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警惕「抓特務」

文革那會兒，我們這些紅小兵們除了在學校要進行政治理論學習，進行鬥批改之外，回到家裡也要參加街道組織的活動。那時候居委會在每個大院都要建設「向陽院」，我們這個衚衕只有兩個院子，就統一編為了一個「向陽院」。

「向陽院」成立那天，居委會把我們兩個院子里的居民都集中到我們院子里開會。之所以都集中在我們的院子里，是因為我們這個院子比較敞亮，而隔壁的院子儘管和我們院子的格局一模一樣（因為我們住的樓和隔壁院子的樓是英國人建的同一棟聯體別墅），但是隔壁院子里被住在一樓的居委會主任一家佔下種了滿院子的農作物。居委會主任的丈夫很是霸道，在院子里紮上籬笆，天天死盯死守，兩個兒子也很厲害，我們兩個院子的人都不敢招惹這一家。所以，他們那個院子遠遠不如我們院子來得熱鬧。

開會的時候，首先是住在隔壁院子里的居委會主任講話，她也沒什麼文化，就領著大家背誦了兩段毛主席語錄，又說了說其他大院成立「向陽院」的做法，然後就宣布我們這個「向陽院」也正式成立了。她自然身兼「向陽院」的主任，又指定了幾個人分別擔任了什麼職務，這些職務也說不清到底是幹什麼的，兩個院子里的人跟著鼓了鼓掌，就算是通過了。

這個「向陽院」真正有點事情乾的，或者說真正能夠動員的力量，大概就是我們這些孩子們了。成立大會結束之後，居委會主任就拿來一張印滿了寫有紅色的「青少年紅哨兵」的白布，讓我們這些孩子們各自剪下一個「青少年紅哨兵」圖案，然後拿回家去找一塊硬紙板做內襯，把這個圖案蒙在上面，從後面縫好，再用別針別在胸前，就像紅小兵和紅衛兵的胸章一樣，弄好了之後到我們院里集合。

根據居委會主任的要求，我們各自都趕回家裡，各顯神通，很快就都做好了胸章，大約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就陸續回到了我們院子里。大家戴著這種白底紅字的胸章，整齊地排成一隊，然後由居委會主任指定了一個人當隊長，要求大家都要拿上紅纓槍什麼的，輪流上街站崗放哨。我家裡從來也沒有諸如紅纓槍或者木頭手槍木頭刀之類的「兵器」，所以我就赤手空拳跟另一個肩扛紅纓槍的孩子組成了一組，按照街道規定的地點，正式「上崗執勤」。

那個時代其實大城市也是中國的傳統社會，由於嚴格的戶籍管制，所以街上走過的人都是鄰居熟人，極少看到陌生人，偶爾能看見一兩個討飯的乞丐或者精神病人，另外就是個別從農村進城的農民，偷偷摸摸地用糧票換花生瓜子的。我們這些「青少年紅哨兵」的主要職責就是「發現壞人和抓特務」。

在那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人們特別是孩子們都特別聽話，時刻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隨時準備像電影上演的那樣，爭取抓住「壞人」和「特務」。

說起來也挺可笑的，我們那時候大概是看電影看多了，凡是走過一個陌生人或者我們覺得「賊眉鼠眼」的人，都把他們往電影上「特務」的畫面中帶入，自己也都像電影里「查路條」的兒童團員一樣，大模大樣地攔住人盤問一番。

有一次，我們幾個「青少年紅哨兵」站在馬路上「執勤」，這時看見一個穿著藍色中山服，裡面鼓鼓囊囊地穿了一件棉襖的中年人，手裡提著一個旅行包，戴著一副眼鏡，一看就不是住在我們這裡的人。我們幾個人左右大量，覺得這個人非常像特務，於是就攔住問他從哪來，那個人一看我們幾個小孩跟精神病一樣地盤問他，理都沒理我們直接從我們面前走過。我們幾個立即提高了警惕性，跟在那人的後面看他準備到哪裡去，和誰接頭，結果跟來跟去，竟然發現那人進了我們院子里直接上了樓，原來是我家樓上C大爺的親戚。我們立即垂頭喪氣地做鳥獸散了。

其實，哪來的那麼多特務讓你抓呀！而且，真正的特務別說是我們這些孩子們，就是大人也發現不了。在我們五大道地區，那時候還真有一個特務，此人叫李本東，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幹部，誰都沒有想到，這個人同時是台灣軍情局的「少將」「天津站站長」，在七十年代末被抓獲並判處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