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當代家庭之困

《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 吳琪 王珊 著 三聯書店/生活書店

吳謝宇弒母案自2016年曝光以來，在坊間引發強烈且持久的反響。在所有報道中，記者吳琪和王珊所寫的長篇紀實《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無疑是最全面、系統和深入的。這篇報道的價值一方面根植於吳謝宇案，另一方面遠遠超出該案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學味道和深刻的社會反思意義。

從吳謝宇案本身來看，這篇報道深度揭示了吳謝宇所處原生家庭的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但是，當把吳謝宇的家族史和核心家庭以及教育放到顯微鏡下來打量時，我們看到的更多是這個家庭的特殊性和罕見性。即使是這類家庭，也不會必然發生弒母弒父悲劇。但《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的讀者對吳謝宇或其母謝天琴不由自主滋生某種「代入感」，在這對母子身上，他們多多少少發現了自己的影子。這些普遍的「代入感」，不只是源於具體的原生家庭，更可能源於時代變遷對家庭的深刻再造。

改革開放為城市化和流動性注入了強勁動力，中國社會迅速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自然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家庭，在這個過程中無可奈何地承接所有這些變遷帶來的動力和壓力。對於在農業社會大家庭氛圍中成長，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組建核心家庭和養育子女的中年人群如吳志堅（吳謝宇之父）、謝天琴來說，很難不滋生出各種前所未有的「糾結」來。

首先，核心家庭的自我定位模糊化。在快速的社會變遷和多元價值觀的衝擊下，傳統父母角色和教育方式面臨諸多挑戰。直觀地看，這讓父母在子女面前變得無所適從；更深層次地看，這種衝擊也會影響到作為質疑者的子女身上。對生命的珍視、對社會化的接納、對社會繼替責任的擔當，這些都成為他們反思家庭關係與自我認知的對象，致使「社會繼替」在很多家庭中變得難以「繼替」。

其次，家庭面對專業知識湧入無所適從。過去四十多年來，無窮無盡的福柯意義上的「人的科學」進入家庭。傳統的「育兒」和「教育」模式不再有效，合格的父母一定是掌握並能熟練運用各種相關專業知識的父母。在專業知識的指揮棒下，很多家庭因為在如何育兒的問題上存在分歧而製造出大量的代際矛盾：一方面，年輕的爸爸媽媽需要依賴上一輩來幫助自己養兒育女，另一方面又對上一輩的養育模式大加撻伐。

複次，家庭功能出現社會化和偽社會化的矛盾。相比於傳統，今天的家庭一方面是功能的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功能的分解和社會化，如養育、教育、福利、職業，都被不同的社會專業機構所接納。一言以蔽之，學校教育主要是應試教育和專業教育，或者更為直接地說是「卷」的教育。不僅如此，學校還將「卷」的緊張感植入家庭，「綁架」家長，逼迫家長不得不拚命地迎合之。吳謝宇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教育的典型，「成績好」是學校和家長對他共同的也是唯一的要求。這可以理解為家庭教育功能的社會化未能取得成功的體現。

最後，在當代既分且離的核心家庭中，父母即使有心，也無法全面承擔起對社會人而言不可或缺但學校無意承擔的為人教育了。相較於「分而不離」的大家庭為「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的「身教」提供了條件，當代核心家庭之間空間距離遙遠，就如吳志堅和謝天琴各自的父母之家與他們在福州的小家之間的距離。在兩代人的核心家庭特別是獨子的核心家庭中，無論是哪一代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單面的，父母只是「父母」，無以同時為「子女」，子女只是「子女」，無以同時為「父母」。而且，因為只有兩代，核心家庭的重心必定是子女，子女是家庭的本位。

如何面對這種困境？跳出吳謝宇案來反觀吳謝宇案，對我們而言，有三重意義：一是不同時代的家庭有不同性質的糾結；二是當代家庭有其在歷史上獨特但在當代普遍的糾結，我們就處在這些糾結中；三是我們能做的，是直面這些糾結，積極探索走出糾結的合適道路，期待我們自己也讓我們的子孫能夠生活在玫瑰色的而非苦難的共同體中。

這正是吳琪和王珊兩位記者的工作價值所在。

(作者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肖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