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傷
在六先生身邊那些年，我學習到一件事：不管做什麼事，都要認真地去做。
六先生從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到最後能以英語對答如流，都是因為他認真地去做、去學。
六先生後來能夠那麼長壽，也得益於他很有規律地健身，如學練太極拳等。他的那種毅力，不是一般人能擁有的。
坐上他那輛勞斯萊斯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后座那盞小燈看報紙。他愛看的只有《星島日報》。我問他為什麼只看這份報紙，他說："時間已不夠用了，世間發生的大事只有那麼幾件，看一份報紙已經足夠了。"
六先生也有自知之明。他上了年紀後，知道自己的記憶力一定會衰退，就在西裝的口袋中裝上一盒硬卡紙。那是四角鑲金的牛皮硬板，中間塞上白色的紙張，他一想起什麼事，即刻用鉛筆記下來。他的字寫得很小，但非常用力，常常透到第二張紙上。做過什麼承諾，他一定會記下。
回到辦公室里，他就叫秘書把小紙片上寫的事輸入備忘錄。他有兩個秘書，一個專記中文，另一位專記英文。英文秘書是位來自英國的女士，用的是速記的方法，用蚯蚓一樣的符號迅速記下他的一言一語。
六先生還有厲害的交際手腕。六先生很愛開派對，他在片場中建了一座別墅，但自己並不住進去，只是用來宴請一些嘉賓。別墅中也有家豪華的戲院，常放映一些新電影。那些電影都是未經電檢處審核的，像《巴黎最後的探戈》(1972）一類的，片中的大膽鏡頭也沒被剪掉，常被觀眾津津樂道。大家都感到被邀請到這裡觀影是一種榮譽。
他吃的東西非常粗糙，家佣們做的餐也照吃。六先生認為，西方人都不太會吃。他用的餐具倒是很講究，比如，他有一隻此前沒人用過的魚翅碗。這隻碗有可以擰緊的圓形銀蓋子，下面可點蠟燭加熱，這得到了"洋人"的嘆賞。
他喜歡喝一種叫 Pouilly - Fuisse （普伊﹣富賽）的白葡萄酒，一箱箱地往家買。當年那酒也便宜，但外國人朋友感覺非常高級了。
設宴之前，他一定自己走一趟，檢查會場有什麼不妥。我曾認為這是浪費時間的事情。一次，他檢查時，剛好發現一個銀幕的控制開關壞掉了，轉頭跟我說："要是沒有親自看過，到時候從哪裡找電工來修理？"
六先生邀請的嘉賓名單上也不乏政府要員。和這群人熟絡後，遇到什麼行不通的事，他便會叫秘書打一個電話去，但凡不是為難的事，大家都會給個面子。他宴請這群人當然是有目的，但也不是每一個大人物平時都肯花那麼多時間來做這些事，可以說他是用心良苦吧。
在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邵氏片場每年得製作四十部電影，才夠維持一條院線的運營。六先生說："什麼戲都要拍，這種題材的戲觀眾看厭了，就換拍另一類的。觀眾永遠不會滿足，永遠要用新的片子來餵飽他們，這樣我們才能生存。"
"那得拍些什麼呢？"我問。
"什麼都可拍，就是不能拍觀眾看不懂的，不然他們會背叛你。"他說。
六先生的眼光很准，也許是他在這一行已經做了很久的緣故吧。
"萬一有一部失敗了呢？"我問。
"很少有萬一的情況。"他說，"就算有萬一，票房不會騙人。如果第一天放映時沒有人去看，那麼就得馬上換片，保住這塊招牌最要緊。"
後來，他還叫人在片尾添加上一行字幕："邵氏出品，必屬佳品。"
年輕人都喜歡看一些帶藝術氣息的片子，我年輕時也對電影有一點兒所謂的抱負。我跟六先生說："一年拍四十部，就算有一部有藝術性但不賣座的片子，也不要緊呀。"
六先生笑著說："一年拍四十部，為什麼不四十部都賣座，一定要其中一部虧本呢？"
"好萊塢也是商業電影為主，但他們的作品也有些是很有藝術性的，市場也能接受的呀。"我抗議。
"你知道他們的市場有多大嗎？"他反問，"當我們也有這種市場，我也肯拍一兩部來試試。我不是沒有失算過，在觀眾看厭了黃梅調時我就轉拍刀劍片，當觀眾看厭了刀劍片我就轉拍功夫片。總之，動作片最為穩當，從默片《火燒紅蓮寺》開始就是這個定律。"
