的束縛，以從事工商業、放高利貸獲取高額利潤和進行超經濟剝削為快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他也許是清末李鴻章、張之洞和左宗棠等一夥官僚買辦的前身。

文學方面，乾隆年間，想編撰一本超過《永樂大典》的《四庫全書》，任務艱巨，朝中之人不敢輕易擔責。

此事便是由和珅主要負責，協同紀曉嵐等人一併完成。

《紅樓夢》也是在編撰過程中發現的珍寶之一，對後世影響極大。

和珅當權期間，不自覺地也作過一些對社會、對貧苦人民有益的事情。

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7年)，北京城中糧食緊張，糧價飛漲，許多糧商，紛紛囤積居奇，趁機抬高糧價，市民叫苦不迭。

和珅為此曾上奏皇上，請求禁止囤積並限制糧價。

和珅的這一主張無疑是對城市貧民有利的，儘管沒有徹底執行，但他的這種思想和作法是值得肯定的。

同時，和珅還是個出色的外交家。

在乾隆晚年，乾隆因年事已高，多有忘事。

英國來使馬嘎爾尼訪華期間，和珅以出色的外交手段，對上讓帝王舒心，對外給足使者體面，彰顯了大國風度。

只可惜，這次交流以失敗告終。和珅縱使有心通商，也許他只是為了謀求更多利益，但中國確實錯過了一次機會。

兩國碰撞，通商被拒

1793 年，英國國王的特使馬嘎爾尼率領使團訪問中國，試圖與清帝國建立正常的雙邊政治與貿易關係。

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就決定關閉寧波、漳州和雲台山（今連雲港市）等幾處通商口岸，而只留廣州一港與外國商船進行貿易。

並且還嚴格規定了外國商人每年在廣州的居留時間、住處與活動範圍等，並且規定只有十三行的行商才能與洋人接觸，一般百姓不能與洋人往來。

這就使英國對華貿易受到了很大限制。

對 18 世紀的英國來說，與中國的貿易當然重要。

當時，來自中國的茶葉已經成為英國的大眾消費品，是英國重要的進口貨物。

到18 世紀90 年代，英國已經從中國進口了大約 2000 萬磅的茶，在下一個十年，這個數字達到了 2500 萬磅。

其所向英國政府繳納的稅收，佔了總稅收的6% ~7%。

在英格蘭，有很多人對與中國的貿易感到不滿。

英商進入中國只能通過廣東港，當地的限制極多:支付茶葉進口方面也出現了大量的問題，主要是白銀流失，為此英國必須讓更多自己的貨物進入中國市場。

英國的大臣們迫切希望能夠通過直接與中國的朝廷談判來解決相關問題，所以，在英國國王給乾隆的信件當中，是表達了對於兩國正常貿易的意圖的。

比較來看，中國當時的主流商業觀念是什麼呢？

中外貿易在上千年中國同東亞文明圈各國「華夷秩序」的關係格局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往來。

它是一種以政治上的尊卑隸屬關係為外殼的特殊經濟貿易制度——朝貢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貿易的一方是對中華「傾慕向化」因而「奉表稱臣納貢」的屬國；另一方則是「統馭四海」有義務對這類忠順行為「施恩賞賜」的「天朝」。

這實際上就是鴉片戰前中國人的國際關係觀念。

千百年來，這種「朝貢」與「賞賜」的交往模式在中國，民族意識中深深地烙下了「中國中心論」的自大與驕傲，塑造了中國人的對外心理，形成了與這種意識、心理相適應的行為模式。

是以，這次馬嘎爾尼來到中國，首先要面臨的便是清朝時期的禮節問題。

「面見萬歲，向來雙膝下跪，叩首九響。」這一點，讓英國來使覺得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

