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雷知愚送外賣時的自拍照。受訪者供圖
雷知愚（化名），00後，某一線城市的985高校畢業生。2023年，經過多輪選拔，他成為湖北省某縣公職人員，直到2025年6月，他有了一個新身份：兼職外賣騎手。靠著每天下班後2-3小時的配送時間，他一個月送了近250單，額外獲取收入764.4元。
過去幾年，「公務員化身外賣騎手，調研基層真實工作環境」的新聞，不時在輿論場上引發關注和討論，但雷知愚做兼職騎手的原因顯然更加個人化：像做任務一樣接單、送單，「給自己下班時間找些事做」。如果還要算什麼額外收穫，就是在進入多家店鋪後廚後，以後知道該點哪家的外賣。
這樣的想法並非個例。2025年7月，四川省遂寧市一位公職人員送外賣的經歷引起公眾關注，他說，平均每天下班送外賣3小時左右，「像打遊戲，接任務、出發、完成任務、得到獎勵」。
受訪公職人員的年齡集中在90後、00後。他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和周圍人選擇在下班後送外賣、寫作或開網約車，與本職工作的關聯並不大，一方面可能是為了一張演唱會門票、一副墨鏡甚至一塊蛋糕的額外花銷，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是找回一種動力和成就感：「這可能是體制內日常工作體會不到的。」一位受訪者說。
降薪，看世界，認識城市
2025年7月上旬的一天，四川某縣公職人員羅琳（化名）看到四川工會的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條公職人員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從事體力勞動、投稿、自媒體運營等副業的通知，當晚，她下載了外賣眾包軟體，註冊成為一名兼職騎手。
羅琳在兩年前「上岸」進入當地城管執法大隊。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註冊賬號前，她就覺得送外賣「有意思」，且工作時間靈活。她一方面想看自己到底能掙多少錢，另一方面是作為外地人，希望通過送餐來熟悉這座城市，「比如哪個建築大概在哪個位置，周圍環境如何」。
受訪的兼職騎手普遍認為，一天中外賣的高峰期有三個：午飯時段、晚飯時段與接近凌晨的宵夜時段。體制內的工作人員白天要按時上班，如果想做兼職，大多數人會選擇下班吃完晚飯後的3-4個小時。
羅琳所在的城市，一單價格在3.5-5元間，眾包騎手能自行挑選訂單，但也需要拼手速，因此等她吃完晚飯再開始接單時，需要等一段時間才能接上。只是羅琳不會覺得焦慮，如果天氣太熱，或者遇上生理期，她就休息幾天，騎電動車時也不趕時間，安全第一。
7月23日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前，她送了4天外賣。一開始擔心不熟路，她只敢同時送不超過3單，但很快，數字就上升到5單。這座城市不大，騎上電動車走個五六公里就能到達城區邊緣。跑上2-3小時，她總得穿過一些黑漆漆的小巷子，或爬上一些老舊的居民樓。在她給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訂單記錄中，最多的一天，100分鐘內她送了12單，賺了約四十元。
「理想狀態一個月要賺2000元。」湖北省武漢市某銀行員工張華（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23年，張華所在的銀行面臨降薪，他每個月能拿到手的收入，從過萬元降為三四千元。「在這個城市，這個收入很難活下去。」為了還每月1800元的房貸，2024年，張華開始兼職送外賣。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下班後跑夠70元，如果單價高，這個目標可在3小時內完成；如果當天單價低，就需4小時。但張華承認，這個收入需要跑滿30天，很多時候因為加班、太累，他一周只能跑個3-5天，有時一個月只有幾百元。
