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改革與中興
首先出場的是大明的第十二位皇帝,隆慶皇帝,明穆宗朱載垕[hòu](公元1537年-1572年)
他本可以安心的當一個太平王爺,奈何兩位兄長早逝導致他只能來到歷史賦予他的機會和任務,加上他的兒子萬曆皇帝朱翊鈞深的嘉靖皇帝喜愛。所以祖孫三代的格局就在嘉靖後期形成。也註定成為一個穩定的過渡。
隆慶朝名臣名將薈萃,陸上與蒙古達成和議,史稱俺答封貢;海上開放民間貿易,史稱隆慶開關;因為這兩項措施,明朝又重現中興氣象,史稱隆慶新政。
登基前的內憂外患使他關心朝局,對他登基後處理政務有著較大的影響。倚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儘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內外得到大治,史稱隆慶新政。 但因為沉迷媚葯,也服這些媚葯助興,導致荒於政事。朱載垕在位6年,因病去世,終年36歲。廟號穆宗,謚號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庄皇帝
短暫的一生結束後,萬曆皇帝開始了漫長而又枯燥的一生,當然,他也是明朝最長的一個皇帝,在位48年,萬曆的前十年因為他還是一個孩童,所以首輔張居正有了他施展抱負的空間,他的政治理想的治國的方略有了展現的平台,開啟了明朝朱明的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的執行。一度使大明王朝又回到了往日的榮光,萬曆中興似乎讓帝國又重新煥發了青春。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督薊、昌、保三鎮練兵鎮守長城,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當然,改革者總是有些妄大的對權利的貪婪,導致了神宗皇帝成年後對他的芥蒂,當然拋開小結不談,張居正在治國和對國家的經營方略上還是偉大的。當然張居正私生活還是比較混亂和奢華,這點,明中期的經濟高度發達,驕奢淫 在那個時代是一種常態,最終他也是縱慾而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肯定張居正,但仍稱他「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
《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張居正提出了「厚農而資商」,「厚商而利農」的經濟觀點。他與工部派來的榷稅使周漢浦探討「始所建榷及後稍異」的原因,進一步闡明道理,暢言:「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通無以濟也。這點經濟政策不得不說抓住社會矛盾根本,從而來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從而來穩定國家正常運行。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講的就是這個時期的事情。確實明中期萬曆前十五年,確實能代表封建王朝對政治鬥爭最好的詮釋。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中期以後,中興似乎結束,並迅速的走著下坡路。
朱翊鈞親政後,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雖然有取得勝利,但是消耗了張居正改革所積存的國庫。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皇帝據說還是個鴉片愛好者,這個時期鴉片已經在帝國的上流社會所流行。
晚期的萬曆皇帝進度怠政期,而且出現了國本之爭和黨爭,然後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
然後軍事方面著名的薩爾滸戰役,導致後金的崛起。所以史書說的大明亡於萬曆就是這麼來的,外部埋下了後金的威脅,內部因為個人喜好引起國本之爭,然後形成明晚期黨爭的局面。最終為帝國的沒落拉開了序幕。
下一篇我們聊明朝的最後一個篇幅,帝國的衰落,也叫日落西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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