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在遺址公園,清晨的陽光灑在夯土城牆上,腳下是沉睡兩千年的漢代古城基址,楔形城牆輪廓勾勒出一座消失千年的漢代城池。身邊的孩子們興緻勃勃地仿製著帶有「亭」字戳印的陶罐。舉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現代樓宇群,眼前似徐徐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近日,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攜289件文物正式啟幕,這座在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前期考古勘探中意外現世的西漢遺址,經過近十年的保護與建設,終於在2025年春夏之交向世人敞開大門。路縣故城遺址是北京地區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古城,是通州區唯一的秦漢時期城池,它的發現將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2200年前的西漢初期。
幽薊要衝的千年變遷
路縣故城遺址處於燕山南麓東西通道上,這裡是燕薊地區中心城市薊城(今北京城區西南部)的門戶之地,戰略地位十分突出。戰國時期,該區域長期隸屬於燕國。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初年,中央政權在此設立路縣,並營建城邑,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其交通樞紐的地位,這也成為北京城市副中心區域建城史的發端。
路縣故城的歷史可追溯至西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因其地處連接薊城與遼東的交通要道,得名「路縣」。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推行地名改制,路縣被降格為「通路亭」。當時雖朝野動蕩,但漁陽郡遠離中原紛爭,經濟富足、民生安定,充沛的兵糧為光武帝劉秀的統一大業提供了後盾。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重建漢政權,為紀念在路縣東擊破銅馬、五幡起義軍的戰績,將此地改稱「潞縣」,縣名取自流經此地的潞水(今北運河)。
定稱「潞縣」後,該區域樞紐地位持續強化,一度擢升為漁陽郡下轄的縣級治所,成為漢代控制東北邊疆的戰略支點。考古發現遺址範圍內東漢時期房址、水井、窯爐、墓葬等遺迹分布密集,出土文物數量與豐富程度居各歷史時期之冠,揭示出東漢潞縣作為邊疆重鎮所達到的社會規模和發展高度。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漁陽太守彭寵叛亂被平定,潞城在戰火中遭焚毀。《續漢書·五行志》記載:「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征。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經此劫難,縣治東遷至河北三河城子村,而郡治也遷回原址。明代的磚窯取土與民國時期的村民挖土,使地面城垣幾乎消失殆盡,至1959年僅餘50米殘跡。這座曾經繁榮的漢代邊城,最終被深埋於北京通州的地下。
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前期考古勘探在通州區潞城鎮展開。當探鏟深入土層,考古人員有了驚世發現——地下埋藏著一座完整的漢代城址,這一發現立即震動考古界。
經過系統勘探,確認這座城址總佔地面積達35萬平方米,整體呈方形,四面城牆基址基本閉合:北牆606米、西牆555米、南牆575米、東牆589米,城址深埋地下,城牆保存異常完好。
更令人驚喜的是,以城址為核心,周邊3公里範圍內分布著密集的墓葬群。考古人員清理出4000餘座跨越戰國至明清的古代墓葬,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晚期。
出土文物中,路縣故城城郊遺址區13號水井出土的一件肩部戳印「亭」字陶罐尤為珍貴。它與秦始皇推行的「市亭制度」直接相關,成為秦代在路縣設置行政管理機構的實物見證。這些出土陶罐表明,當時大都小邑均設有市亭機構,以管理手工業生產和銷售。陶器、漆器完成製作後,需經市亭檢驗合格,並加蓋帶有「市」「亭」字樣的印記,方可進入交易流通環節。而「市亭制度」可追溯到秦獻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後隨秦統一推廣至各地。市亭制度與秦代推行郡縣制、統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進行,保證並促進了這些政策的推廣實施。