雷知愚對自己送外賣的收入同樣有個預估：時薪16-20元。一個多月來，運氣最好的一次，他拿過30元時薪，但第二個小時，他的時薪就回落到了十幾元。
如果只是為了掙錢，那送外賣確實不容易。「之前一些新聞說送外賣月入上萬，好像成了很多人不想繼續工作的退路。但現在發現，把這份工作做好也不容易，多掙點錢其實也挺難。」羅琳說。但她依然覺得，自己能通過這一兼職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滿足。與其他工作相比，送外賣接多少單就能掙多少錢，付出馬上就能看到回報，「釣魚有時都會空軍，但送外賣不是，接一單就有一單的收入」。
張華和雷知愚也有類似感受：送外賣的即時反饋感很強，只需考慮接單、送單，不用在意周圍人的想法，此外，兼職時還能騎車到處跑、見到不同的人，彷彿看世界時也換了一個視角。
受訪者提供的兼職外賣收入截圖。
兩種身份，同一個人
羅琳的日常正職工作會涉及下發一些商家的處罰和整改文書，此外，也會對商家進行日常的宣教和巡查。工作時，她穿著制服去店裡，商家不見得會給她多好的臉色，「他們除了做生意，還得應付我們的要求」。但當她接到外賣訂單，要去巡查過的店裡取餐時，商家的臉色反而正常許多。「其實他們根本不記得你是誰，也不認識你。」
張華喜歡自拍。在銀行工作時，對著鏡子拍一張西裝革履的照片；送外賣走進電梯時，又拍一張身穿騎手服或普通衣服、提著食物的照片。這給了他一種奇妙的感受：兩個身份看上去社會地位懸殊，但他也不過是在干著不同職業要求的活兒而已。
10年前還算金融行業的高光時刻，張華畢業進入銀行，從櫃員開始，一步一步成為經理。當時不算績效，他每月基本工資能拿七八千元，但隨後卻遇上銀行利潤逐步下滑的光景，工作量沒有減少，工資大打折扣。張華逐漸覺得，銀行工作成了一種「性價比低」的選擇。填寫數不盡的表格，開大大小小的會議，維持與客戶的人情往來，完成單位的各項行政任務，「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收入卻很少，既有道德方面的焦慮，也有物質方面的焦慮，身心疲憊」。
這種情況下，送外賣反而成了他的寄託。盯著紅綠燈，計算送達時間，看著商家出餐進度，尋找送達目標……每次打開眾包軟體，他都能暫時拋開工作、人際關係與平時生活的煩惱，沉浸在一個個具體的任務中。
即便是「考公熱」的幸運兒，也在考慮做兼職。2023年，李鈺（化名）在畢業季打敗80名候選人，成為重慶某區縣政府業務科室的公務員。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學的是近年熱門的工科專業，但春招時依然屢屢碰壁，直到通過公務員考試後，她才對「體制內」有所了解。「想像中會很重視人情世故，但我們單位氛圍確實不錯，大家更多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干好分內的事情。」
李鈺的工作涉及政府項目的資金申報，平日對接不同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大部分工作也有固定流程。但穩定之餘，她有一種「腳踏不到地上」的感覺：她經手的項目落地要如何惠及百姓？這些實際而具體的獲得感，在工作中難以得到。
「下班躺在床上刷短視頻，刷完確實很開心，但會覺得空虛。」在這種感受下，李鈺開始嘗試在社交媒體上寫小說。寫小說之前，她還想過自己或許還能做家教或者公考輔導老師。於她而言，寫小說重要的不是一份收益，而是來自讀者的反饋、留言和理解。
有受訪的公職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工作後，自己容易被一些「無聊」「內耗」困擾：每月拿四千元左右的到手工資，但個人日常租房、吃飯與生活開銷也與收入差不多；工作中撰寫材料、收集信息、填寫表格、與人溝通等難免遇上不少重複性工作，但這不一定都能感受到工作成果；下班後，由於社會關係不在本地，他們多獨自往返於辦公室和家中，兩點一線的生活也有些「單調」。
送外賣就成了「八小時之外」的調味品。有天下班遇上下雨，雷知愚就覺得，自己既然來做騎手體驗生活，也應該了解在雨中送外賣的感受。「我那天故意沒帶雨衣，直接騎著電動車迎著雨沖了出去。」他感到，衝進雨中那一刻，自己有了一種「征服大自然的成就感」。