"要是觀眾把武俠片也看厭了呢？"我追問。"那就得拍其他片了。"他說，"如果你愛電影，像我那麼愛電影的話，你就會了解，你想在電影行業中多忙幾年，什麼題材都得拍，就是不能拍藝術片，那是另一種人才拍得好的。我是商人，做商人就要做到底，不能又想做藝術家，又想做商人。電影這一行，是'燒銀紙來討好觀眾'的，不'燒銀紙'的話，就很難賺到觀眾的錢。"
也許，"燒銀紙"這句話是造成後來邵氏電影沒落的致命傷。
合作片
在20世紀60年代，邵氏不止雄踞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在中國香港地區也有幾十萬畝的土地，建了片場。
各位如果有機會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走一趟就會知道，邵氏在新加坡的幾棟商業大樓都建在最好的地段；馬來西亞的大城市不必說，連小鎮里都有邵氏的戲院。在最早期，那些小鎮只有一條大街，而戲院的位置就是在大街中央。小鎮繁榮後，大街中央的地皮當然變成最有商業價值的，它們都由邵氏公司擁有。
邵氏的電影發行到東亞、東南亞的很多個國家和地區，除日本外，韓國、菲律賓、柬埔寨的最大發行商也都爭著買邵氏電影的版權；在越南，在戰爭前的最後時刻，民眾還是擠著去戲院，生怕以後沒有電影看了。
邵氏"東方好萊塢"的名聲就此建立。美國的權威雜誌派人來採訪邵氏，報道文章在雜誌中佔了多頁版面。其中一張照片是六先生把他的勞斯萊斯駛進片場，站在車旁，身邊環繞著百多位明星。
西方的製片人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紛紛前來要請六先生投資他們的電影。這其中有一位是小艾倫·拉德（ Alan Ladd Jr .)，他父親拍的《原野奇俠》( Shane )(1953）當時很多人不會忘記。拿著這塊招牌，小艾倫·拉德來到香港，奉上一個劇本，請六先生投資。六先生把劇本拿來給我們看，好傢夥！這是一個充滿色情、暴力的科幻題材電影，片名叫《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 )(1982)，男主角已內定了在《星球大戰》( Star Wars )(1977）中有過精彩表現的哈里森·福特（ Harrison Ford );導演則是雷德利·斯科特（ Ridley Scott )。雷德利·斯科特拍過的《異形》( Alien )(1979）被稱為最接近斯坦利·庫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劇本的娛樂性豐富得不得了。"我說，"為什麼製片人還要在好萊塢以外找投資者？"
"我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六先生說，"他們回答，在好萊塢，大公司一投資影片，便在拍攝上有諸多的條件和限制，意見多多。小艾倫·拉德和導演簽的合同明確了在創作上有自主權，所以他來找我。"
這也就意味著，天文數字的金錢投了進去，卻一切不能過問，所得的只是在字幕上打出的投資者的名字。聰明的六先生因為在之前投資的《地球浩劫》( Meteor )(1979）上"損過手"，所以在合同上加了一條："電影發行後的第一筆收入，首先歸還投資者。"
這部片子後來成為科幻電影的經典之一，但導演為了創造獨特的風格，把電影拍成科幻片中的黑色作風（ Film Noir )，刪剪了劇本中的許多情色與暴力的鏡頭，劇中整天下著雨，陰沉沉的。這片子在票房上是失利了，但賺得很多影評人的讚許，成為科幻片的經典，在藝術上的成績高過《異形》。
但是，六先生沒有虧本。各位在片頭片尾上，還是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其實，六先生的野心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開始顯露了。有一天，從美國的好萊塢寄來二十幾個木箱的資料，六先生叫當年到港學習製作的三先生的大兒子邵維錦和我去打開來看。物品是米高梅公司寄來的。
木箱裡面塞滿了影片製作之前的準備材料，除了幾個版本的劇本之外，還有數不清的研究報告，如香港數十年來的天氣報告，等等。