遺址區後屯655號墓出土的玉石串飾由天河石、滑石、紅玉髓珠飾組成,這些材質的珠飾多見於內蒙古、遼寧和吉林等地,成為先秦時期中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此外,胡各庄212號墓出土有西漢的瓮棺,研究表明,瓮棺葬主要見於燕文化區,並影響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地區,成為見證燕文化東漸和東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過程的一種文化遺存。到了西漢晚期,漢王朝作為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已經愈發成熟,漢文化在全國範圍內佔有主導地位,瓮棺葬逐漸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後屯西漢墓群中,清理出一具女性人骨,其頭蓋骨上有一個橢圓形的穿孔,長30毫米,寬15毫米。該創口出現骨再生和骨癒合現象,根據癒合程度判斷,患者經過手術治療後存活了兩個月至數年時間。這表明,手術醫生在漢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屬於百工之一,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職業,這是目前北京地區發現最早的開顱手術實證。
考古見證平民生活之城
與眾多展示帝王將相遺迹的考古遺址不同,路縣故城堪稱是一座「百姓之城」。考古發現的不是宏偉宮殿與貴重陪葬品,而是普通漢代人的日常生活遺迹。譬如說,房址遺迹揭示出漢代路縣人的居住特點:房屋多為半地穴式,比當時地面低30-40厘米。這種類似窯洞的建築形式,是北方少數民族的防寒智慧,反映了邊疆地區的生活特色。
在城址內北部,清理出明清、遼金和漢代的道路遺存各一條,它們層層疊壓,彷彿是一部立體的史書,記錄著不同時代的印記,其中漢代道路初步判斷為城內的南北向主幹道。城外,在城牆基址外約25-30米處,環繞著城壕遺存,寬度約30米,南城壕遺存外還有一處大面積的漢代文化遺存。城內布局有序,有明顯的手工業區、冶鑄區、生活區等劃分,出土器物以兩漢時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數量最多,這些生活遺迹與遺物,生動地展現了漢代路縣居民的生產生活場景。
在一些房址中,考古人員發現了整齊排列的大缸,內有碳化植物種子。檢測顯示含有小米、麻等成分,表明這裡可能是漢代的榨油作坊。另一些缸壁上有深色碳化線痕,說明曾密集存放糧食。
最令人驚喜的是農作物的發現。2017年,在遺址「3區t1254」探方,考古人員發現一處約4平方米的黑色炭化地層。檢測結果顯示,這是中國已發掘緯度最高的戰國晚期水稻遺存,證實當時水稻已傳入北京地區。根據文獻記載,東漢(公元25—220年)漁陽郡守張堪在狐奴縣(位於今北京市順義區)一帶推廣種植水稻,結合測年結果推斷,最晚至東漢初年,路縣故城遺址一帶已經有小規模水稻種植。
在路縣故城遺址出土了稻、黍、粟、小麥、大豆、紅豆和麻共7種農作物,與早期文獻記載的「五穀」相符,是長城沿線發現的最早五穀遺存。特別是水稻的發現,證明民族融合已深刻改變了北方飲食結構。水井群遺址更凸顯了先進的供水系統——累計清理出的200多座兩漢水井,構成北京地區首次發現並記錄的漢代井群。
城址周邊墓葬區出土新莽時期(公元9—23年)的貨布十分珍貴,布幣自春秋戰國時期流行於黃河流域,仿農具鎛(bó)而製成。初期的布幣和鏟的形狀相似,首空可以納柄,稱為「空首布」。後來逐漸脫離原型,首亦變平,稱為「平首布」。王莽專權後,曾四次變更幣制,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鑄行二十八品寶貨,其中就有布貨十品。後北營129號墓出土的西漢銅錢,表明了漢代商業的繁榮發展。
墓葬文物構建起一部地方史
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配合原址展示、場景復原,完整展現西漢至東漢早期文化層、東漢時期文化層、魏晉隋唐時期文化層、遼金時期文化層、明清時期文化層、現代文化層,令人直觀感受到這座漢代古城的古與今。
值得一提的是,以路縣故城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徑範圍內,分布著大量戰國至明清時期的墓葬。2016年發掘的墓葬數量共計1146座,其中戰國-西漢墓葬163座、東漢-魏晉墓葬724座、唐墓89座、遼金墓葬29座、元代墓葬4座、明清墓葬138座。戰國-漢魏時期的墓葬數量最多,類型最為豐富,有土坑墓、磚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
