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韓原之戰：「野人」打仗就是野
（3）「野人」來嘍！
秦穆公死裡逃生，又反敗為勝，自然大喜過望，估計他連傷口都來不及包紮，就要前來感謝恩公們。哪知那三百勇士卻說：「不，您才是恩公，您是我們所有人的恩公！」
原來這事要一竿子支到三年前。當時秦穆公在岐山遊玩，有匹寶馬不見了，他就親自去找，但等找到的時候，才發現那寶馬已經被當地的「野人」殺了，正在分著吃肉呢。手下官吏深入追查，竟然有三百多人都牽扯到本案。這個案子估計我們後人看了會覺得沒啥大不了的，但在當時卻是死罪。而既然有法令，那官吏肯定要依法執行，但當案子報到秦穆公手上，秦穆公卻說：「君子不能因為頭畜生就殺害小人啊，我聽說吃了馬肉必須得喝酒，不然人會死掉，既然如此，就賞酒給所有吃肉的人吧。」那三百人原本以為必死無疑，沒想到秦穆公不僅不追究，反而還請他們飲酒，實在太仁義了，因此全對秦穆公感恩戴德，發誓報恩。
三年後，他們見秦穆公征伐晉國，就偷偷跟著，韓原之戰時他們就藏在戰場之側，見到秦穆公陷入被圍的危險境地，就立刻沖了出來，人人推鋒爭死，奮勇作戰，以求報答秦穆公的恩德。韓原之戰就這樣因為他們的加入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秦穆公當初估計也就是偶行一善，其後更是早已忘在腦後，但眼前卻恐怕不禁有「真香！」之感。
這就是「岐下野人」的故事。正如開頭所說，「岐下野人」才是韓原之戰的真正亮點，因為這是中國軍事戰爭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現了「野人」的身影。而這個「野人」，不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神農架野人之類的意思，而是當時社會中人數更為龐大卻又地位低下的一大階層。
《長勺之戰》中我們已經稍微提到過，「野人」是和「國人」相對應的概念，這裡詳細展開說說，在西周以及春秋初期分封制、宗法制盛行的年代裡，「國人」和「野人」無論是血緣關係、居住居所、政治地位、政治待遇等幾乎所有層面都有著嚴格的區別和界限。
血緣關係上，國人和周天子或者所在封國的開國國君有著或遠或近的血緣聯繫，就算國人淪為平民，他們也是本族人，具有貴族血統。分封和宗法制的核心便是血緣，因此國人野人的政治地位也由此分野，前者屬於統治階層，後者屬於被統治階層。從居住居所來說，國人住在國里、鄉里，野人就只能住在野外、遂里。而相關的政治待遇上更是千差萬別。之前提到過受教育情況，國人是有受教育的權利的，即使是曹劌那種已然落魄為平民的「士」，也可以得到相應的教育，但野人就沒有資格了。
又比如國人有參加軍隊服兵役的權利，而野人卻被排除於外。關於這一點，不要以時代觀點盲目認為服兵役就是個苦差事，在當時這可是貴族階級的特權，是一種榮耀。就拿當時軍隊的獨立戰術單位——戰車來說，能站在車上的三個人，至少得是「大夫」這一官僚階層的人物或者子弟，比如魯庄公的御手秦子、車右梁子等人，這個「子」可不是後世的百家諸子，而是「公侯伯子男」爵位中的子，是具有真實地位的貴族。而戰車所附屬步兵的組成人員，雖然地位低於車上的人，但也普遍是由官僚階層或國人中的「士」組成，所謂戰士軍士兵士等等，這個「士」最初便是源自於此。因此不是誰都能成為「戰士」的，首先得身份是個「士」才行。而即使是負責戰車後勤、搬運等苦力工作的非戰鬥人員，在韓原之戰以前，應該也罕有野人的身影（不排除有野人淪為奴隸臨時充當的現象，但肯定是個例），因為即使是這樣低級的「權利」，野人也沒有資格享受。這一點倒是不奇怪，軍隊作為統治暴力機器，當然不能讓被統治階級參與其中。
至於參與國政的政治權利，區別就更大了。《長勺之戰》中我們曾經質疑過，已然淪為平民的曹劌怎麼會那麼輕易地就見到了魯庄公，然而無論是親自求見也好，他人推薦也罷，這只是方式上的區別，有一點無可置疑，那就是國人是具有參與國政的天然權利和資格的，對國人來說，國家大事和自身密切相關，他們參與或者說摻和，雖然有些「不合時宜」（畢竟身份地位已然有差），但絕不是「多管閑事」。但顯然，即使是這種國人幾乎「忘卻」使用的權利，也都是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甚至在日常的言行中，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差異，比如秦穆公饒恕「岐下野人」時說：「君子不因畜生殺害小人」，這裡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道德意義上的意思，「岐下野人」不是因為偷吃了馬而有了道德瑕疵，從而成為小人。這個「小人」是指地位，實質是渺小的人、地位低下的人，當時也就是指野人以及奴隸了。而「君子」自然就是上等人的代指，不是因為秦穆公「仁義」，比如晉惠公肯定不仁義，但他也是無可置疑的「君子」，大人物。
正是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野人」一直苦苦匍匐於社會的底層。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時代的變革，「野人」終於開始登上歷史前台，「國人」和「野人」也開始相互融合，可以說，到戰國中後期，二者之間的界限就已經基本消失，「野人」都普遍變成了「國人」。只是這個「國人」，已再不是之前的那個單純的「國人」了。