原來，這是《大班》( Tai - Pan ）一片的服裝和道具分析報告，六先生準備拍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本來是米高梅公司想拍的，但因為種種問題沒有拍成。六先生從米高梅公司的手中買下這部戲的版權，連帶它的一切資料。
好萊塢方面跟過來幾個資深的製作人，由我帶著到香港的各個小島去，考察在哪裡可以呈現出早年香港的港口面貌。六先生雄心勃勃地要把這部電影拍成一部可以在全世界發行的大製作。
拍這種電影需要一個"巨星"，六先生看中的是史蒂夫·麥奎因（ Steve McQueen )。於是，六先生和他的經紀人約好在一家酒店見面，然而對方竟然沒有出現，這等於摑了六先生一耳光。一氣之下，他打消了製作這部電影的念頭。這是甚為可惜的一件事。
其他的合作片項目繼續進行。最早找上門來的是英國的漢默電影公司（ Hammer Films )。這家專門拍殭屍片的公司和六先生一拍即合，合作了《七金屍》( The Legend of the 7 Golden Vampires )(1974)0平平。對方因為有邵氏在製作方面的支持，省了不少製作費；邵氏把它當成是四十部片中的一部，也沒多花什麼錢。
漢默電影公司同時拍了一部叫《奪命刺客》( Shatter )(1974）的懸疑動作片，選用了過氣的好萊塢明星斯圖爾特·惠特曼（ Stuart Whitman )。由於劇本沒有做好，漢默電影公司又炒了導演魷魚，後來是老闆邁爾克·卡雷拉斯（ Michael Carreras ）親自上陣把片子完成的，最終的出品當然是"不湯不水"的失敗之作。
合作片的成績都不理想，西方製片人只是想占點兒小便宜。邵氏自己投拍的動作片《天下第一拳》(1972)，反而在西方賣了個滿堂紅。西方的發行商看亞洲的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總覺得在拍攝和剪輯上亂來，讓人看得頭昏眼花。他們看中這部戲，是因為來自韓國的導演鄭昌和，在手法上按照好萊塢的規矩，鏡頭一個個交代得很清楚。這部電影很像西方電影，觀眾一下子就接受了。
這部電影首先在義大利賣出了好票房，接著在世界上多個國家發行，成為邵氏在海外最賣座的電影之一。
海外嘉賓
邵氏製作的《天下第一拳》(1972）在義大利發行時改名為《五根手指的暴力》，取自片中主角用"鷹爪功"挖破對手肚子的場面。西方觀眾從沒看過這樣的動作片，大呼過癮。
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馬格赫特（ Antonio Margheriti ）抓住這個機會，請《黃昏三鏢客》( TheGood , the Bad and the Ugly )(1966）中的李·范·克里夫（ Lee Van Cleef ）和《天下第一拳》的男主角羅烈拍對手戲，推出了《龍虎走天涯》( The Stranger and the Gunfighter )(1974)。這部電影在香港發行時，發行商覺得片名太長，於是改為 Blood Money (《血錢》)。
李·范·克里夫來港時已深深中了酒精的毒，手中一定要有一瓶伏特加，一天喝數瓶，常喝得不省人事。他的頭已禿，如果他演反派的話，禿就禿吧，沒什麼要緊的，但演正面的英雄，其形象就不佳了。好萊塢的團隊為他做了一個完美的頭套，那是個圓圈圈，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樣長短的假髮。為什麼那樣做？方便他戴！他只要把頭套往頭頂中間一貼，就能遮住那禿頭。每次輪到他上陣，我都要去把他扶起來，忍受著他那奇臭無比的口氣，把他拉到鏡頭前面。說來也奇怪，導演一喊" camera "，演員的天性就自動地發揮出來，不管有多醉，他都能把戲完成。我一向感嘆，做演員天生就要有這種才華。
另一位主演是羅烈。他來自印尼，是位祖籍福建的華僑。我早在第一次來港時就和他成為好友，當年他和午馬兩人是好友，常黏著張徹蹭免費餐。羅烈有一身強壯的肌肉。有一次，六先生還按著他手臂上的那塊"老鼠肉"，開玩笑地說可以拿一百萬港元來和他交換。
羅烈是位好演員。他控制不了眼部神經，眼角會不停地跳動，看起來像在不斷眨眼。可是一站在鏡頭面前，他的眼睛即刻發出光芒，眼角也不亂跳了。