兩座北朝墓m51和m56,分別出土了銘文磚。銘文中有明確的紀年,還有地名和人名。銘文將潞縣寫作「路縣」,可見這一舊稱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路縣故城城址周邊,出土有遼代仿木構磚室墓,墓室為圓形,棺床為摺尺形,墓壁上保存有「磚雕影作」裝飾。墓門外側保存有較為完好的磚作門樓,墓室內出土有陶制明器(指古人下葬時帶入地下的隨葬器物)、銅錢等物。
城址以南出土唐代的艾演墓葬,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組成,為青磚砌築的圓形豎穴土壙磚室墓。由隨葬墓誌可知,墓主人名為艾演,蘭陵人,任唐代幽州潞縣縣丞,卒於開成二年(公元837年)。
金代磚室壁畫墓,四壁殘留磚影作裝飾和壁畫。磚影作有桌椅、門窗、燈台、建築等。壁畫內容有婦人啟門圖、墓主夫婦宴飲圖、女僕點燈圖、男僕備馬圖等。墓室內還出土有定窯瓷器、陶制明器等物。東漢時期幽燕地區的漢墓形制多樣,這在路縣故城城址周邊發現的東漢墓得到驗證,東漢墓葬以磚室墓為主,分為單室、雙室和多室墓。用磚以素麵青磚為主,部分鋪地磚或牆磚用花紋磚。
隨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成為我們了解東漢社會的重要窗口。最具代表性的比如陶樓,是漢代人模仿現實中的樓閣景台創造的明器,體現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陶樓可以用於象徵墓主生前居所,或是營造現實中無法到達的靈魂居所,反映了當時「求仙神遊」的社會風氣。
難能可貴的是,路縣少見於歷史典籍文字記載,路縣居民卻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城址周邊,來自生產生活遺址區的實用器物和墓葬中的隨葬品,譬如陶耳杯、陶勺、陶狗、陶踏碓(duì)模型等出土文物,共同反映了路縣社會的基本面貌,勾勒出歷史文獻未曾觸及的路縣人形象,為我們描述了當時士、農、工、商不同階層的社會生活狀態。
此外,城址周邊,還有元代的鈞窯瓷碗、人物故事銅鏡、白底黑花瓷罐等文物出土。
這一系列重大發現像是一部部無言的史書,通過墓葬形制、隨葬品等,我們可以窺探不同時期人們的生活習俗、喪葬觀念以及社會經濟狀況,它們與路縣故城相互印證,共同構建起了一部完整的地方史。
跨界探索融合教育文化體驗
漢代以後,路縣故城歷經千年的歷史變遷,逐漸蛻變為大運河畔的村落,依然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充分揭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蘊,見證了北京延綿不絕的城市文脈。
如今,博物館基本陳列「千年之城——路縣故城遺址歷史文化展」,用289件(套)展品講述2200餘年歷史。展廳內兩座原貌重現的墓室尤為珍貴:一座遼代磚室墓被整體拆解遷移,在展廳重組展示;一座金代壁畫墓通過全景掃描和遷移保護,配合多媒體技術生動呈現。
先民如何在北京通州區一帶築城生息?一例顱骨竟然揭開了古代開顱術的醫學密碼?遼代磚室墓和金代壁畫墓訴說著哪些民族交融的往事?這裡沒有帝王的恢弘陵寢,亦不見將相的顯赫功績,只有陶罐上的一枚「亭」字戳印、水井壁的一道繩痕、炭化稻穀中的一粒種子……這些普通漢代人的生活印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下靜靜訴說著兩千年未斷的文明傳承。
路縣故城遺址公園不僅保護歷史,更創新性地活化歷史。其以「考古+博物館+公園」的跨界探索,讓遺址保護區成為融合教育、遊憩、文化體驗的活態空間。在博物館的「漢代文化會客廳」,遊客可品嘗以出土陶鴨、瓦當為原型設計的糕點,在閱讀空間翻閱漢代典籍,選購特色文創。豐富多彩的文創產品,讓文物「活」了起來,讓公眾體驗到考古發掘過程。
完整保護一座漢代城市,這是北京文物保護工作史上的壯舉。從路縣故城到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這片土地歷經兩千多年的滄桑巨變,卻始終承載著城市發展的基因。它不僅是北京古都歷史的重要開篇,更是今天城市發展的深厚文化根基,讓我們在現代化的繁華中,依然能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受到這座城市跨越千年的傳承與變遷。文/本報記者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