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傳》為何那麼簡略

看到《管晏列傳》，先賢認為司馬遷略去了二人的主要事迹，而「論其軼事」，認為太史公寫管鮑之交，寫晏嬰贖越石父，無不是借題發揮，以抒發自己的胸懷。

東郭先生承認可能有這個原因，但認為世家、列傳的體例也是原因之一，畢竟在《齊太公世家》中齊桓公那段歷史，管仲生平的大事已經講過；「欒高之亂」那段歷史，晏嬰的生平也是一樣；所以在他們的合傳《管晏列傳》里，兩人的事迹只能選些私人的。

管仲和鮑叔牙在國家大事上，一開始是政敵，管仲輔佐公子糾，鮑叔牙輔佐齊桓公，公子糾失敗後，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成就了齊國的霸業。

管鮑之交

但在私底下，兩人卻自始至終都是很好的朋友，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牙謀事而更窮困，鮑叔牙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牙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牙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牙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的治國理念，太史公引用了《管子》一書的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太史公關於自己略去了管仲、晏嬰生平的主要事迹，而「論其軼事」的解釋也在這些他們的著作上，認為這些著作已經向詳盡的說明了他們的主張，人們想要了解直接來讀即可。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管子》

眾所周知，西漢初年，黃老之術是國家的政治理念，所以《管子》一書是貴族士人的必讀書籍，太史公理所當然，認為不過是常識，但隨著「獨尊儒術」，這書逐漸被邊緣化，普及率和四書五經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更不用說，到了現代，國學傳統早已丟的差不多了。

晏嬰救出越石父後，沒有刻意保持禮貌，招來越石父的怨恨，越石父的話很有意思，和《讓子彈飛》中，花姐用槍指著張麻子的理由一樣，都是對善良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姜文那句「這是什麼狗屁道理」外，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回應。

「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倒是「其御之妻」的勸告很有借鑒意義，無論身居何位，「謙虛恭謹」必不可少，隨隨便便就翹尾巴，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流傳至今的《晏子春秋》一書，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認為是後世偽造的，地位比《管子》更低，人們不過當作奇聞逸事來讀，直到1972年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竹簡本的《晏子春秋》後，才作為先秦名作被人們認可。書中《橘逾淮為枳》、《晏子使楚》曾入選過語文課本。

若不是這本書，晏嬰這麼風趣幽默的人物恐怕就只能淹沒在《左傳》、《史記》的宏大敘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