邵氏影城是一個巨大的工廠，在這兒工作的人都是一顆顆小螺絲釘。邵氏出品的片頭上的監製字幕，不管片子實際是誰負責的，都輪流地掛著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名字。
越早知道這個事實越安心。我在邵氏的那些年，銳氣已被磨光，此後沒能有什麼作為，是我一早就接受的了，好玩的是其中交往的各種類型的朋友和解決製作難題，以及出外景時的樂趣。
慕名來這"東方好萊塢"的人的確不少，可能是因為我精通外語，招待嘉賓的任務都交給了我。我印象最深的是摩納哥國王和王妃。來影城參觀時，他們兩人已上了年紀，都有點兒發胖。葛麗絲·凱莉（ Grace kelly ）大概還對電影念念不忘，來到香港說什麼都要來邵氏影城走一趟。我帶著他們四處走，王妃看到有劇組正在拍攝非常感興趣，問長問短，國王則甚少發言。這時，方小姐一派人紛紛不懂禮貌地擠上來要和王妃合照，我要阻止已來不及。王妃只是略略皺一下眉頭，但自始至終保持著王室風度，此事我記憶猶新。
當年喜劇演員丹尼·凱（ Danny Kaye ）也來了，帶著的是他的"太太"-﹣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太太"喋喋不休地罵這個罵那個，被丹尼·凱大喝一聲才住聲。若非親眼所見，我真不會相信丹尼·凱是個同性戀者。另一個喜劇演員班尼·黑爾（ Benny Hill ）就正常得多，不過可能是這一行的飯吃得太久了，凡一對著鏡頭，他即刻發揮喜劇才能，做些鬼臉才肯罷休。
前來拍戲的彼得·庫欣（ Peter Cushing ）又高又瘦，整個人保持著英國紳士的形象，溫文爾雅，說話也很小聲。他告訴我他的名言："誰會想看我演哈姆雷特？很少吧？但有幾百萬人都想看我扮殭屍殺手，我當然也樂意扮演。有時候觀眾會覺得我是一個怪物，但我從來沒有扮演過那些角色，我演的只是殺怪物或製造怪物的人。
"其實，我是很溫柔的人，我連一隻蒼蠅也沒有殺過。"
"那你平時喜歡做些什麼？"我問。
"我喜歡用望遠鏡觀察鳥類。"這個答案是我預料不到的。
德國拍藝術片的導演維姆·文德斯（ Wim Wenders ）也來了。他老是問我："你們為什麼不拍一些可以參評大獎的電影？"
我老實地回答："我們不會呀。"
彼得·博格丹諾維奇（ Peter Bogdanovich ）也來了。他是影評家出身，早期導演的電影，像《最後一場電影》( The Last Picture Show )(1971)，得到過無數人的讚賞，後來也拍了一些賣座的好萊塢片，像《愛的大追蹤》( What ' s Up , Doc ?)(1972)。他本人言語無趣且自大，一直說他有多少個管家。在美國有管家的人是不多，但無須向我這種年青小輩炫耀吧？我和他一起吃飯時，更多是看他的太太斯碧爾·謝波德（ Cybill Shepherd )。他太太當年的確是一個大美人。
來邵氏片場的也不全是演員和導演，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位記者，一個叫奧琳埃娜·法拉奇（ Oriana Fallaci ）的義大利人。當年我還不知道她是一個厲害人物，只是和她很談得來。後來，我去羅馬旅遊時也找過她，請我吃飯時她喝醉了，說起她當戰地記者時出生入死的經歷。看到我不相信的表情，她馬上把衣服脫了，身上傷痕纍纍，我不得不服。
第二代
三先生有兩個兒子﹣﹣邵維錦和邵維鋒；六先生也有兩個﹣﹣邵維銘和邵維鍾。他們都是"維"字輩，名字之中有一個金字旁。
維銘像媽媽，很有"福相"，一直笑嘻嘻的，曾被六先生派到香港學製作。他覺得，那麼辛苦做事幹什麼？在新加坡享清福多好！住大宅，出入有人接送，新加坡小食也好吃，不一定要來香港享受鮑參肚翅。到香港待了一陣子之後，他向六先生說還是新加坡發行的工作較適合他，很有技巧地"告老還鄉"。
維鐘的樣子和六先生一模一樣，不笑的時候令人望而生畏。他來到香港時，已是方小姐掌權邵氏的年代，一切支出都是她來批准。維鍾在香港住了一陣子之後，說薪水太少了，再下去可能要向方小姐申請" per diems "了呢。" Per diems "是每天出差津貼的意思，外國工作人員來港，除了工資之外每天都可以領取一定數額的零用錢。