「敝國禮，屈一膝，伸手伸嘴，握國王陛下手親一下而已。」

雙方爭執不下，見面不歡而散。

最後由和珅出面，決計說服乾隆帝，就按英吉利國之俗行禮，但親吻御手是萬萬使不得的。

乾隆皇帝同意了和珅的請求，雙方就禮節問題終於達成一致。

次日，馬嘎爾尼特使和印度斯當東副使各自呈獻了自己的禮物。

乾隆帝讓禮部尚書接受下來，並回贈了禮物。

乾隆接見畢特使，舉行了盛大宴會，熱情款待英吉利的特使。

此後，便由和珅與馬嘎爾尼等人進行了多次會談，和珅陪同英國特使遊覽了避暑山莊的園林和外八廟等風景區。

儘管馬嘎爾尼是一個外交老手，輕易不肯暴露自己的意圖，但和珅也巧為周旋，始終不肯上他的圈套。

馬嘎爾尼原打算通過協商要求中方將舟山群島中一島和在廣州附近劃一塊地方作為英國人居留地，中方將寧波、舟山和天津等港開放，與英人進行貿易，允許英國在北京常駐使節、建立棧房以及英人在中國各地自由傳教等，但都被一一回絕。

和珅向乾隆皇帝稟報英國來使的想法，被乾隆以「天朝物產豐饒，不需外夷貨物」嚴詞拒絕。

一位東印度公司的人員在他的著述中所說：「馬嘎爾尼這次訪華，是受到了最禮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監視，最文明的驅逐。」

這次訪華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馬嘎爾尼空空而歸。

直到四十六年後，英國人再次造訪，只是這一次，他們用堅船利炮的方式叩開了中國的大門。

當簽訂不平等條約時，發現其上所列，多與當日馬嘎爾尼商議條約相似，叫人唏噓。

尾大難掉頭

馬嘎爾尼事件作為清帝國在其社會經濟發展高峰時期遭遇的一場外交事件，預示著帝國已經面臨著西方日益膨脹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其自身對於外部世界的這個重大變化卻沒有做出絲毫應有的了解和反應。

為什麼，清朝年間一定要堅持閉關鎖國呢？

在清乾隆年間，廣州成了唯一的口岸和西方信息的窗口，形成了所謂的「廣州體制」。

外商來華，實際接觸的只限少數幾家特許的行商，對外國人採取嚴密防範和限制政策，由一系列陸續頒布的規章組成，如《防夷五事》、《防範夷人八事》、《防範夷人章程》、《民夷交易章程》等等。

概而括之，廣州體制的核心是在有限的中外貿易中盡量地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行隔離。

這種隔離政策暗含了清廷對外國人的若干觀念和態度。

其一，是為了立「中外之大防」，在當時國人眼中，這些赤發碧眼，深目而又不知禮義廉恥的「西洋番鬼」，確乎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因此直覺地感到有加以防範的必要。

其次是清庭基於明代倭寇和早期西方不法商船、海盜在中國沿海走私、騷擾的歷史經驗而產生的一種要防微杜漸的戒備心理。

明朝中葉時期日本海盜同中國沿海商民相勾結進行走私和入寇造成的「接寇之患」，中國朝野是記憶猶新的。

基於這樣的歷史經驗，清王朝自然要對這些裝有大炮、鳥槍、火藥的商船和西洋人同民間的交往實行防患於未然的隔離了。

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政策有其合理的一面。

這種政策同時反映了滿洲貴族統治者防止「內憂」與「外患」相結合威脅其在中國的統治秩序的虛弱心理。

馬克思對這個政策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心理揣度，「……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被韃靼人征服以後大約最初半個世紀所懷抱的不滿情緒。」

由於這個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往來。

十八世紀後期，清由盛轉衰，葡佔滿刺加、英佔印度之事，清王朝亦有所耳聞。

於是它越發要加強「禁止中外官兵人等交結」的堤防，深謀遠慮地防止外來勢力同國內反清力量重演一出內外結合改朝換代的舊戲。

能夠自給自足的清王朝，經濟發展強盛，會選擇閉關鎖國，只基於政治因素。

在王朝的權力巔峰面前，是否能夠多賺點外邦的錢，就並不那麼重要了。

而這，也絕非一個和珅能夠改變得了的思想。

乾隆末年，大清王朝已經走過了它的巔峰。

乾隆之後，嘉慶上台。

登基不過十五日，便下旨緝拿和賜死和珅，以巨貪之名，為和珅划上了職業生涯的終點。

可惜和珅只是落後的封建制度下的產物，賜死和珅後，清朝政府官員和吏治腐敗不但沒有制止和消除，而是呈現出了一個愈演愈烈的趨勢。

同時因為清王朝的封閉，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成果，這個帝國的平靜終被大炮徹底粉碎。

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清朝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再難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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