張華取餐時拍攝的其他騎手圖。受訪者供圖
交換眼神，確認彼此身份
送外賣近一個月，雷知愚送一單的價格從2.7元降到了2.5元，這意味著付出同樣的勞動，能得到的收入變少了。他說，自己不會長久做這份兼職，報酬只是一個原因，更主要是「為了不無聊」，當這份兼職不能繼續帶來新的知識和見聞時，他就會選擇離開，尋找新的興趣點。
在受訪的公職人員中，只有張華一度產生要把兼職作為正職的幻想：如果外賣平台能給他一樣的福利待遇，比如六險二金和按時到賬的工資，他願意辭職，一直跑下去。但很快他又打消了這個念頭：父母的面子、社會的認可、對未來的確定性以及日後的退休金都讓他難以拋棄手上的鐵飯碗，不升職也沒關係，「我想要的就是一種安全感」。
2025年7月上旬，一條「公職人員禁止干這些副業」的信息開始在互聯網上流傳。據媒體報道，那位遂寧市公職人員兼職的契機，正是來自其任職單位下發了相關公職人員可以做副業的相關通知。但7月30日，南方周末記者聯繫遂寧市紀委，其工作人員表示，經他們核實，紀委與這位公職人員所在的單位尚未發過相關通知文件。同日，南方周末記者又查詢包括中紀委網站、《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相關規定，未發現對「送外賣」「開滴滴」「寫作」這類工作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
目前難以獲知有多少公職人員在下班時間做著送外賣、寫作或開網約車的兼職。
社交平台上，大部分自稱「體制內做兼職」的賬號都沒透露運營者的相貌與個人信息，對於本職工作，他們也多做模糊處理。這些賬號的ip地址顯示用戶來自不同省份。發出數十個採訪邀約後，一些賬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自己做兼職是「想多掙錢」「靠自己勞動取得收入」，但不願回答更多問題；個別賬號稱只接受本地媒體採訪，「因為可以幫社區做宣傳」；有的賬號答應採訪邀約，但不久又稱所在單位認為並不合適受訪，於是不再回應。
保持緘默的另一面，也有人在嚮往，甚至已經在工作之外做著兼職。其中有向單位報備的，也有不報備的。張華的同事在降薪後也會討論送外賣、做代駕或者擺攤的兼職，只是大家形成了一種默契，議論別人，卻不承認自己也在做。他沒把做兼職的情況告訴單位。為了保密，他特地選了一個離單位很遠的地方送外賣，還關閉了手機通訊錄推薦功能。「如果真被發現，我也只能攤牌，希望單位能理解吧。」
2025年，張華在社交媒體匿名發了一條送外賣的帖子，一時間，很多人找上他，詢問他送外賣「如果遇到熟人怎麼辦」；他組建的微信群中，也有近130人，他們討論著騎手這份兼職如何與本職工作隔離。「聊體制內送外賣的好處，比如讓自己更專註、減肥，同時賺點錢。」張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個群的用戶主要是90後、00後，他們來自武漢、杭州和廣州等城市，男女比例各一半。
而在熟人網路更密集的縣城，雷知愚選擇直接告訴身邊同事，「因為一點風吹草動大家就都知道了」。有同事後來和他說，自己也動過類似念頭，過了大約兩星期，他得知一位同齡同事也註冊了眾包賬號，「開自己的車，跟媽媽一起送」。而他的領導也註冊了眾包賬號，「他兒子放暑假了，就想帶孩子一起體驗生活」。
在兼職過程中，雷知愚也幾次遇見了其他部門的同行。這些人往往都有相似的特點：不戴頭盔，也不做防晒，戴著一副眼鏡，長得也很白凈，走近某小區卻不知大門在哪。有一次，他在電梯里遇見另一位公職人員，二人有著相似的打扮，他們互相看了一眼，覺得彼此可能都是做兼職的，說了幾句話，對方就主動告知工作單位。這給一直困在「985畢業生」身份里的雷知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覺得自己脫了『長衫』出門，才發現原來外面已經有很多人在『裸奔』了。」
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李佳珩 蔣宇恆
責編 何海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