考察二者之間界限的消失，無外乎幾個主要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血緣關係的崩潰，畢竟這是分封宗法制的根基，只有將它徹底打破，整個社會才會開啟人員流動和錯落雜居的大趨勢。而春秋初期以來，各諸侯國內部普遍上演的爭權、分裂鬥爭以及外部的持續兼并戰爭，都使得社會頂層的眾多貴族大家族開始逐漸走向衰落甚至解體，這一從上而下的變革自然會打破舊有的社會格局，加速國野間以及不同國家間人員的流動和融合。
其次便是經濟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鐵制工具開啟鐵耕時代，農業經濟的進步自然會帶動商業和手工業的崛起，從而加強整個社會尤其國野之間的聯繫，國和野從經濟上逐漸趨向於同一整體。在此大背景下，個人的獨自生存能力和獨立性也逐漸增強，已能逐漸脫離家族而獨自行動，這自然更加劇了人員流動的局面，尤其是野人的流動。
第三是軍事擴張的需要以及時代對「野人」階層的呼喚。可以想見，出於兼并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無論是為了自保還是擴張，都需要大力發展軍備，而隨著戰爭規模的逐漸擴大，兵源不足便成了可以想見的難題。相比於數量有限且尊貴的國人，人數更多且潛力更大的野人自然就成為了時代呼喚的力量，各諸侯國由此全面改革徵兵制度，「野人不當兵」的傳統就此打破，這也使得國野界限逐漸泯滅，國人和野人（庶人）逐漸融為一體。
春秋時期最先這麼做的國家便是「作州兵」的晉國。所謂「作州兵」，就是開始在野人中徵兵，讓野人進入軍隊，成為正式士兵。而這個「州」，最靠譜的解釋應該是：「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結合「諸侯三郊三遂」的說法，效是國和野、鄉和遂的分界線，那州就應該是遂的組成部分，實質屬於野，「作州兵」正是改變國人兵役制，開始實行國人、野人共同兵役制。
其後，諸侯各國也都相繼模仿晉國，改革傳統兵役制度，從而使「野人」全面登場。這可是中國軍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一方面不僅擴大了兵源，解決了歷史發展的難題，使得各諸侯國兵力猛增，同時也直接拉升了戰爭的規模，將戰爭向更高難度和維度的複雜局面漸次推進。一個直接例證就是，春秋時期戰爭規模一般不過是數千、小几萬人，然而到了戰國時期，戰爭已動輒以數十萬計，這便是野人這一群體的數量優勢和戰爭潛力所在。
更深遠的影響是，隨著「野人」的加入，車兵中步卒的數量明顯增加，大幅調整了車兵和步兵的比例關係，從而帶來軍事上的系列連鎖變化，最終使得車兵逐漸喪失作為戰爭頭號兵種的地位，由步兵取而代之，從而為後續步騎兵種成為戰爭主導奠定了基礎。
而晉國「作州兵」的時間，正是韓原之戰發生的同一年。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地說，晉國就是受到了韓原之戰的影響和啟發，這才開始「作州兵」，但這應該是大概率事件。畢竟韓原之戰中三百「岐下野人」的勇猛表現，勢必會給戰爭雙方乃至當時的整個世界都留下深刻印象和啟示。
「岐下野人」的出場，雖然不過是歷史中一次極為偶然的事件，也富有戲劇性，但「野人」這一階層登上歷史和軍事舞台，卻無疑已成為不可避免的大趨勢，這恐怕才是韓原之戰的最大意義。
最後交代一下戰後的情況。晉惠公被俘後又被帶到了秦國，秦穆公對他自然不會客氣，決定殺了他祭天兼出氣。然而秦穆公不拿他當小舅子，穆姬卻不能不拿他當弟弟，雖然她也討厭這個弟弟，但畢竟是親姐弟，不能不救。於是穆姬一哭二鬧三上吊，據說連四個子女都帶上了，威脅秦穆公說：「你早上殺掉夷吾（即晉惠公），我們五個晚上就死給你看，不信你試試。」秦穆公拿她沒辦法，更擔心絕後，而此時周天子（周襄王）也來信求情，大意是說晉侯是我的同宗，多少給點面子。當時晉國國內也因國君被俘的恥辱而仇恨秦國，不排除有攻打秦國的可能。因此秦穆公權衡利弊，最後還是決定放了晉惠公。
死裡逃生、吃一塹長一智的晉惠公終於學乖了些，回國後將河西地區割給了秦國，兩年後又派太子質於秦，終其餘生都沒敢再得罪他姐夫。
然而對於韓原之戰中展現出「神級操作」以致他被俘的大夫慶鄭，晉惠公可就不會再忍耐了，回國後立馬下令殺了慶鄭。在此之前，有人勸說慶鄭趕緊逃跑，然而慶鄭卻沒有採納，他說：「因為我的原因導致國君戰敗，這是嚴重的罪責，我必須要負責。怎麼負責呢？如果國君死在秦人手中，我作為大臣必須要自殺。但現在國君還沒死，我就得等著他回來處罰我，我不能讓國君喪失處罰我的機會。如果我跑了，那不是有失大臣的職責么？」因此安心等待晉惠公回國，然後從容赴死。
慶鄭的心態和抉擇，估計現代人不僅不能理解，反而會覺得他腦子是不是不正常。而綜合其前後的「無厘頭」表現，甚至不排除得出他有私通秦國、是秦國卧底的可能。然而實情絕非如此，這都是時代發生根本性改變以後，不同社會規則和道德標準之間所產生的巨大隔閡和誤會。畢竟西周和春秋這一建立在貴族統治基礎上的社會，已經過去了兩千多年，那些曾經的「貴族風流」已經距離我們太遠太遠，以致後人都已經有些理解不能。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篇《泓水之戰》中詳細分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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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戲劇性的戰爭，戰局在最後一刻徹底逆轉，竟只因一群「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