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之後，周恩來為何向徐向前的夫人黃傑道歉：20多年前的事怪我

周總理深受人民的愛戴，去世之時十里長街相送，與他相處過的人皆對周總理交口稱讚，少有與人發生矛盾。

但是建國之後，周總理卻向徐向前的夫人道歉，說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是他的錯誤。

送情報的風波

黃傑原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但是還未等她長大，父親便去世了。

黃傑是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成長起來的，她立志要當一名新女性。

當時還盛行纏足，黃傑堅決拒絕這種陋習，更拒絕家裡人給她安排的包辦婚姻。

於是在1924年，黃傑離開了家，去到武漢。

黃傑到武漢後，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學附屬小學讀書，後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師範。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昌後，武漢成了全國革命的中心，國民政府遷到武漢。

11月，黃埔軍校的政治科也遷到武漢，為了培養婦女運動的骨幹力量，張榜招收女學生。

正在女子師範上學的黃傑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認為這正是她追求的目標，就和七八個老鄉結伴報了名。

這次報名，黃傑一舉中榜，於是便成為了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中英姿颯爽的女兵。

1928年春，黃傑來到了湘鄂邊的松滋縣。

該縣開明士紳雷鳴澤在街河市開辦了一所向上女子學校，黃傑通過地下黨的聯繫，先在這所學校做教員，並以此為掩護，積极參与了組建松滋縣特別支部的籌備工作。

這裡靠近山區，交通閉塞，加之大革命時期群眾基礎較好，故土豪劣紳的反動統治相對薄弱。

中共松滋特支成立後，黃傑任書記。

同年3月，組建中共松滋縣委，黃傑先任書記，後任組織部長，不久，她離開女子學校，化名桂青，到與湖南交界的西齋等地發動群眾，開展革命鬥爭。

1929年，在周逸群的周密安排下，黃傑抵達上海。

黃傑到達上海後，通過了黨組織的審查，被分配到法租界南區區委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我黨轉入了地下鬥爭，黨內的聯繫主要依靠地下交通。

從事地下交通工作的同志們，是一支在無形戰線上同敵人進行英勇搏鬥的無名英雄隊伍，為保持黨的「血脈」暢通，他們在國民黨軍警、特務的嚴密監視下，時刻冒著被抓捕和殺頭的危險為黨傳遞情報，接通上下級之間的聯繫，許多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

黨內的交通工作，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已經建立。

1925年，在黨中央秘書處領導下，黨內配備起專職交通員，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八七會議決定要逐步建立全國性的秘密交通網。

黨中央迂迴上海後，由張寶泉等人負責交通工作，後又成立了中央交通局，直屬中央秘書處領導。

當時，黨在上海的機關、團體有幾十個，都分散隱蔽在住家、商店、醫院等處。

機關之間極少往來，大都彼此不知道。

它們之間的聯繫，都由市內交通員來溝通。

一個交通員負責兩三個機關，都是單線聯繫。

當時還規定，領導同志外出，身上一律不準帶文件，所有的文件都由交通員傳遞。

中央特科的情報，有時也利用交通網來傳送。

擔任內交科主任的先後有張寶泉、張人亞、顧玉良等人。

張寶泉在1928年4月傳送情報時被捕犧牲，交通員大部分是女同志，多為領導同志的夫人，如趙世炎的夫人夏之栩、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毛澤民的夫人錢希鈞、陳潭秋的夫人徐全直。

