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8年,晉王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稱帝,創建東晉王朝時,一再要求驃騎大將軍王導與自己同坐御床,一起接受百官的朝賀。王導恭謹地連連辭讓,表示不敢當。
作為一朝的開國帝王,請一位大臣與自己並坐受賀,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難得一見的。
王導(畫像)
至於司馬睿是不是出於真心,我們不得而知,但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他不得不那樣做。因為,司馬睿能夠登上帝位,與王導的助力付出密不可分。
王導是琅琊(今山東臨沂)人,出身高層士族,自幼聰慧睿智。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王導歷練成了有著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王導曾任東閣祭酒、東海王司馬越的參軍。305年,天下動亂之際,王導應邀來到司馬睿身邊,開始全力以赴地佐助他。
其實,早在青少年時期,王導就與司馬睿相識相交,彼此間關係不錯。
307年,在西晉王朝日益沒落之際,琅邪王司馬睿被晉懷帝任命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
琅琊王司馬睿(劇照)
中原局勢愈加惡化後,司馬睿聽從王導的建議,將自己的駐地由下邳改為更有利於事業發展的建康。
316年,晉愍帝投降漢趙劉曜,西晉滅亡了。隨之,司馬睿掌控的長江流域一帶,變成了新的政治中心,也成了紛紛南下的北方名士的歸屬、集結之地。
次年,依據王導的謀劃,司馬睿沒有急於復建晉王朝,而是暫時稱晉王,縱觀、洞察天下大勢,為稱帝做準備。
為了能讓司馬睿順利重建晉王朝,王導為司馬睿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收攏來自北方的士族做骨幹,聯絡南方的士族做輔助。此舉,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因為,北方來的士族間、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間,都存在著矛盾。不能調劑這些矛盾,使之處於相對的平衡狀態,就不可能復興司馬氏的晉王朝。
士族聚會(畫像)
隨著北方士族的不斷到來,王導勸司馬睿選取部分優秀者做屬官,以安定這些遭受戰亂的北方名士,並為重建晉政權打下基礎。
但是,南下的北方士族中的不少人士,懷疑司馬睿重建晉王朝的能力,為自己的將來擔憂。
他們的擔心、顧慮,不是沒有根據。司馬睿隸屬晉宗室中的疏族,向來缺少才能和聲望。
桓彝(東晉名臣桓溫的父親)剛到建康時,見司馬睿勢力單薄,缺少宏大的氣象,就垂頭喪氣地感嘆道:「我到這裡避亂,為的是求個安全。不料,這位當家人(司馬睿)看起來如此不濟。唉,前途未卜啊!」
王導得知後,就主動找到桓彝,與之進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既解釋了司馬睿當時的實際處境,也描繪了光明的未來。
桓彝聽了,覺得王導滿腹經綸,是個治國理政的高手,這才安心任職。
桓彝(畫像)
為了凝聚、團結北方名士,王導經常與他們聚會談心。
一次,王導與北方的一些名士在江邊聚會宴飲時,酒後的周頤望著滔滔江水,傷感地說:「風景一樣美好,只是黃河邊換成了長江邊!」其他人聞聽此言,都不由得痛哭流涕。
王導見狀,當即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勸慰他們:「大家不能灰心喪氣,要振作精神,盡心竭力地輔助王室,恢復中原失地,再造晉王朝!」
這樣,來自北方的流亡士族,在王導的不斷安撫、開導下,逐漸趨於穩定。
但是,要想在吳國舊境內,建立以中原士族為骨幹的政權,並非易事。
司馬睿初到建康時,南方士族都不搭理他。過了大半年,也沒有人來拜見他。
這時,王導就和從兄王敦商議決定,必須儘快設法抬升司馬睿在江南地區的威望。
於是,王導在一個地方節日到來時,請司馬睿乘坐龍輦出巡。王導、王敦和一些北方名士,都騎著馬前呼後擁,以凸顯司馬睿的高貴與尊嚴。
南方士族領袖顧榮(孫吳丞相顧雍之孫)等見了,大為驚異。隨之,顧榮、賀循(孫吳中書令賀邵之子)等相率出現在路旁,謙恭地拜見司馬睿。
顧榮石刻像
出巡活動結束後,王導對司馬睿說:「顧榮、賀循都是南方士族的領袖人物,如果能將他們兩人收為己用,其餘的南方士人自然都會前來供職,擁戴您。」
司馬睿認為王導說得非常對,並立即讓他去請顧榮、賀循,前來相見。
顧、賀二人見王導奉司馬睿之命,親自邀請他們,就應命面見司馬睿。從此,南方士族逐漸歸附,成為了東晉政權的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與南方士族溝通感情,將他們籠絡在新政權周圍,王導有時不惜捨棄自己的顏面。
士族中有些不成文的規矩,如崇尚說官話(洛陽話)。王導卻常常捨棄官話而說吳語,以示親近南方士族。
故而,個別北方士人傲慢而不屑地說:「王導沒有什麼特長,只會說些無語罷了。」王導聽了,一笑了之。
王導曾主動向南方士人陸玩請婚。陸玩辭謝說:「小山上長不了大樹,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開亂倫的先例。」
碰了一鼻子灰的王導,不但沒有介意,而且繼續「忍氣吞聲」地與陸玩交往。
陸玩(畫像)
北方士族輕視吳語,實際上是瞧不起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絕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謙遜,其實是輕視北方士族。
最終,在王導的不懈努力下,晉元帝司馬睿正式稱帝前,南北士族大都認可了司馬睿,而且彼此間處在了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
於是,他們於公元318年,共同推戴司馬睿做了東晉王朝的皇帝。
為此,我國的「新史學宗師」范文瀾先生說,王導是東晉王朝的實際創造者。
主要參考文獻:《晉書》、《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