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大墓出土戰馬，學者檢測DNA有意外發現，漢朝為此損兵數萬

戰馬是古代軍事戰爭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從商朝的戰車到春秋戰國時期騎兵的大量運用，戰馬的多寡已經成為國家軍事實力的直接體現。

張儀在遊說諸侯的時候，就常常以騎兵多寡來論國力，說秦國「騎萬匹」，燕國「騎六千匹」，魏國「騎五千匹」。東漢的伏波將軍馬援也提到：「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

不過，華夏民族是典型的農耕民族，而馬卻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產物，所以，縱觀歷史，農耕民族常常被游牧民族打敗，戰馬優劣多寡可謂起到了戰爭成敗的關鍵作用。

張儀在提到諸侯列國的騎兵數量時，還特彆強調了「秦騎兵之精，尤為六國所不及，秦國戰馬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秦國之所以戰馬精良，一方面與秦族善養馬有關，另一方面則得益於秦國所處的地理位置。

秦國疆域北接胡人和匈奴，西有戎狄，獨特的地理位置是秦國獲取和培育優良馬匹的天然優勢，也是秦國最早放棄笨拙的車戰而率先建立騎兵部隊的原因所在。秦國出現騎兵部隊是在秦穆公時期，比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早了300多年。

到春秋時期，秦國騎兵已經成為獨立建制的部隊。秦始皇統一六國過程中，騎兵更是起到了關鍵作用。睡虎地秦簡出土的《秦律雜抄》記載了秦國戰馬的徵召標準：「驀馬五尺八寸以上」。

而在秦始皇的祖墳—公元前6世紀左右的陝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推斷墓主為秦景公）中也發現了大量殉葬的戰馬屍骸。

但是，吉林大學和陝西考古研究所的學者在對這些戰馬殘骸進行線粒體DNA檢測後，卻有了顛覆性的發現。

在秦公大墓中出土的10具戰馬屍骸中，共提取出7例線粒體DNA樣本序列，結果表明：有2個樣本序列分布於D世系（歐亞大陸西部特徵），1例樣本與阿哈爾捷金馬序列完全相同,1例與阿哈爾捷金馬序列呈母系遺傳關係。

阿哈爾捷金馬就是我國史書當中記載的汗血寶馬，這表明至少在春秋時期，汗血寶馬就已經被引入到了我國。而在此前，我們普遍認為，汗血寶馬是漢武帝時期才引入我國的。

《史記》曾稱：「西域之跡，始見張騫；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是張騫出使西域，才發現了大宛國，進而得知其「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但秦公一號大墓戰馬DNA檢測結果卻改寫了這一歷史認知，印證了汗血寶馬在西漢之前就已經被引入秦國。

那為什麼漢朝上下對此一無所知呢？

第一是稱呼上的差異。從秦景公到漢武帝，中間相隔近400年，秦國和西漢對產自中亞的汗血寶馬稱謂並不一定存在某種延續性。

第二是數量。汗血馬以「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強」著稱，史載「汗血馬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這對於急於發動對匈奴反擊戰的漢武帝而言，是其組建精銳騎兵部隊的利器。

所以，漢武帝聽聞大宛有這種良馬後，不惜兩次發動對大宛的戰爭，柏楊先生就稱漢朝發動的這場戰爭為「不榮譽」之戰，顯然，漢攻大宛之戰讓西漢王朝背負了窮兵黷武的罵名。

不過，漢武帝對於汗血馬的渴求，並非完全是出自個人喜好，而是希望藉此改良中原馬種以應對匈奴馬。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並非汗血馬產地，漢武帝以數萬士卒性命換來的汗血馬也不過區區1000匹，在經歷「引種—雜交」後，在數量龐大的地方馬種基因的「沖洗」下，純血統的汗血馬很容易消失。

第三是戰爭。上文提到，秦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比諸侯列國更容易從西方獲取優良的戰馬品種，這也是秦國騎兵強大的原因所在。而秦公大墓中的汗血馬屍骸表明，秦國戰馬精良與不斷改良馬種有關。

但是，外來馬數量畢竟太少，在經歷「引種—雜交」後，種馬都歸於消亡，在經歷秦末戰亂之後，即使是改良後的馬種也大量死於戰爭，漢高祖劉邦甚至在全國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樣的馬駕車。

所以，漢朝初期的戰馬，依然還是佔據數量優勢的華夏馬種。直到張騫通西域，漢朝才再次得知汗血寶馬這種良馬，並嘗試引進繁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