此時黃傑正在給周總理當交通員，還因為送情報出現了一些風波。

那是1930年，周總理交給黃傑一份情報，讓她務必要送到劉伯承的手上。

黃傑拿到手之後很認真地喬裝打扮了一番，拿一個茶葉桶當裝情報的容器。

當時劉伯承住在法租界里，黃傑為了不引人注目，還特地繞了一段路程。

劉伯承住的地方很偏僻，也是為了避人耳目，所以比較難找。

不過也不會讓地下工作者找不到，因為當時地下交通之間有一個暗號，如果是安全的，那麼就在窗戶上綁一根紅頭繩。

只要看到紅頭繩，一般就能認出這裡是情報站，還能知道此地安全與否，可謂是一舉兩得。

話說這天黃傑好不容易找到了劉伯承的住處，卻沒有看到窗戶上的紅頭繩，她嚇了一跳。

黃傑此時開始慌張了起來，因為沒有紅頭繩掛在外面說明並不安全，是不能進去的。

對於此類的事件黃傑也是第一次遇到，她有些慌張，但是手裡還拿著絕密情報，該怎麼辦？是進去？還是返回報告周總理？

黃傑在原地踟躕了一會兒，思前想後還是決定遵守約定，沒有紅頭繩便不貿然進入，免得如果劉伯承當時已經暴露了，自己再被瓮中捉鱉。

就這樣黃傑緊緊保護住手中的情報，一步也沒有回頭地原路返回。

回到寓所之後，黃傑顧不上休息，立即向周總理彙報了當時的情況。

周總理平時是很溫和的一個人，溫文爾雅，不會輕易和別人動怒，但是今天面對黃傑卻是有些生氣。

黃傑也被周總理的變化嚇了一跳，周總理對他說，劉伯承剛剛來過電話，不可能出事。

聽到這裡黃傑還想解釋，周總理接著又說，一定是你這個小丫頭貪玩誤事！

明明是很認真地去完成任務，卻平白無故被扣上了貪玩誤事的帽子，這讓黃傑感到很委屈，不僅落下了眼淚。

此時說曹操曹操便到了，剛剛黃傑與周總理談話的中心人物劉伯承來了寓所，看到這樣一番景象，在聽了黃傑的解釋之後，邊安慰她不要著急。

劉伯承說自己會向周總理解釋這件事。

原來，紅頭繩確實不在窗戶上，但是劉伯承本人也沒有出事。

它之所以不在窗戶上，是因為劉伯承的夫人今天把它用來綁母雞了！

聽到這，黃傑和周總理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她也沒有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畢竟是她沒有完成任務在先，周總理平常對黃傑很是照顧，今天如此著急也是因為情報確實很重要，關乎革命的大事，是千萬不可馬虎的。

所以黃傑很能理解周總理的著急，這件事情也被她當成一個值得反思的事件，爭取在之後的工作中做得更好更完善。

此時的黃傑沒有想到，這件上海送情報的小插曲會在二十年後再次被周總理提起，並且周總理還鄭重地向黃傑道了歉。

那是1950年的時候，周總理與黃傑在北京的一次宴會上相遇。

周總理很忙，席間一直轉個不停，忙著招待來參加宴會的各路貴賓，與他們打招呼問好。

黃傑就在此時走了進去，她剛落坐一會兒，準備等待開席。

誰知周總理從大老遠便端著酒杯朝她走來。

見周總理走過來，黃傑趕忙站起來迎上去。

周總理舉著酒杯向黃傑問好，然後突然問她還記不記得二十年前在上海送情報的那件事。

黃傑一時恍惚，正想著是什麼事，就聽周總理接著往下說，「20年了！我總覺得太委屈你了。」

周總理說當時他不應該是那樣的態度，黃傑年紀還小，不應對她太苛刻，覺得對不起她。

說完便舉起酒杯，邀黃傑一起喝了葡萄酒，也全當圓了他這次道歉的心愿。

看到周總理這樣，黃傑心裡感慨萬千！

周總理是多好的一個人啊！

黃傑回憶她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日子時寫道：

「我到上海的時候19歲，就在他（周總理）直接領導下，他吩咐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那時是軍委主席。我們的房子三層樓，他到我們那裡來有時穿長衣服，有時穿短衣服，有時他想吃點東西，鄧大姐就下來了，下廚房做飯。有時候就來玩，也不光玩，檢查工作。」

周總理待人是最溫和親切的，黃傑跟著他在上海工作的那幾年，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但是正如黃傑因為耽誤事被周總理批評一樣，周總理也是會發火的，但他發火都是針對工作人員工作疏忽的情況。

那是1968年的十月份，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京秘密召開結束之後，周總理把一封特急的信件交給秘書，讓他送到當時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手上。

當時陳錫聯是住在京西的賓館，等通信員急忙過去的時候，卻發現人已經離開了。

通信員也沒有多問，沒有問清楚人是出去辦事了呢，還是直接回瀋陽了呢？

他囫圇地報告給了總理值班室的值班人員。

值班人員想著說離開了那應該是回瀋陽了，就讓通信員先回來，然後再想辦法看怎麼聯繫一下陳錫聯。

就這樣一來二去，送信的事情就耽誤了，也沒有按時送到陳錫聯的手上。

當時總理剛剛忙了個通宵，換上了睡衣準備散步一下就休息，忽然想到送信的事情，於是把值班的秘書叫過來問了一下情況。

秘書說通信員反饋，陳錫聯已經離開了，於是就把通信員叫回來了，信沒有送到。

總理一聽就火了：「離開了？到哪裡去了？是離開京西賓館到別的地方了，還是離開北京了？」

總理把孫岳、錢嘉東﹑張作文三位秘書都叫到面前。

此時三個秘書都站在院子里，總理對著三個人一頓批評，說他們怎麼這麼武斷，離開了就是離開北京了嗎？怎麼不追問到底去了哪裡？

無論如何，送信的任務是要完成的，怎麼什麼都不搞清楚就敷衍了事！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下午還安排了和陳錫聯談事情的啊！