兄弟兩個都是聰明人，沒有正面與方小姐發生衝突，只吵著說不再住下去了，六先生也沒法子。
三先生的大兒子邵維錦就比較喜歡電影製作這份工作，帶了太太及兩個小兒子舉家來港，用父親的錢在影城對面買了一間豪宅。他出手闊綽，又買跑車又買遊艇，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
邵維鋒是和哥哥同時來的。他是邵氏第二代中長得最英俊的成員，人很高大，性格又和他母親一樣溫和，尚未結婚，個人條件非常好。
但對愛情專一的他，早年邂逅了一位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之後便一直和她在一起，絕不在外拈花惹草。
家裡對他這個對象是持反對意見的，都認為他可以娶個富家小姐。那時候，邵氏也和許多新加坡的大家族結交，後者的女兒們都願意嫁給他，但維鋒從來不看她們一眼。他平時喜歡跟著哥哥出海釣魚。
平日在片場中，他愛結交各個部門的小人物，向他們學習各種技巧。其中，他最好的朋友是負責爆破果的阿劉，兩人時常結伴出行。外國的攝影隊來港時，一有爆炸場面他就跟著去開工。
有一次，阿劉在製造炸藥時發生意外爆炸。在最緊急的關頭，邵維鋒一個人衝進去，把阿劉搶救了出來。阿劉住院時，維鋒每天去探望，等他康復後仍舊跟著他開工。
維鋒穿著隨便，任何一個人在片場中遇到他都不會聯想到他是大老闆的兒子。為了方便出行，他買了一輛日產二手車。對這輛車，他非常愛惜，去到哪裡都離不開這輛破車，到最後回新加坡時還千方百計地把車子運了回去，修理完了再修理。
回到新加坡後，邵維鋒繼續和那位英文名字叫 Diane 的空姐來往。後來， Diane 生了一場怪病，手指和腳趾的關節腫了起來，行動更是不便。此時，家裡人又催他娶別的女孩子。維鋒平時很孝順，很少違反父母的命令，此時卻堅決地拒絕。
這段關係一直維持了幾十年，到了最後， Diane 已經不能走動，去看病時，維鋒照樣駕著他那輛破車，替她打開車門，抱著她去看醫生，一直不離不棄。這種情愛，寫成劇本，也沒有幾個人會相信吧。
Diane 的母親叫沈雲，是演員金峰的太太。金峰是潮州人，與沈雲在演舞台劇時認識並結婚。金峰也曾紅極一時，和多位明星合作過，如鍾情等，但也從來未搞出過緋聞，是位好好先生。
在1971年，作為邵氏基本演員的金峰參演了韓國導演申相玉執導的《啞巴與新娘》，憑此得了第九屆金馬獎最佳演員特別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親是中國電影化妝界的一代宗師方圓。方圓是典型的藝術家，蓄了全白的鬍子，每日修剪，是一位美髯公。他曾在《船》(1967）一片開始時登場，如果大家重看此片便能見到他。
金峰和我合作過《遺產五億元》(1970）一片。在日本拍此片時，我們每天用潮州話相談甚歡。沈雲則在拍《女校春色》時和我成為好友。
沈雲是位賢妻良母，供兒子到美國波士頓去留學。第一次飛去探望時，兒子說給她一個驚喜，還準備了被單和野餐用具。沈雲問，這是要去哪裡，兒子也不答。
兩人一路走到一個寬闊的公園，找到一角，兒子鋪了被單，讓母親躺著，看天空中的雲朵，旁邊有一支交響樂隊在露天表演。這種情景在香港何處覓？沈雲愛上了波士頓，於是舉家移民，在那裡開了一家中國餐館謀生。由於餐館食物味道出眾，許多美國的知名人士都前去光顧，不久就成為當地名人聚集的場所。
後來，方圓和金峰相繼去世，沈雲聽到女兒 Diane 在新加坡走了的消息後就回來了。邵維鋒為她買了一間豪華公寓讓她安享晚年。
維鋒現在在幹什麼？他仍在邵氏大樓里上班，做電影發行的工作。到了假期，他會和他最好的法國老友出海釣魚，過著平凡又悠閑的生活。
【蔡瀾（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潮州，後來定居香港。中國作家、美食家、電影監製、主持人，與金庸、倪匡、黃霑並稱「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開講啦》特邀講師，《舌尖上的中國》《風味人間》總顧問。吃喝玩樂無不在行，文學、電影、書法、金石樣樣精通，被無數人奉為人生典範。著有《我喜歡人生快活的樣子》《學做妙人》《人間好玩》《人間清醒》等。】