少見總理這麼神奇，嗓門都提高了不少。

誰知這時候孫岳還想再辯解一下，周總理便更生氣了。

其實，總理生氣的時候，只要虛心接受批評，錯了就錯了，馬上想補救措施，這比什麼樣的解釋和辯解都有效，因為總理是對事不對人的。

這一點，黃傑也明白，所以她才會在周總理時隔二十年後給她道歉而感到如此感動。

在後來的革命生涯中，黃傑越來越出色，為我國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黃埔女中豪傑

抗戰爆發後，黃傑奉命去延安，行經武漢時，正值項英和賴傳珠前往南昌籌建新四軍軍部。

黃傑被組織上安排擔任新四軍服務團女生隊隊長一職。

就這樣，已經是一名成熟革命黨人的黃傑，帶領著一百多個像曾經的她一樣青澀的，剛剛參加新四軍的女青年，去到了南昌，一起投身於抗戰的第一線。

1940年，黃傑離開工作多年的白區，實現了自己的夙願，到了革命聖地延安。

她接受組織上的安排，擔任陝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組織部部長。

1945年，組織部的領導得知黃傑曾經做過保育院的工作，便找她談話，希望她能擔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長。

頗具影響的電影故事片《啊，搖籃》，就是寫的黃傑和陝甘寧邊區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子們的故事。

在第一保育院時，黃傑經常收到鄧穎超大姐給她和孩子們送來的捐贈品。

這些捐贈品，都是宋慶齡通過中國紅十字會籌集之後送過來的，宋慶齡知道延安當時情況也不是特別富足，所以給孩子們準備了衣物和食品，讓她們能夠吃飽穿暖。

黃傑達觀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和她青年時期受到這些20世紀中國最優秀傑出人物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1946年，黃傑和徐向前喜結連理。

此後多年，夫妻二人為了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始終嘔心瀝血。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丈夫做了元帥，黃傑的生活並沒有因此改變，她一如既往地做著自己的工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黃傑和丈夫在城裡面是沒有房子的，所以他們的居住地在頤和園。

但是黃傑要在城裡辦公，她便起早貪黑地趕公交車進城，晚上也是自己坐公交車回來。

到了歷史年代初期，黃傑一家才搬到北京西城區居住。

但是不管住在哪裡，勤儉節約的美德是不會變的，黃傑經常叮囑工作人員和兒女，就算是換了一個住處，也不能鋪張浪費，一切都是夠吃夠用即可。

對於子女，黃傑也從不嬌慣。

黃傑自己坐公交車上班，也不讓工作人員開車送兒子徐小岩去上學，只讓他自己坐公交。

坐公交需要多少錢黃傑就多給兩分，其他的不會多給，要他知道節儉，不要因為自己的身份就搞特殊。

黃傑持家有道，絕不搞奢侈浪費。

但是對需要幫助的人，她總是那麼慷慨。

徐向前老家的人民生活比較困難，特別是家裡的親戚，有時候連飯都吃不上。

黃傑想著她和徐向前都有單位的工資，養孩子綽綽有餘，就把家裡困難的親戚都接到家裡面，一起生活。

一家十幾口吃飯，黃傑也是自己操持，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自己再填飽肚子。

黃傑在家厲行節儉，在單位也從來不因為自己老革命者、元帥夫人的身份搞什麼特殊，該吃食堂吃食堂，出差該住旅館住旅館，絕對不會勞煩別人給她特殊安排。

甚至有人想給她換好一點的出差住處，還會被拒絕。

那是去武漢的一次出差，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是徐向前從前的老部下，聽說老首長的夫人來了，他趕忙去看望。

誰知道黃傑居住在一個簡陋的旅館裡，他想幫黃傑安排一個更好的，黃傑卻說不需要，國家正困難，能住就行。

更何況她原來就身份特殊，再搞一些特殊的待遇，對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都不好，她們是要和群眾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國家的經濟形勢有了好轉，徐帥和夫人黃傑仍然沒有丟掉艱苦樸素的作風。

黃傑對一滴水、一滴油、一粒米、一度電都不隨便浪費，她常對工作人員說，可別小看這些小東西，它們都是勞動人民用雙手生產出來的。

1983年，黃傑隨徐帥在北戴河登艦看望海軍官兵時，兩位老人穿著褪了色的粗布衣，每人拄著一副廉價的手杖，官兵們看到這一切,感到很驚訝！

有的說：「元帥穿的就是這樣啊！」

還有的說：「我過去以為元帥夫人一定是很講究的人，可她那樣樸素、慈祥，真像我在農村的老媽媽！」

值得敬佩的革命先輩

老一輩革命者身上艱苦樸素、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黃傑作為一個女子，奮發向上，面對困難時絕不喊苦喊累，就像毛主席說的，婦女能頂半邊天。

周總理誤會她，她卻沒有因此氣餒，仍然奮戰在革命的第一線，作出了不輸男子的成績。

新時代的女性也應該充分實現自我價值，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

參考資料

《元帥夫人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